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屋絮語 2017年第7期

清同治四年（1865），曾國藩兄弟刊竣船山遺書凡三百二十二卷，包括《張子正蒙注》、《禮記章句》、《讀通鑒論》、《宋論》、《周易外傳》等等，幾乎將當時能看到的船山遺書搜羅殆盡，而且刊刻時「無所剟削，獨於胡虜醜名，為方格以避之」 。雖然做了一些技術處理，但無疑包涵諸多「夷夏之辨」，且成為晚清革命直接的思想資源。

王船山一生學術旨趣「以攘胡為根本」，所以其政治立場與曾國藩兄弟是相左的。那麼，曾氏兄弟傾力刊刻船山遺書的主要目的究竟何在呢？章太炎推斷其用意在於「緩排滿」（與洪秀全「急排滿」相對），我以為當屬誅心之論。儘管曾氏兄弟有殘留的種族意識，但忠於清廷仍是他們基本的政治態度。在我看來，曾國藩最為重視船山遺書中的禮義人倫之學，最為服膺的乃是王船山扶世翼教的儒者氣象。

船山治學以張載為典範，認為張載以《易經》為源頭的治學門徑，深得孔、孟繼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適足以 「貞生而安死」。《易經》以乾、坤二卦為樞紐。乾、坤二卦統治與順承的關係，成為孔、孟及後學基本的世界觀。試觀張載的《西銘》（《正蒙·乾稱篇》的一部分），通篇講的便是儒家的忠、孝兩道。船山在《張子正蒙注》、《讀通鑒論》等著作中，對君臣、父子、夫婦等倫常也是反覆闡揚，主張維護等級制度，「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他最有代表性的一段話是：「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由此不難理解，劉人熙、熊十力為何分別將船山之學稱為「洙泗津梁」、「洙泗薪傳」。

曾國藩對洪秀全倡無父無君的「拜上帝教」切齒痛恨。《討粵匪檄》中著重表達的正是文化上的義憤。他以書生領軍鎮壓太平天國，恰為了「慰孔、孟人倫之隱痛」。大亂初定，曾氏兄弟以各種方式恢復和整固傳統文化秩序。刊刻船山遺書，正是他這種努力的一部分。曾國藩在《王船山遺書·序》中寫道：「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源，顯以綱維萬物，駬世亂於未形。」所謂「綱維萬物」，凸顯的是王船山、曾國藩對儒家人倫秩序的堅卓信仰。

近代以來，船山之學還為梁啟超、錢穆等眾多學者所推崇。在一派獎譽聲中，王船山在禮義人倫方面保守性、正統性的一面逐漸被遮蔽。實際上，王船山對王陽明心學、李贄「童心說」等有解放意味的學說均持基本否定態度。

船山對中國學術特別是宋明理學有梳理、總結之功，在本體論、認識論、道德論等方面多有創見。但客觀來講，有些觀點也是對前人的引申和發揮，其「天理原不舍人慾而別為體」的觀點，便明顯受到胡宏「天理人慾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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