國民黨為何失敗：黨員不遵黨紀，入黨為權勢

來源 / 鳳凰網歷史

本文摘自《黨員黨權與黨爭（從組織角度考察國民黨為何失敗？共產黨為何成功？） 》 作者：王奇生 出版：華文出版社

蔣介石 資料圖

1927年3月6日晚8時，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在上海環龍路26號與中共總（zong）書（shu）記陳獨秀閑談。在座的還有鈕永建、楊銓、羅亦農等人。

吳問陳：「你定中國實行列寧式共產主義需要若干年？」

「20年！」陳毫不遲疑地回答。

吳作駭極之狀。羅在一旁似怪陳過於直率。

合座默然。

吳即亂以閑語曰：「由此，國民黨生命止剩19年了。前時總理答越飛，國民黨國民革命完成，應需三十年。若你們共產黨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國民黨的生命太快了一點，應當通盤商量才好！」

這一場景對話，出自吳稚暉於「四一二政變」前夕向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提交的彈劾共產黨文。當年陳獨秀「二十年」之說，也許只是國共朋友之間私下閑聊之語，吳稚暉卻以之為清黨反共的借口，顯然有借題發揮之嫌。而陳之閑語在22年之後竟成現實，恐是當年吳稚暉和陳獨秀均未曾預料的。

不過，就國共在北伐時期的組織實力而論，兩黨若僅以組織對組織，以運動對運動，僅「文斗」而非「武鬥」的話，共產黨取代國民黨的時間可能還要提前許多。1924年改組以後的國民黨，雖然在組織形式上師法蘇俄共產黨，實際只學到半套表面功夫。中共以一個數百人的小黨、幼黨，加入到一個幾十萬人的大黨、老黨之中，僅用兩三年時間，即反客為主，「容共」幾乎逆轉為「容國」。倘非蔣介石斷然以武力清共，國共之間或許早已和平演變。

1927年4月18日，前排左二起：蔣介石、胡漢民、蔡元培、吳稚暉等在南京政府成立典禮上

1927年後，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師法蘇俄實行一黨專政。但此時的國民黨實際上根本不具備專政的社會條件和自身實力。中共執掌全國政權時，擁有600多萬黨員，其中脫產幹部331萬人（1952年），到1958年，黨員人數增至1300餘萬，脫產幹部增至792萬。以如此眾多之黨員幹部，共產黨尚感不能滿足其新政權組織建設的需要。而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之初（1929年），普通黨員僅27萬餘人，到1937年，亦不過52萬餘人。1929年，南京政府僅控制了約8％的國土和20％的人口；抗戰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區和人口分別增至25％和66％。但這種控制實際上是非常脆弱的。由於黨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將政治觸角囿限於上層和城市，縣以下農村基層社會任由土豪劣紳和地痞流氓打著其旗號胡作非為；另一方面，大量吸納北洋舊官僚進入其各級政權系統，使北洋官場舊習得以在新政權中延續下來。

抗戰時期，國民黨的組織規模得到空前擴張，但大多數黨員只是掛名黨籍。黨不能在農村、工廠、礦山、鐵路以及其他部門中建立深厚的組織基礎，也不能在民間團體和社會組織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領導。40年代的國民黨幾乎喪失了作為一個政黨的基本組織機能和活力。1941年，「閻錫山對其左右明言，以後國民黨、共產黨與汪偽三方面之成敗，共黨則為六分之三，汪逆則為六分之二，國民黨則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

國民黨始終未能建立一個具有嚴密滲透性和強大內聚力的政黨組織體系。國民黨政權的支撐力量不是黨員和黨機器，而是軍人和武力。在黨、政、軍三者之中，黨的力量最為脆弱。無論戰時抗日，還是戰後「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黨部，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軍隊；收復某一個地方，最先到達的首先是軍隊，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黨部。而共產黨則相反，黨的力量往往成為軍政的前鋒，攻佔某一地區，最先打入的首先是黨組織，然後軍政力量跟進；從某一地區撤退時，即使軍政力量退出後，黨的組織仍然留下來繼續戰鬥。在共產黨那裡，黨充分發揮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國民黨那裡，黨完全淪為軍政的附庸。

國民黨執政以後沒有觸動既存的社會結構。國民黨不是派遣和選拔政治上合格的黨員進入各級政治和社會機構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點，也不是培養黨員成為社會各界的楷模，以贏得民眾的信仰和擁護，而是不加甄別地網羅舊的社會權勢力量加入國民黨。那些人戴上國民黨黨徽，只是為了繼續保住其既有權勢資源和維護舊的社會政治秩序。

在社會整合方面，國民黨的組織和影響也未能深入到社會底層和輻射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資料顯示，國民黨在廣大農村基層社會的影響甚至不如鄉村教會組織和秘密社會團體。以四川為例，該省哥老會的勢力和影響遠遠超過了國民黨。黨和政府的許多政策措施只有在取得當地哥老會首領的首肯後才能推行。

蔣介石秘密特務組織活動之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強化了人們對國民黨法西斯強權政治的印象。國民黨黨機器的軟弱無能，與其特務活動的猖狂肆虐，形成強烈的反差。美國學者易勞逸認為：「國民黨政權在本質上是矛盾的：它時而專橫暴虐，時而又虛弱妥協。在獨裁的外觀之下，其權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對一支佔優勢的軍事力量的控制。」事實上，國民黨的專橫暴虐，與其軟弱無能是相因相成的。蔣介石依賴特務實行控制，與其說是其鐵腕權力的表現，不如說是他在黨機器軟弱無能，無法控制政治和社會局面之下的無奈之舉。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團，均是蔣介石痛感黨機器軟弱無能而不得不另起爐灶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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