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嘉驪口述：父親鄒韜奮與我們的家庭

美文 07-24

1944年7月24日，近代中國新聞事業、出版事業的奠基人鄒韜奮先生因病逝世，年僅49歲。今天是他逝世的73周年紀念日。

鄒韜奮先生一生都在追求「辦一份為大眾所愛讀、為大眾做喉舌的刊物，辦一個自由的、不受檢查的報紙」。本刊的前身即為鄒韜奮先生在上世紀20年代創辦的《生活》周刊。「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是對鄒韜奮一生奮鬥經歷的最好概括。

本文節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12年第29期封面故事。

（口述 /鄒嘉驪文/李偉）

鄒韜奮之女鄒嘉驪

我們想可能石榴紅了，爸爸的病就好了吧。可是石榴紅了，父親卻走了。期望冥冥之中給你提供一點希望，但結果卻依舊無情。

模範家庭

我的父親鄒韜奮是一個幽默又有情趣的人。他喜歡看電影，在一些聚會場合，還會去模仿卓別林的表演，逗得朋友們很開心。有段時間他還學跳舞，平時鍛煉身體常做一套健身操。父親幽默的性格也遺傳給了我的兩個哥哥。我們一家人在一起的時候經常開玩笑。

父親最早的翻譯作品是三本戀愛小說，而且都是異國戀情，每一個章節後面都有一篇他寫的譯後附記，表達他自己關於婚姻、家庭等問題的看法。

我的母親沈粹縝是蘇州人，出身書香門第，讀書時學的是美術。她的姑母沈壽是我國的刺繡大師。在嫁給我父親前，母親在刺繡學校教書，因為年紀輕，學生都管她叫小先生。母親教書每個月工資有60塊大洋，在當時已經不低了。

1926年韜奮與夫人結婚時留影

父親「職教社」的同事楊衛玉是他們的介紹人，第一次見面是在崑山的火車站。母親後來說，她不會選擇商人做伴侶的，因為不喜歡商人的「銅臭氣」。其實父親應該早就知道母親。我後來整理父親的文章，編製目錄時發現，他們認識前父親就以「粹縝」為筆名。他們認識後，父親就開始給母親寫情書。有時候，他故意用蘇州話寫，媽媽開始看不懂，後來才發現父親跟她開玩笑。

結婚後，母親就辭去了蘇州的工作，在上海組建了家庭。父親有時候也帶工作回家做，《革命文豪高爾基》那本書就是在家裡翻譯的，每天翻譯2000字。

媽媽特別會過日子。一個月工資發下來，給爺爺、叔叔的錢與家裡開銷都分別裝到信封里，精打細算維持家庭生活。因為媽媽很會理家，我們都不愁。爸爸喜歡媽，大概也有這方面的原因。媽媽在爸爸身邊，後來在宋慶齡身邊起了很好的配角的作用。

他們倆經常在家裡說笑話，很親熱。這種氛圍對我們子女的影響也很大。我們這個家庭很溫暖，在當時上海文化圈中是個模範家庭。

重慶出走

我很小的時候父親就不在身邊，1933～1935年他在國外流亡，後來還因「七君子案」而坐牢。那段經歷大哥鄒嘉驊（即鄒家華）的印象會深一些，他還曾經給獄中的父親帶密信。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了。11月上海淪陷後，父親就先離開了上海，與生活書店一起轉移，先到香港再輾轉到武漢。在此後多次的顛沛流離中，每有危險都是父親先走，這在我家已經是個習慣了。

母親、我還有兩個哥哥後來也沿著這條路線去了武漢。這裡面很重要的人物是潘漢年，他對國統區進步文化人的保護很周到。我們離開上海就是在潘漢年的保護下。父親接受共產黨的影響，與這種細緻的關照有很大的關係。國共合作時期，父親出版的《抗戰》三日刊中，有很多篇潘漢年的文章，討論選題的時候潘漢年也參加了。有時候，他們還會因一些問題去周恩來那裡討論。在武漢的時候，父親和共產黨的關係就已經很近了，周恩來還去生活書店做過演講。

1937年12月韜奮從香港、廣西、湖南轉赴漢口，途徑長沙時留影

武漢淪陷後，我們一家人又遷移到了重慶。我們家就在學田灣陳果夫的院子里，主樓是陳果夫住，邊上一座小樓租給了一戶也姓鄒的人家。我們就租住了這座小樓的幾個房間。後來那位二房東鄒伯母和媽媽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們兩家還認了乾親，她的女兒叫我母親乾媽。她的兒子鄒承魯還在讀書，後來去英國留學，後來成了我國著名的生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我母親的乾女兒後來去了美國，成了公務員，和我們還有聯繫。

學校教育對我來說，不像現在的孩子，沒有那麼正規，我的童年常常感到不安全。在重慶我們要經常躲警報。我們小孩倒不怕轟炸，因為之後可以撿彈片賣錢。有一年5月，生活書店總管理處的對面落了一顆炸彈。我們就去撿了一個炸彈頭出來，賣了一塊錢，感到好開心。

在重慶，父親感到更加苦悶和壓抑。發表文章出版書籍都需要審查，即使審查通過也有可能被沒收、查禁。父親的文章也經常在送審中被槍斃，甚至連原稿都不退回。後來我在編《韜奮全集》的時候，想到有扣留稿子的事情，就和韜奮紀念館的同事去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查找，還找到了10篇被查禁、扣留的文章。我一看到原稿的毛筆字就認出了父親的字體。

國民黨當局後來要生活書店與國民黨官方的正中書局合併，實際是被收編。父親拒絕了這個要求後，國民黨就開始大肆查封生活書店的各地分店，逮捕書店員工。父親多次抗議都沒有效果。他本人也受到迫害，被特務跟蹤，一言一行都受到監視。這時，新聞出版環境已經極端惡劣了，表面上是國共合作，實際是一黨專政。正是在這種狀況下，父親決定辭去國民參政會議員，出走香港。

父親那時候的活動是受周恩來的安排，表面上是個人行為，實際是受黨的領導。周總理安排他們一批文化人秘密出走，到香港去開闢另一個戰場。父親表面上一如往常去參政會開會，還去報到、拍照。出走是在1941年的2月底。沈鈞儒有個侄子搞運輸，父親在重慶的南岸搭他們的車子前往桂林。

1940年冬韜奮離開重慶時攝影留念（右起：韜奮、長子鄒嘉驊、夫人沈粹縝、次子鄒嘉騮、（前）幼女鄒嘉驪）

秘密離開後不久，蔣介石就得到了消息，說要把韜奮找回來。父親從桂林坐飛機去香港，起飛後兩小時，蔣介石「堅決挽留」的密令就到了。整個過程非常驚險。

我們一家四口人，目標太大，一起走是不可能的，所以讓父親先走。父親走後，媽媽一個人獨撐家庭。鄒伯母經常陪她去當鋪、寄售鋪賣東西。特務後來上門盤查父親的去向。媽媽說，不知道。特務說，希望他能回來，而且希望我們不要走。媽媽說：「我們沒準備走。」特務問：那你們為什麼要去當鋪賣東西？媽媽說：韜奮走也沒留錢，我們要過日子啊。後來這兩個特務都受到處分了，因為不僅沒看住父親，也讓我和母親、哥哥趁著躲空襲警報的機會都跑掉了。

去解放區

當時的香港，聚集了很多文化人，范長江、廖承志、茅盾都在，還有中共南方局的一些領導，香港是他們的工作據點。父親的工作還是辦報，和范長江他們籌劃《華商報》與《大眾生活》的復刊。我們一家到了香港，媽媽反倒發愁起來，因為一點生活的費用都沒有了。這種事情父親是不會知道，也不會考慮的。

後來還是一位朋友發現了母親的尷尬與難處，決定預支父親《抗戰以來》的稿費。我們這才在香港安下家來。這麼多年來，母親一直是父親最穩固的後方，支持著他的事業。抗戰勝利後，周恩來在給母親的慰問信中說，如果韜奮沒有夫人的幫助，是不可能取得很大成就的。他對母親的評價很高，事實也是這樣。

鄒韜奮創辦的報紙

到香港後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隨即佔領了香港。東江游擊隊接我們從香港撤出，我們當時就住在九龍的一個貧民窟里。組織上派交通員找到我們，按照要求還是爸爸先走，我們三個孩子和母親後走。

父親一去路途危險，而我們和母親要獨自面對殘酷的環境，感到無依無靠。分別的時候，父親給母親跪下了，這是從未有過的情況。以前，無論流亡海外，還是從上海逃到香港，逃到武漢，逃到重慶，還都能想到一家人可以重逢。但是那一次卻心裡沒底。爸爸向媽媽託付我們幾個孩子，希望她把我們撫養成人，真正有困難的時候去找共產黨。每次想到這個場景我都很心酸。

爸爸是1月份走的，我們大概是二三月份混在難民的隊伍里離開香港。那時是冬天，家裡什麼東西都沒帶，媽媽怕我們冷就拿了兩條羊毛毯。過封鎖線時，日軍和偽軍把我們的羊毛毯搶走了。我們向前走了幾步，媽媽便突然掉過頭，爆發出巨大的勇氣，衝過去搶回了一條毯子。她為了孩子從來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全。

日軍佔領香港

我們後來在東江游擊隊的白石龍村陽台山與父親匯合了。部隊給我們這些轉移出來的文化人搭了兩座草寮住，也就是三角形的草棚子。裡面中間是泥地，兩側是一長溜的草鋪，每家之間掛個帘子做隔斷。那段時間雖然艱苦，但對我們來說卻是少有的幸福時光。因為一家人又團聚在一起了。山上有小溪，我們就去抓小魚小蝦。有一點特殊照顧的話，就是廣東出的紅色的「片糖」。我們當它是巧克力，按照爸爸說法是「土巧克力」。

偶爾有加餐，就是多點小魚，難得吃一點肉。這時父親就會夾上一點菜然後躲到一邊去吃。別人喊他來夾菜，他就說「夠了，夠了」。父親是個樂觀的人，大家都喜歡他。朋友們印象中的韜奮先生總充滿了笑聲。

這段安寧的日子沒過多久又被打破了。國民黨政府聽說父親隱藏在廣東，就派了特務來偵查，還下了通緝令，要求就地懲辦。此時，父親與國民黨便處於完全對抗狀態了，他無法回重慶了，也不可能去國統區。父親先被轉移到梅縣江頭村隱藏了一段時間，然後又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去蘇北的抗日根據地。我和母親、哥哥則去了桂林。還有一批文化人則經桂林返回了重慶。

父親的病

父親去蘇北前，先秘密前往上海治病，當時耳朵已經出血了。但最初的診斷是中耳炎，便沒有在意。後來由於病情惡化，在1943年又返回了上海治病。為了躲避敵人的搜捕，父親在上海換了4家醫院。他的病也日趨嚴重，由耳癌發展到了腦癌，身體非常痛苦。

當時我和二哥在桂林的中山中學讀書，我讀初二，二哥讀初三。大哥當時在桂林已經沒有可讀的學校了。於是大哥先被接去上海照顧父親，隨後母親也過去了。後來爸爸病重，組織上又派人來接我們倆。我二哥愛學習，他覺得沒多久就畢業了，想拿到畢業證再走。於是，我就獨自去了上海。而父親臨終也沒有見到二哥，這是很遺憾的事情。

誰知道，我離開桂林後，便爆發了湘桂戰爭。軍隊一路潰敗，書店員工便帶著二哥一路逃難。後來走散了，二哥獨自一個人流落到了貴州，然後去了重慶。每次二哥回憶起來都很傷心，以前逃難都有媽媽在，還是一家人行動，而當時就他孤零零一人。在重慶，沈鈞儒把他帶到周恩來那裡，然後便去了延安。父親去世後，潘漢年的助手徐雪寒把大哥也接到延安去了。

我到上海時，父親的病已經惡化了。他的一隻眼睛失明，鼻孔里流出膿水，味道很難聞，都是母親用棉簽一點點給他擦乾淨。到了後來實在太痛苦了，父親需要靠杜冷丁來維持。媽媽也學會了打針。開始的時候有效時間還長，到後來則越來越短。每天打針的時候，母親都非常痛苦，但又沒有別的辦法。書店的員工陳其襄負責去買杜冷丁，當時上海能買到的杜冷丁都快被他買光了。

狀態稍好的時候，他就在病床上寫《患難餘生記》。父親是有話要說，國民黨迫害生活書店的這口氣他咽不下去，那這些經歷忘不掉，他要公開控訴。而且寫東西對他也是一種解脫，可以稍稍轉移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