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鄙談文學
我為什麼鄙談文學
文、沈徹
也許很多朋友發現了，我在生活中和閑聊中很是鄙談文學和藝術，偶爾有朋友跟我提起來，我會很不屑地說一句：屁的文學藝術！哪有什麼文學藝術！
這不是我今年的狀態，早在好幾年前我就是這個狀態了。我之所以不願意聊這個東西，並不是我看書少，也不是因為我沒有靈性，而是因為想跟我聊那些東西的人，其實都不懂文學。
記得前幾年，網上有很多人在糾結「純文學」的事。什麼是純文學，我到目前還沒有搞清楚，也可以說我早就搞清楚了，純文學就是偽命題，不存在這個東西，也可以說存在這個東西，自創流派嘛，嘩眾取寵嘛，做一本書，然後搜集一點兒自認為的「純文學」來填充和勉強搜刮所謂「純文學」的共性，也未為不可。
但是，今天，我竟然有點兒認真地聊了聊我對於文學的看法。嚴格來講，我的哲學思想是後現代荒誕主義的不可知論。對於文學，在寫點兒什麼，也漸漸成為一個荒誕的後現代主義。記得我十六歲開始寫文字，那時候寫的，如果生硬地歸類，最早的那本小說《太陽之子》，可以說是一個批判現實主義的東西，再到後來寫的《狗的人性美1》，朋友給的評論是浪漫主義，我個人的觀點是現代主義。寫《狗的人性美2》和《一隻蟑螂的奇幻「人」生》，前者是荒誕的魔幻現實主義，後者大約也是。當然，以後我會寫什麼，要看我的心情了。
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我寫的東西會從十六歲開始，有如此多變的風格，甚至從文風上，用詞上，完全看不出是我一個人寫的東西來？或許有人會說，原因是我年紀當時還小，沒有定型，寫的也不夠好，並不是這樣的，我到現在都沒有懷疑過我十六歲時寫的東西有什麼不好，不管是從小說的結構還是修辭還是口吻，它都是現在的我無法超越的。這裡頭有另外的原因。
原因是我的經歷越來越豐富。而我的經歷的豐富也決然不是讓我能夠更加體會生活的苦難和快樂的，而是目前的中國為我創造了這樣的條件。我今天跟這個朋友聊是這麼說的：
中國目前是什麼情況？在這個特殊的環境中，有一部分中國人是活在西方的中世紀的，有一部分中國人是活在西方的啟蒙時代的，還有一部分中國人和美國人的生活沒多大區別，他們的思想和追求，甚至對政治的理解和訴求完全到了那個層次。目前可以說是一個混亂的時代，在這個國家能夠看到各種各樣的生活狀態，一個又一個的活靈活現的生活嘴臉在西方的文藝復興時代的文學思想啟蒙時代的文學二十世紀的現代以及後現代主義文學中都能夠找到活生生的樣子。
我前幾年思考文學和時代關係時，就已經注意到了中國目前的狀況，我的經歷因為時代，也因為個人的偶然，就是從西方中世紀路過思想啟蒙走到了後現代。我是個對生活和人特別敏感的人，我的敏感讓我思考到，文學是否真正高於生活？文學是否真的能夠做到回饋社會......我所思考的答案就不聊了，我想說的是，每次思考這個問題，我都能夠得到更深刻的自我反省，也能夠變得對於文學更加謙卑和驕傲，謙卑是因為敬畏過去那些文學家的成就，並且不敢於去打擊目前所有文學創作者的熱情；驕傲是因為敢於去否定文學的高峰，並且敢於去鄙視那些活在歷史上一次又一次文學高峰夢幻中的人們。那些可笑的和現代社會脫節的人們啊，但是，反過來講，他們並不可笑，他們在偌大的中國所賦予他們的圈子中，在已經固化的他們自己的思想狀態中，也非不能創造出一種別緻的美學，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
所以，在生活中，如不能遇見一個像我這樣敏銳的而且算是一個知識結構複雜的人，我是難以同他對話文學的。並且，我因為個人性格的問題，不願意跟人特別的爭論，尤其是不願意當面跟人高談闊論。在西方，我們能夠看到社會的發展史，在這裡頭文學藝術逐漸演化的一個過程清晰可見，但在中國，由於時代的斷裂，由於政治高壓和經濟在後發優勢中急劇發展，文學縷不出一個清晰的發展脈絡，但是，它們都出現了，他們也都出現了。如此而已。
在過去的時候我們總能夠在文學史上看到很多文學在時代中所承載的作用，西方的批判現實主義叫囂改變悲慘的現實，批判人性中的醜惡，弘揚人性中的美好，巴爾扎克則信誓旦旦地講：「拿破崙用劍沒有做到的，我將用筆做到。」何等恢弘和大氣，感受得到這位作家對於時代的擔當和悲憫。在中國，近代史上，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也是令人振奮，白話文的推廣，第一篇白話小說，第一本白話譯文，第一首白話新詩，時代讓翻譯家，作家和詩人成為一時嬌子，文學真正的對改變社會功不可沒。
由於時代的聚合和混亂，作為一個寫作者，我不得不悲傷荒誕無所謂地對著這個已經貌似不需要文學來撐起時代責任的時代微微一笑，個中感情複雜，糾結，無奈。時代，已經不需要文學了，或者說，時代已經不那麼需要文學了，精確地說，任何一種文學都不屬於整個時代了。
然而，有這種感觸的，我並不是第一人。西方啟蒙運動之後，二十世紀甚至之前的十九世紀，很多寫字的人或已經有隱隱地如此感觸，他們有一種創作的焦慮。當民主憲政的社會框架開始奠定，經濟的粘合性讓整個世界渾為一體，而且經濟鏈條的複雜，行業的多種多樣，時代把人們帶入了不同的地方，是否還能夠有一種文學可以有一種擔當能夠承載得起社會責任來？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那時候西方的藝術家們，不止於文學家，他們內心的惶恐和憂鬱躍然於各種各樣的藝術作品乃至文學作品上。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應運而生。荒誕派，表現主義凡此種種，他們在追尋自身的狀態，表現內心的掙扎和荒誕，也有唯美和幸福......
我鄙談文學，是鄙談那些富有野心家的文學創作者們，他們不踏實，活在過去的文學範式中，為文學賦予了過多的意義和價值，忘記了文學本身的意義，忘記了他們本身除了名利之外的快樂。我鄙視他們，他們其實不懂文學。
時代如此，不同的文風，不同的個性，不同的對自己所見的社會的理解，造就了種種文學風格，而且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是，很多人看書是喜歡看自己一貫喜愛的風格的作品，而且久而久之會形成偏見。看慣了莎士比亞就以為莎士比亞才是文學，看慣了巴爾扎克就以為巴爾扎克才是文學。我想到當時《麥田的守望者》出版多少年後，有學校的老師以此為教材講課，他們竟然受到了學校的處分，原因何在，因為那時候《麥田的守望者》還不是文學。這件事，如此可笑，卻又如此深刻。懷有偏見，不願意傾聽新興文字和藝術的那些人，他們終究會在時代的波瀾中沒落。整個時代都會嘲笑他們。
我鄙談文學，因為我鄙視偏見。對於文學的謙虛，對於一個真正創作者的敏感和認識，對於生活和所處時代的特殊熱愛和思考，我認為我有資格鄙談文學，因為他們不懂。
我鄙談文學，因為對於文字的內心的謙卑和開放的心態，我講不清楚複雜的感情，就算我能夠講清楚，有時候，我也不願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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