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張國燾：國共之間的一枚「棄子」

來源=《同舟共進》

張國燾，可謂中共歷史上最高級別的叛徒之一（中共元老，曾任中共第一屆臨時中央執行委員、第二和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五和第六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叛逃時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叛逃後居然成為國民黨「軍統」特務、中共的死敵。顯然，在「中共叛徒史」上，他佔有極為重要的一頁。

他為什麼要叛變？成仿吾在《記叛徒張國燾》（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一書中認為：張國燾叛變的原因，是他「在黨內已經失去了『市場』，而國民黨反動派對我黨實行的『溶化』誘降政策，則為他提供了實現個人野心的新機會」。

那麼，國民黨的這種新的政策和手段，是如何作用並影響於張國燾的叛變呢？對此目前尚無大量和確鑿的證據，我們只是大略地得知：1936年「雙十二」事變之後，國共雙方已有公開的交往，中共一方已在西安、南京等地籌設聯絡辦事處，而國民黨一方也已派人去延安，雙方以期達到國共進一步的合作。然而國民黨「軍統」和「中統」特務也利用這一時機潛入延安，用以刺探中共情報，據說這些特務了解到張國燾的情況後便到處煽風點火，宣揚張已失去自由等，蔣介石也密令戴笠派人設法與之接觸，說請其赴武漢見面有要事相商，而張國燾則對來者大罵一通，說這是置其於身敗名裂之死地，但最後又說：「蔣委員長如派飛機來接我，那是可以考慮的，不過得首先在延安為我修一個飛機場。」此事不知真假，有人說這說明張已開始動搖云云。

張國燾逃到武漢後，周恩來等人並沒有放棄他，屢次派人奉勸，未果。最後，張國燾向周恩來表示：他想去見蔣介石。1938年4月16日下午，周恩來陪同張國燾一起過江到武昌去見蔣介石。張國燾見到蔣介石後，開口就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周恩來聽了十分生氣，立即對他說：「你糊塗，我可不糊塗。」接著，張國燾竟以邊區代主席的身份，向蔣介石彙報邊區政府的一些情況，然而他事先沒有準備，只是鑒於周恩來在場而臨時起意而為，於是話語間竟語無倫次，弄得蔣介石也不知如何是好。回到辦事處後，周恩來嚴肅批評了張國燾，張卻表示國共兩黨現在都很糟糕，自己願意暫時脫離政治生涯——他決意要擺脫「監控」，終於逃逸而去。

4月19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黨內報告大綱》，稱這對於中共「不但不是什麼損失，而是去掉了一個腐朽的不可救藥的膿包」。

後來，當時負責中組部的陳雲，告訴還在延安的張的夫人楊子烈：張國燾叛逃了。楊子烈十分吃驚，當即痛罵張國燾「不仁不義」，又表示自己要去尋找，「一定到武漢把張國燾找回延安」。對此，毛澤東和黨中央答應了她，即將其和小孩「禮送出境」，並希望她能夠規勸一下張國燾。毛澤東還對她說：「你能把張國燾找回來，就是共產黨大大的功臣！」並批給她500元法幣的旅費。但她一去之後，杳無音訊。

據說楊子烈離開延安時，毛澤東曾意味深長地要她轉告張國燾一句話：「我們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點餘地。」

可是，張國燾從叛逃開始，人生已經沒有什麼餘地了。

戴笠的由熱轉冷

張國燾叛變後果然掀起了一陣狂風，先是國民黨的報刊開始連篇累牘地報道相關新聞，紛紛響應張國燾的「呼籲」，鼓噪「三個取消」——取消八路軍和新四軍、取消陝甘寧邊區、取消和解散共產黨：又極度渲染張國燾「歸來」引發的中共「內訌」，歡迎張國燾的「覺悟」，進而煽動中共黨人應「學習張國燾」等。對此，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洞若觀火，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說：「也許有人要把張國燾當作可居的奇貨吧？要利用他來做『反共』的『特務工作』吧？」果不其然，他最終在國民黨內獲得的位置，竟是卑劣的特務。

那麼，張國燾成了叛徒之後，是真心想去做一個讓人不齒的特務呢，抑或另有初衷？

以張國燾充足的「閱歷」和「政治智商」，叛變之後做什麼，他不會沒考慮過。就其本意，他莫若低調做人為好。於是，當蔣介石派陳立夫去徵求他的工作意願時，他表示希望創辦一種「民辦刊物」來為國民黨做文章，使青年不要再因共產黨的宣傳而走上「迷途」。這個意願，顯然不合蔣介石的心思，所謂刊物等等，早有葉青之流會辦，至於張國燾，絕不能「大材小用」。以張國燾的「閱歷」和「聲望」，不久，國民黨各種部門都想來「挖」他，包括軍委政治部、「西北王」胡宗南等，其中最活躍的則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軍統」和「中統」。張府一時人聲鼎沸、絡繹不絕，最後，張國燾竟「受寵若驚」，慌裡慌張地跑到蔡孟堅家去「避難」。又不久，抗戰局勢惡化，張國燾受人之邀，全家跑到桂林「觀光」，有一次他與母親談話，母親述及張家的變故，自晚清至民國，尤其是國共相爭的時代，江西老家竟成了「雙方爭奪的戰場」，「紅軍」「白軍」，你來我往，可憐張家不僅財物等「已是蕩然無存」，祖父、父親以及家人也歷經「公審」「綁票」等種種磨難，兄弟姐妹六人中三人「在這些變亂中夭折了」。一番唏噓之下，張國燾傷感不已。「傷感」之後，張頓然有了「覺悟」，即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他為自己的過去深悔不已，至於自己的前途，還是茫然無措。就在此時，他得知共產國際批准了中共開除其黨籍的決定，張國燾終於走到人生歧途的端點，他轉回重慶，接受了蔣介石的安排，決心為戴笠「幫忙」，甘做一個特務！

蔣介石獲悉張國燾叛變後，大為高興，認為這是一個反共的重要「法寶」，他頗為得意地對戴笠說：「這是對延安的致命打擊」。蔣介石還立即派陳立夫與張密談，以獲取有關中共和邊區的情況。隨後蔣先後授予張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軍委會中將職務，以示獎勵，並囑其在戴笠手下「運用」，而戴笠奉若神明，將其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樓里，具體由武昌警察局長、張國燾的老鄉蔡孟堅負責保護。就在這裡，張國燾一家也居然團聚了。

再來說武漢失守以後，張國燾隨戴笠到重慶，戴笠為了安置張國燾，特地在「軍統局」成立了一個「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下設秘書室、聯絡組、研究組，另設有招待所），由張國燾擔任主任。在國民黨當局看來，張國燾在中共黨內有近18年的經歷，他對中共的所有內情可以說是基本掌握的。沈醉回憶說：「戴笠企圖利用張國燾過去在中共的地位和關係，大搞對中共組織內部進行打入拉出的陰謀活動。最初對張國燾寄予極大的希望，滿以為只要他能賣一點力氣，便可以把共產黨搞垮；張國燾說要在陝甘寧邊區設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馬上照他的計劃辦理。真是要人給人，要錢給錢。」張國燾也很賣力為戴笠出謀劃策，精心布置開展反共活動。他向戴笠建議舉辦一個「特種政治工作人員訓練班」，認為開展反共鬥爭，不僅要有專門的機構，也要有專門的人才，而此前「軍統」疏忽於此。戴笠聽了大為欣賞，馬上下令籌辦，即由戴笠親兼班主任，張國燾任副主任，學生則在「軍統」其他訓練班或已結業的「優秀學生」中挑選，每個學員均由張國燾親自談話進行考核。這種選拔的嚴格程度是「軍統」歷年所辦的訓練班從未有過的，可見戴笠的重視程度。

先後兩期的訓練班共招收200多名學生，張國燾親自講課，除了講授「中共問題分析」之外，還講授了「如何進入邊區以及如何從事特務活動」等。然而後來的結果完全出乎戴笠的意料，先是特務學員對張國燾的課沒有一絲歡迎的意思，再後來甚至對他這個人也覺得討厭了。據張之楚回憶：「在特種工作人員訓練班第一期結業典禮的時候，典禮一畢，教官、學生以及軍統局有關負責人在一起聚餐，戴笠、張國燾均在場。正當入席的時候，別的教官都互相關照，彼此打招呼入席，唯獨沒有一個人請張國燾入席。張的處境極為尷尬，坐不是，站不是，不知所措。後來戴笠見了，才過來請張國燾入席。」至於這個訓練班的效果，更是令人大跌眼鏡：訓練班畢業的不少「特種政工人員」被派遣潛入邊區，不僅不能進行「策反」破壞，反而大多有去無回。他們被延安的保衛部門偵破，有一些竟然「反正」後參加了革命陣營，只有少數人得以僥倖逃出，其中又有幾個張國燾認為最得意的學生，拿著他的親筆信去找張國燾過去熟識的人，結果也是有去無回。於是，後來的學員無法派遣，只好被派到國民黨「兵工署警衛稽查處」擔任所謂「防共」工作。

張國燾另外一招是向戴笠建議大肆開展所謂「來歸」活動，他以為共產黨有深厚的社會基礎，一時難以消滅，此前「軍統」等在國統區對中共被捕人員所採取的逮捕、逼供、寫自首書、登報脫離中共、迫使叛變等手法效果並不明顯，而唯一有效的辦法是「七分政治」，即從政治上爭取和拉攏，不強迫被捕者實行自首和「脫黨」，只須填寫「來歸人員調查表」。所謂「來歸」的含意，即是原為國民政府的公民，後誤入共產黨，現在又改邪歸正了，等等。張國燾的建議，無非是「軟刀子」，而所謂「來歸」無疑就是「叛變」。為了配合「來歸」活動，戴笠又批准在華北、華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種政治工作聯絡站」，其負責人也多由中共叛徒擔任。此外，戴笠還在陝甘寧邊區附近的榆林、洛川、耀縣等地分別設立了陝北、延安和耀縣三個「策反站」，並均交張國燾掌握和負責。但幾年下來「成果」寥寥，除張國燾原來的親信等少數人「來歸」和被「策反」外，並沒有產生什麼作用和影響，對此戴笠大失所望。張國燾後來經戴笠安排，還妄圖向太行山區的八路軍一二九師（由原紅四方面軍改編）進行滲透，也毫無成績。據成仿吾《記叛徒張國燾》：「原紅四方面軍在抗戰初期剩下的還有一萬多人，而在整個抗戰期間叛變投降國民黨的不過何畏、朱德崇（原紅三十三軍參謀長，抗戰中在冀魯豫區因腐化被發現叛逃）幾個。」

張國燾叛變之後，想方設法為國民黨做出「成績」，他不惜現身說法，勸說一些被捕的共產黨人自首叛變，然而這個「例子」的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關於叛變後的張國燾，原國民黨「軍統」特務沈醉寫的回憶最多，其中提及張國燾曾勸降一位在重慶南岸被秘密逮捕的中共地下黨成員，當時張開口便自我介紹，「使得對方為之一驚」，隨即張更是「倚老賣老」，勸說對方加以考慮。不料，出乎意外，對方以不容爭辯的口吻說：「我不能這樣做，死又有什麼可怕！」臨了，張國燾只好支吾其詞地說：「我是為了你好。」灰臉走開。（《軍統內幕》，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版）的確，叛徒是讓人看不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員童小鵬在《風雨四十年》的回憶錄中也記載了1939年冬天在重慶偶遇張國燾的情節：彼時張國燾在國民黨集團中已經失寵，大概是沒了專車，張不得已乘「公交」進城，恰好與「八辦」工作人員童小鵬在車上相遇。當時張穿戴嚴實，以防人認出，卻被童看破。童不禁暗笑：從前的「張主席」，「從不走路，總是騎馬，長征過草地時，還是一人兩匹好馬換著騎，兩匹大騾子給他馱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雖然還沒有小轎車，也同朱總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樣，可以坐在卡車前頭去開會」，「而現在居然和我這個小幹部一樣搭破爛的公共汽車了。」

戴笠慢慢對張國燾有了淡漠之心。張為了有所補救，挖空心思，又建議可請被釋放出獄的陳獨秀「出山」。戴笠和胡宗南覺得不錯，竟親自去拜訪陳獨秀，但陳獨秀根本不願成為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共炮彈，不得已，張國燾只好親自出馬，迢迢拜會陳獨秀，交談中慫恿陳與他另外組織一個新的「共產黨」，遭到陳獨秀一口回絕。

當時「軍統」對張國燾處處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顧生活的勤雜人員也都是經過主管總務的沈醉挑選的。這些人既照顧他的生活，也「兼顧」他的思想和言行。也許張國燾意識到了這一點，為了表示「忠誠」，不使人有所懷疑，他在會客室與客人會面時，從不把門關上，有時還故意放大聲音說話，在家裡也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儘管如此，他知道寄人籬下，只能處處加倍小心。隨著張國燾的利用價值逐年遞減，他最終成為國民黨「反共」陣線上的一塊「雞肋」，又漸漸地，對他也失去了相應的客氣和尊重。據說蔣介石曾在戴笠的一個請求報告上直書：「凡是能叛變共產黨的人，也會隨時叛變我們。」這真是洞若觀火，相應地，戴笠提出在內部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方針」——「尊而不敬，用而又防。」果然，叛徒的根性，以及國民黨不予信任的用人方針，最終又導致了顧順章、李士群、李國諶等案子。至於張國燾，也可謂飽嘗「寄人籬下」的滋味。其實，就在「軍統」內部為防範那些「前中共人員」，專門設有「防奸股」，張國燾所在的「特研室」，秘書黃逸公其實就是被派去監視他的。

張國燾剛到「軍統」時，不僅是戴笠宴客時最受歡迎的賓客，也是戴笠最得意的部屬，那時戴笠每次請客都帶上張國燾，並經常事前向被請者炫耀：「明天你來吃飯時，便可以看到共產黨裡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然而曾幾何時，張國燾已然成為戴笠最厭惡的人。有一次戴笠甚至拍桌大罵張國燾是「廁所里的石頭——又臭又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說：「張國燾再也不受歡迎，半年、幾個月都見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見到了，不是被當面諷刺幾句，就是被嚴厲訓斥一番。有一次不知為了一個什麼問題，戴笠對張國燾答覆他的詢問不滿意，便暴跳如雷地拍著桌子罵張國燾。張國燾走出大門，表現出垂頭喪的樣子。我進去問戴笠『什麼事又生氣。』他沒有正面答覆我，只是余怒未消地說：『這傢伙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為這樣就可以對付過去！』」戴笠憤恨之餘，經常對部下說：「校長（即蔣介石——筆者注）對張國燾來投靠，以為是對延安的致命打擊，交我運用。幾年來大失所望，對校長難以交差。」戴笠對張國燾翻臉之後，張原來享受的「要人給人、要錢給錢、要物給物」的特權也被取消了。

戴笠如此，又直接影響到國民黨的其他特務，他們都對張國燾蔑視和看不起了。張也進而哀嘆道：「我們這些人身家不清，在國民黨里無什麼出路。」甚至那個負責監視張國燾的黃逸公（中共叛徒出身）也為張打抱不平，他說：「張國燾為『軍統』賣力，連吃飯睡覺都在想辦法，實在是因為共產黨組織太嚴，防範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別的成績來。」

「軍統」的小擺設，「中統」看上了

一場熱鬧之後，張國燾雖頭銜甚多，其實不過是「雞肋」式的小擺設而已。

戴笠逐漸不看好這個「小擺設」，但與「軍統」對峙的「中統」卻來挖「人才」了。原來張國燾在「軍統」的處境得到了其同鄉蔡孟堅的同情，蔡開始為張國燾另謀出路。不久，蔡孟堅將張國燾介紹給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朱家驊的機要秘書甘家馨，甘家馨與張國燾也是同鄉，又將張國燾引薦給朱家驊。「中統」頭子朱家驊是北大畢業的，他對張國燾這個「校友」可謂仰慕已久，就在張國燾失寵於「軍統」之際，「中統」卻聘其為「對共鬥爭設計委員會」的中將設計委員兼主任秘書。不料這又觸怒了「中統」內部的許多特務。他們不服氣於其「無功受祿」，在暗地裡罵他是「叛徒」，甚至公開奚落他「笨蛋」「飯桶」，討嫌他來「搶飯碗」；加之張國燾在「對共鬥爭設計」方面實在拿不出什麼好主意，他所提供的情報，不是「老掉牙」的，就是「中統」已經掌握的，或是共產黨那邊早有準備的，根本沒有價值，於是，幾個月過去後，「張設計委員」和「張主任秘書」成了「三無產品」——「無計可設，無員可用，無公可辦」。

就在張國燾向蔡孟堅抱怨自己在「中統」也是「每日去坐一二小時，頗感無聊」之時，在國民黨特務頭子之一唐縱的日記里，是這樣稱張國燾的：一次，中共老叛徒蔡孟堅約張國燾和甘家馨、唐縱吃飯，飯中談及「共產黨問題」，唐縱寫道：「張國燾過去為共產黨之首領，以為彼必富於陰謀策略鬥爭精神，及見面談話討論問題時，觀其態度，察其言辭，似亦為一普通之做官人，並不如吾人所想像之鬥爭家。」（《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眾出版社1991年版）

抗戰初期，張國燾以其特殊身份，被蔣介石塞進了「國民參政會」。及至1940年10月，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其時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即將舉行，12月7日，周恩來致函張沖，讓他代向秘書長王世傑聲明：中共強烈反對張國燾、葉青作為「參政員」出席此次會議，因為此二人為中共叛徒，並要求向蔣介石轉達。蔣介石在談話中表示：「張國燾事情好解決，目前已經發表了，過些時，當想辦法。」（《周恩來關於和蔣介石談話情況給毛澤東並中央書記處的報告》，見《皖南事變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豈料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共關係隨即緊張，蔣介石不僅沒有承諾不發起「反共」戰事，連撤銷張國燾「參政員」資格一事也不再提及了。

時間到了1946年，一直領著虛銜的張國燾忽然成了有實權的地方官——他在江西同鄉熊式輝的推薦下，被委任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署長。這是一個肥缺，而張國燾頓時又有了「衣錦還鄉」的虛榮。然而當他踏上故土，才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當年紅四方面軍入川時，曾在川北把這位四川軍閥劉湘的師長打得落花流水，大敗而逃，劉湘氣急敗壞，要將王陵基槍斃，因有人說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卻被撤職和拘禁，王陵基引以為奇恥大辱。如今張國燾改換門庭來到故鄉，兩人相見，王陵基舊恨湧上心頭，就在張上任就職的當天，王陵基就給了他一個下馬威：那一天，張國燾被王陵基請去赴宴，宴會方始，王陵基等聊起當年故事，又以張「變節」的經歷著意打趣他，張被弄得面紅耳赤，坐立不安，最後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此後張國燾開始辦公，王陵基依然不依不饒，時時處處予以掣肘，使其備感難堪，於是，張國燾忍氣吞聲了兩個月，便辭掉職務，遁往上海。

彼時，解放戰爭正在激烈進行著。1948年6月，張國燾終於「棄官從文」，他以手裡的120兩黃金為資本，創辦了一個新聞周刊《創進》，這也算圓了他叛逃時已有的「從思想上反共」的夙願。一晃，國民黨在大陸的統治行將結束，1949年，解放戰爭進入尾聲，當時國民黨許多高官顯要已紛紛逃往台灣，張國燾見狀不妙，慌忙把《創進》停刊，攜帶全家逃到了台北。

回歸未成

張國燾攜家眷逃台後，舉目無親，他在台北租了一棟房子，私念還想繼續為國民黨效力。但一年過去了，國民黨既沒有給他安排「工作」，也沒有過問他的生活，對於這位「中央委員」，似乎是遺忘了。不久，「行政院」批示其所居住的地區被闢作「東南行政長官公署」，他的房子居然被強行徵收了。無奈，1949年冬天，張國燾攜妻子和三個兒子離開台北，轉往香港居住。

在花花世界香港，張國燾為生活所迫，開始做炒黃金的買賣。一時間他忘了「入市須謹慎」的教誨，反而自信早年在北大是讀經濟學的，但發財夢很快破滅。轉眼間，朝鮮戰爭爆發，張國燾滯居香港，無所事事，每天看報度日，間或寫點評論，寄給小報賺點零錢，而他實在是心有不甘的。恰好，政客們尋上門來了。

那是國共內戰塵埃落定、國民黨政府倉皇遷台的風雨飄搖之際，其時一些標榜「反蔣」和堅持「民主自由」的政治人物和知識分子，在美國和桂系的支持下雲集香江，他們揭起反對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政黨的大纛，掀起了盛極一時的「第三勢力」運動，其主要角色是一批下野的軍人和政客、無所歸依的知識分子和文人，首領則是張發奎、顧孟余、張君勱、左舜生等，張國燾也忝列其間。在這些人中，張國燾可謂「奇貨可居」——前中共領導人、國民黨大特務。他被人擁入「第三勢力」運動，其實是不倫不類的。張發奎回憶：最終，「張國燾宣布退出……他不出門，保持安靜。」

「他不出門，保持安靜。」那是張國燾再次從事政黨活動鎩羽之後，開始了他的回憶錄寫作。

張國燾離開《中國之聲》雜誌，又因炒黃金蝕了本，妻子楊子烈又在買菜時摔壞了臀骨，經濟拮据和高昂的治療費用讓張國燾一籌莫展。就在他艱難度日之際，美國人嗅到他的蹤跡，特別是一些美國研究中國的機構，對這一傳奇式人物產生了濃厚興趣。1961年，美國堪薩斯大學「名人中心」的人員找到張國燾，表示希望張國燾為其撰寫回憶錄，作為報酬，可向張每月提供2000港元。張國燾當然答應了，於是他在江西同鄉許鵬飛（此前是熊式輝的秘書長）和塗公遂（前國民黨官員）的幫助下，開始動手收集中共建黨初期等資料，醞釀回憶錄的寫作。5年後，張國燾的回憶錄殺青。1966年，香港《明報月刊》購買了中文版權，這便是《我的回憶》。先是由香港《明報月刊》連載，至1971年分三冊陸續出版（中文版）。據說《明報月刊》為此支付給張國燾夫婦一筆數額較大的稿費及版稅，它也成了此後十餘年張國燾一家的主要經濟收入。

然而，張國燾真的「保持安靜」，沒有其他念想了嗎？據說滄海桑田，張國燾在香港窮困潦倒之餘，不免心思活泛，所謂心存僥倖，1953年，他動了回內地的念頭。於是寫了一封信，請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呈北京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信中透露了他想回去的意思。三周之後，劉少奇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名義傳話來：張國燾願意回來是可以的，但他必須首先寫一個報告給中央，深刻檢討自己在歷史上堅持的錯誤路線，作出改過自新的保證。張國燾拒絕了。又有材料說：1956年，中共召開八大，張國燾聞訊捎信過來，表示想回來，但又不肯答覆中共提出的他必須公開認錯的先決條件，此事遂不諧。再後來的1958年，內地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運動，張國燾有所鼓舞，又萌發了與中共建立聯繫的打算。這年10月，他託人向內地政府表示：自己願為中國做點事，並要求給他以生活補助。張國燾的意思隨即作為「內部情況簡報」，以《關於張國燾最近情況簡報》的形式，呈送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閱後批示：應勸張國燾割斷他同美國人的關係。如能做到這點，可考慮給以個人生活方面的補助。

顯然，張國燾不僅沒有接受毛澤東和中共的提議，此後再也不做返鄉之夢矣。1994年，在張國燾去世15年之後，張妻楊子烈以92歲高齡故去，據悉夫婦二人合葬於加拿大多倫多的松山墓地五號區。

如果當年張國燾接受了中共的要求而回歸，他此後的命運又會如何呢？這真是撩人胃口的疑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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