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四拆故宮計劃始末

如果問你，故宮代表什麼？許多人會說，代表中國兩千年來封建社會建築的成就。但在上個世紀，許多人會回答：封建社會的大本營。為此，自中華民國開始，如果改造故宮甚至拆不拆故宮都成了一個大問題。

一、最輕微的一次，拆除故宮動議

1928年，國民政府委員經亨頤（1877年—1938年，字子淵，號石禪,晚號頤淵，浙江上虞人。我國近代教育家，書畫家。）提出「廢除故宮博物院，分別拍賣或移置故宮一切物品」的議案，他說「（故宮裡的文物）豈不是預備哪個將來要做皇帝，預先設立大典籌備處嗎？」「皇宮不過是天字第一號逆產就是了。逆產應當拍賣。」

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主席張繼寫長文，逐條對經氏提案中的五個要點加以駁斥：「一代文化，每有一代之背景，背景之遺留，除文字以外，皆寄於殘餘文物之中。」

「明清兩代，海航初興，西化傳來，東風不變，結五千年之舊史，開未來之新局，故其文化，實有世界價值，而其所託者，除文字外，實結晶於故宮及其所藏品。」

「觀海外，彼人之保惜歷史物品如彼，吾人宜如何努力？豈宜更加摧殘？」。最終，經氏觀點被否決。

民國時期，這次建議拆除故宮並沒有受到大人物的支持、廣泛支持，只是一場小波瀾。但是，到了1957年事情就大不一樣了。作為「四舊」的總代表，故宮的未來更加危險。

二、最危險的一次風潮

在新中國成立後的舊城改建過程中，著名的建築學家梁思成與蘇聯專家發生了根本性分歧。梁思成、陳占祥等提出中央行政區應在古城之外的西部地區建設，以求得新舊兩全、平衡發展；蘇聯專家則提出中央行政區應放在古城中心區建設，並著手對古城的改建。

之後，北京的城牆、城樓、牌樓等古建築開始被陸續拆除。梁思成等人對此激烈反對過。而當時的教育部部長張奚若就是反對者之一，終於有一天，他向毛澤東提出了批評。

1.反冒進努力遭遇挫折，周總理進入最艱難時刻

1957年5月1日，毛澤東問教育部部長張奚若（1889年－1973年，字熙若，自號耘，陝西大荔縣朝邑鎮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提議者，著有《主權論》、《社約論考》等）對幾年來的工作有什麼意見，張奚若便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委婉地提出來對冒進思想、不注意保護歷史文物的思想進行批評。

毛澤東在南寧會議（1958年1月11日至22日，該次會議主題是反反冒進，對周總理進行了嚴厲批評，周總理為此提出過辭職。）戲謔道：「『好大喜功』，看什麼大，什麼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還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難道好小？中國這樣大的革命，這樣大的合作社，這樣大的整風，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難道喜過？『急功近利』，不要功，難道要過？不要對人民有利，難道要有害？『輕視過去』，輕視小腳，輕視辮子，難道不好？」

之後，毛澤東捎帶腳又對主張保護北京的梁思成、對注重根據實際情況而確定發展目標的思想進行了總結式評價：「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門打洞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

一個月後的第14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又說：「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由此，全國上下之前的反對「大躍進」式思維的努力全部失敗。故宮更加危險。4月14日，幾次檢討，終於過關的周總理致信中共中央：「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今後幾年內應當徹底改變北京市的都市面貌。」

8月的北戴河會議後，全國進入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高潮。北京市1958年9月草擬《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方案，提出要「以共產主義的思想與風格」，對北京舊城進行「根本性的改造」，「堅決打破舊城市對我們的限制和束縛」。

對舊城進行的「根本性的改造」，包括「故宮要著手改建」「城牆、壇牆一律拆掉」「把城牆拆掉，濱河修築第二環路」。

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提出故宮「地廣人稀，封建落後」。準備再提拆除故宮和天安門的動議。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要求北京市迅速拿出意見。

2.周總理巧妙保護故宮

其實，在南寧會議後，有人借周總理受批評之機，就曾提出要拆除故宮和天安門。為此，周恩來總理接到梁思成的報告後明確提出不能拆，相反要重點保護起來：每年由中央投資，首先把東、西長安街建設起來。今年先撥款在西長安街建築一二幢機關辦公用的樓房，在進行建設的時候，要注意布局的合理和集中，不要過於分散。

鑒於當時的形勢，總理要求北京市政府突出群眾性、革命性、歷史性。由此，十大建築出現。

1959年，北京市規劃局提出《北京市總體規劃說明(草稿)》，在其原址上修建黨中央大樓。建議「把天安門廣場、故宮、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地組織起來，拆除部分房屋，擴大綠地面積，使成為市中心的一個大花園，在節日作為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

因為，這份總規劃突出了人民群眾。使得當時，包括何祚庥在內的許多認為：故宮妨礙了人民群眾出行，封建帝王與人民群眾毫無關係等觀點頓時啞口無言。這一表面上順應大勢，實則逆勢的方針，幾年後同樣用到了最亂的那個時期。

緊接著，中共北京市委提出一個十年左右基本完成城區改建的計劃。也即4月17日北京市委辦公廳印發的《北京市1958～1962年城市建設綱要》，其內容有：「如果平均每年拆一百萬平方公尺左右舊房(包括展寬馬路等拆房)，新建二百萬平方公尺左右新建築，可以爭取在十年左右基本上完成城區的改建。」

謝蔭明、瞿宛林在《黨的文獻》2006年第5期發表《誰保護了故宮》一文，描繪了當時的四種改建故宮的想法：

其一，拆午門。在午門位置上建中央大樓，使天安門成為黨中央入口之大門；

其二，拆端門，在端門位置建中央大樓，把中南海黨中央和國務院遷至市中心位置，黨中央設三個主要門：天安門、東華門、西華門，中南海改變為群眾性公園；

其三，拆除故宮及天安門。以「五組建築圍繞在主體建築周圍布置，以象徵『工農商學兵』緊密團結在黨中央周圍」；

其次，拆除故宮、中南海、南河沿以西包括民房在內的古建築全部拆除。保留有象徵意義的天安門作為黨中央和國務院的主要入口。

在其後的各種設想中，北京老城區的胡同、四合院將全部拆除，全部蓋多層和高層建築。

著名建築學家董光器先生回憶說，在舊城改造問題上，除了1958年總體規划上報前，曾進行過一次小範圍的討論外，幾乎沒有進行過正式討論。最終，結論整箇舊城改建需要花費150多億元，周恩來總理說：這是整個抗美援朝的花費，代價太高了，你們這張規劃圖是一張快意圖，我們這個房間就算是快意堂吧！

因為，1958年，周總理因為「反冒進」被「反反冒進」派別認為拖了「大躍進」的後腿，在政治上非常被動，曾為此提出過辭職。在這種情況下，總理儘可能地低調反對這種風氣。對於總規劃內在拆了故宮、中南海後在西側建築國務院大樓的設想，周總理的回答是：在我任總理期間，不新建國務院大樓。

同時，陸定一也在自己的範圍內對拆除故宮的風潮進行了一定的抵制，例如他說：對故宮應採取謹慎的方針，原狀不應該輕易動，改了的還應恢復一部分……故宮就是要封建落後，古色古香……

三、最虛驚一場的拆故宮風潮

最終，這次拆除故宮的風潮被躲了過去。然而，到了1963年，又一股風潮來了。這次打頭陣的竟然是名師大家吳晗。1963年3月25日，吳晗在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的「三家村札記」中，發表《談北京城》一文，「現在保留下來的清朝的宮殿，不但不是明朝的原來建築，而且，也不完全是清朝原來的建築。當然，作為一個古代建築藝術品，應否保留以及如何保留，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不過，要是像某些人所說，因為是古代建築，就絕對不能改變，把事情絕對化了，那也是不符合歷史實際情況的。」

「北京城的歷史發展告訴我們，無論是城市建置，政治中心，街道布局，房屋高低等等，都不是不可改變的。相反的結論是必須改變。我們必需有這樣的歷史認識，才不致於被前人的陰影所籠罩，才能大踏步地健康地向前邁進。」

這一次拆除規劃是：將天安門、端門、故宮全部拆除改建為大型公共建築。三年後，吳晗等人被打倒，拆除故宮反而成了「罪證」。真是時移世易。

然而，這並不代表故宮就安全了。接下來的十年，是新中國建立後最亂的十年，對於故宮這個死建築，有人提出：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識的宮殿、門額全部拆掉。「在太和殿前豎立兩座大標語牌，一東一西，高度超過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壓倒『王氣』；太和殿寶座要搬倒，加封條；在寶座台上塑持槍農民的像，槍口對準被推翻的皇帝。把過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臨時休憩之處的中和殿，改建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識的宮殿、門額，全部拆掉，等等。這些方案中有的項目竟實現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來了，其他的因無暇顧及才得以倖免。」

四、最亂十年的總理努力

1966年8月18日，在毛澤東第一次接見全國紅小鬼及群眾代表後。周總理得到紅衛兵內部傳出的消息，為了破四舊，他們準備衝擊故宮。為此，周總理立刻通知北京衛戍區派一個營的士兵前去把守。最終，紅衛兵陰謀未能得逞。

拆除故宮是極左思潮在作祟，幸虧當時以周恩來總理為代表的一大批清醒的政治家、學者的儘力保護，否則，故宮、天安門等將被拆除，中國歷史將失去重要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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