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20年：行穩致遠！香港需要怎樣的行政立法關係？

回歸——告別「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

1997年6月30日，英國國旗在香港徐徐下降，中國國旗與香港特區紫荊花旗冉冉上升，海內外華人、全世界，都關注著這一歷史時刻。香港156年的英殖命運，在此畫上句號。

港英政府統治香港，曾被稱為是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中進行的統治。後期的研究指出，與其他殖民地不同，英國沒有向香港大量移植本國人口；英國宗主國位於地球另一隅，不利長久擁有這塊土地；香港也並不是「無主地」，中國依然宣示對它的主權；而在99年的」租約期」後，中國也可以收回對構成香港最大部分土地——新界——的管治權。這一切都指向，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無法「從一而終」。隨著世界各地反殖運動的興起，香港也萌生了反殖的思潮。後來也有人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批評港英政府對香港的殖民心態。

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先生曾對香港回歸發表觀點，認為這是一個「遲來的時刻」，但也是一個「很好的歷史時刻」。「遲來」是因為在新中國成立後，香港沒能馬上回歸，不能不說是「時代的錯置」；「很好」是因為70-90年代香港從一個殖民地根本轉變為一個世界級的現代化大都市，而中國內地則通過改革開放，推動了經濟現代化，急速擺脫貧窮落後。90年代是中國升起的年代，也是亞洲升起的年代，香港與內地彼此之間都具有吸引力，也能成為彼此發展的動力。

香港回歸中國，在國際政治與法理上都較少爭議性，但香港的社會經濟制度、生活方式、思維方式等，畢竟已與中國母體大不一樣。出於對歷史及香港社會形態的尊重，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方案來解決香港回歸問題，承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對此，撒切爾夫人評價為「非常具有想像力的提議」。從此，香港的命運與中國內地的命運，不僅休戚與共，兩地還不時能成為對方的鏡子。

兩地互融及回歸以來的經濟成就

香港與內地的互相牽絆，在97金融危機、2003年SARS以及隨後的挺港政策「自由行」和CEPA協議，還有2008年的奧運會和汶川地震，以及最近的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的互利互通上，得到充分的體現。

香港回歸翌日，醞釀於泰國的金融風暴便襲擊香港。其後國際炒家利用港元聯繫匯率制度，炒賣股市匯市，導致利率大幅提高，貨幣供應量驟減，大量資金抽離股市，香港經濟進入寒冬。香港當局首先清醒應變，採取多種措施應對金融危機，並利用外匯來干預市場，後來被稱為「香港金融保衛戰」。而在香港股市和匯市受到國際炒家的輪番衝擊時，中央政府曾嚴正聲明，一旦港元與美元的聯繫匯率制度受到衝擊，中央政府將堅決支持港元匯率。港府的作為加上中央政府的表態，打擊了國際炒家惡意炒賣的氣焰。

隨後香港經濟在出口貿易恢復增長的帶動下逐步重拾活力，但不久又在03年爆發大型公共衛生危機SARS，人心惶惶之外，也令剛剛復甦的香港經濟再現低潮。當其時內地也受感染，病毒肆虐，兩地都不輕鬆。不過在SARS期間中央政府向香港伸出援手，贈送救災物資之外，也急急推出兩項重大「挺港」政策，自由行及CEPA，即時令香港市場氣氛好轉，並大大刺激了香港經濟，零售、餐飲業復甦，就業機會劇增。

2014年「滬港通」正式開通，開通以來，南向交易（從內地到香港）日益受到歡迎，兩年間南向交易佔香港主板成交量的比重由1%-2%上升至12%。在「滬港通」成功運行兩周年後，「深港通」也正式啟動。從長期來看，「滬港通」和「深港通」對吸引外國資金進入中國股市意義深遠。2017年，中國人民銀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布聯合公告稱，決定同意開展香港與內地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合作（債券通），正式啟動時間將另行公告。這一舉措相信將繼續強化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回歸20年來，香港一如既往地發揮經濟優勢，每年都被美國傳統基金會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在2017年，香港已成為亞投行新成員，它所擁有的「一國兩制」優勢、成熟穩健和流動性充裕的金融市場、以及大量具國際經驗的頂尖金融人才，都可以協助亞投行籌集資金，為其不同基建項目融資。

香港需要怎樣的行政立法關係？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香港回歸20年之際，於6月29日中午抵達香港。習近平在香港國際機場發表講話，稱為再次踏足香港感到高興。他指視察香港的目的有三個，包括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體現中央對香港的支持，以及謀劃未來。在習近平的講話中，媒體普遍關注到了習近平話中的一個詞，他說，回顧過去20年歷程，有許多經驗值得總結，相信一國兩制一定能「行穩致遠」。

對此，香港第一任特首，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董建華作出解讀，指習近平強調了「一國兩制」的重要性，認為「一國兩制」不能也不會變質。

理解「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需要理解香港特區政治體制的本質。雖然香港擁有獨立的行政、立法及司法體系，但無論回歸前後，行政權力發揮主導作用則是不爭的事實。在設計「一國兩制」和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中，鄧小平認為，雖然中央擁有對香港的主權和由此而來的「全面管治權」，但中央仍然需要一個有效的「機制」來保證「一國兩制」方針的全面和準確實施。而香港特首就是那個有效的「機制」。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分析，首先，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命，其地位比非由中央任命的立法和司法機關自然為高。其次，行政長官除了是行政機關的首長外，更是香港特區的首長。第三，行政長官相比於立法和司法機關有大得多的責任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全面和準確落實。第四，行政長官不但對香港特區負責，更對中央負責。可以說，行政長官在兩制之間和在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樞紐」角色確定了其憲制和政治地位的優越性。

而來自立法與司法系統的制衡力量，在香港的政治體制中仍然發揮作用，這也是香港體制保持活力與吸引力的地方。近年來，香港的行政與立法系統之間曾產生對立，有時甚至到了妨礙合作的地步。對此，香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反覆指出，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提高施政效能，需要兼聽各方意見，讓不同的政治代表恰如其分地參與施政。在接受鳳凰衛視「香港回歸20周年」系列報道採訪中，曾鈺成也表示，回歸20年來，香港的的行政立法關係在持續改善，對二者關係未來的走勢，保有樂觀心態。

廉政建設：「香港勝在有ICAC」

近年的研究指出，香港人擁抱多元的核心價值，而法治、公正廉潔、追求社會安定及自由等核心價值的評分略高，位列前四位。

香港回歸20年，一個重要亮點就是香港繼續維持了良好的法治和高度的司法獨立，這個成績足夠與回歸20年取得的經濟成就相媲美。回歸後香港法治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是，不變的法治主要是普通法，如何適應變化了的新憲制。根據基本法，香港維持普通法不變，也就是法治維持不變，但香港法治最高層面的法律發生了變化，也就是憲法發生了變化，由英國憲法變成了中國憲法，由回歸前的憲制性文件變成了回歸後的香港基本法。這對於香港的立法、執法和司法包括法律服務，都產生重大的影響。

香港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指出，在立法方面，全國人大常委會掌握了對香港立法的事後否決權。儘管過去20年沒有行使這項權利，但是這個憲法制度是存在的，這是回歸以前香港沒有的。而對於司法機關，面臨最大的課題就是人大釋法，香港回歸後才有了自己獨立的司法體系。但這個司法體系要接受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20年來香港的司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之間有過一段漫長的對接，但最後還是成功了。

提到香港的廉潔，「香港勝在有ICAC」這句口號人人皆知。香港也有過貪腐橫行的年代，廉潔來之不易。港英政府其實對貪污問題未見積極關注，甚至有時袖手旁觀，打擊貪污機制的有效建立，恰恰是香港人自身的要求與爭取。時至今日，香港的廉潔公正依然是這個城市一抹亮眼的色彩，國際反貪組織「透明國際」公布的2016年最新調查中，香港的廉潔度在全球176個國家/地區中排行第15位，較上一年的排名上升3位，社會大眾對貪污仍然維持零容忍的態度。

編輯：符雨欣、撕紙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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