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在台灣的幽居歲月

美文 07-24

本文節選自《沙盤上的命運》，作者李菁歷時多年，對中國現代歷史上重要戰爭、民國風雲人物等的當事人或他們的親屬、朋友、同事、同學等進行口述實錄，或挖掘與爬梳湮沒的資料……鮮活地呈現當年的人和事，生動地還原歷史細節。

「九一八」後的張氏家族

與大伯最初的見面，雖已隔了半個多世紀，但那一次特殊會面，卻給張閭蘅留下畢生難忘的印象。

「1954年，那時我正在上小學五年級。有一天，接我上下學的三輪車夫送我一張紙條，說母親讓我放學後直接到台北中心診所找她。到了診所，看見一家人都在樓上的病房裡，神情有些緊張。母親告訴我，因為大媽生病要住院開刀，大伯、大媽從山裡到台北，我才知道原來一家人都在這裡等著看大伯、大媽。」

張閭蘅是張學良五弟張學森的女兒，她回憶中的大伯、大媽，便是那時仍處於幽禁狀態的張學良、趙一荻。「一會兒，聽到走廊那頭有動靜，家人都緊緊地貼在門縫上往外看，我也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媽的模樣，但只看見了大伯的背影。那一天父親不在，是母親帶著兩個奶奶（注:指壽夫人和馬夫人）一起去的，她們都非常難過；大伯肯定不知道我們偷偷看他。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家人近在咫尺，卻無法相見？」

張學良和趙一荻

從很小時候起，張閭蘅就模糊地感覺到，自己的家族好像多少有些特殊。那時一家人住在天津法租界一幢三層小樓里。樓上房間里有個香案，上面供著一張張作霖的照片。「從家裡大人那裡知道，我們本是東北人，原來在瀋陽有一個很大的家，『九一八』之後流落到天津，我還有位大伯叫張學良，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一直被國民黨關押在某個地方。」

張閭蘅的祖母壽懿是張作霖的五夫人，是黑龍江將軍壽山的女兒。「我的奶奶雖然沒受過現代教育，但很有見識。記得很小時候，她就帶我去股票市場，那個年代的女性，這是很少見的。」張作霖去世後不久，張學良到北平赴任，瀋陽的張家就由年僅二十幾歲的壽夫人掌管。1931年9月，壽夫人覺察到瀋陽的局勢有些不正常，就在「九一八」前兩三天，她專門趕到北平找張學良，商量怎麼安排這個大家。

關於張學良在「九一八」當晚的行蹤，有各種各樣的傳言。其實「九一八」當天晚上，張學良在前門的中和戲院看一場為遼西大水舉行的賑災義演。在座的客人中有英國公使，還有張學良的部下何世禮與他的父親何東。後來因為馬君武那句詩「趙四風流朱五狂」，張學良背了很多年黑鍋。「1991年大伯在美國過90歲生日，我特地跑到夏威夷為他祝壽。生日會上，何世禮將軍特別提到此事，他說可以作證，那天大伯是和他一起看戲的。」張閭蘅回憶。

張學良90歲生日

「九一八」時，張閭蘅的父親張學森只有11歲，而張家的兩個主心骨——張學良與壽夫人都不在瀋陽，家裡亂作一團。張家的幾個孩子被家裡的用人化了裝、喬裝打扮後，連夜坐火車逃到天津，幾天後，用人領著幾個孩子才輾轉到北平找到壽夫人。

「奶奶經常說：等到戲看完了，才知道家已經沒有了。」日軍在1931年9月19日上午佔領了張府，張家所有財產都被日本人掠去，一夜間什麼都沒有了——「奶奶帶著四個年幼的孩子，真的很孤苦彷徨。她出來時，沒帶什麼家產，只有靠在勸業銀行還有的一些存款勉強渡過難關。」

山中十年

1948年，母親帶著張閭蘅姐妹先去了台灣，壽夫人則搭乘天津解放之前的最後一個航班離開，輾轉一年以後才到台灣。

「初到台灣，我們的日子過得很苦，全家借了一座日本式房子，破破爛爛，又臭又舊，房頂還被白蟻蛀過，稀稀拉拉往下掉渣。奶奶起初不肯買房，也不肯將她隨身帶到台灣的幾個箱子打開，她總是說:『再過半年我們就可以回去了。』」那時張家一大家子人全住在地板上，半年後壽夫人徹底死了心，才開始找自己的住房。

到台灣後，家人便聽說張學良已被送到台灣關押，可是關在哪裡，什麼消息都沒有。張閭蘅回憶，她上學時的課本也提到張學良，說他是「叛賊」。但學校老師也知道她的身份，所以凡是講到這段歷史的時候就很含混地帶過去。但對那時候的張閭蘅來說，張學良只是一個很遙遠而朦朧的大伯。

根據張學良日記記載，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和趙一荻被秘密從重慶轉移到了台灣，自此進入了更秘密的幽禁。他們被國民黨軍統局幽禁的第一站是新竹縣井上溫泉，住的是日本人設計建造的木板房，舊式木板房裡只有簡單傢具，冬天潮濕陰冷，夏天稍遇大雨便四處漏水。周圍都是台灣山地少數民族，他們平時不能隨便越過警戒線。井上溫泉與外界只有一條公路，路面損壞嚴重，如果遇到暴風雨，人和車都無法通行。

1947年，趙一荻在台灣陪伴張學良

1949年2月2日凌晨3點，張學良又被突然轉移到高雄，秘密藏在壽山要塞的兵舍中。由於走得匆忙，他在井上的書還未來得及搬走。後來據一些軍統特務回憶，1949年1月，蔣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總統後，曾表示要「釋放張楊」。儘管各界呼聲很高，但沒有蔣介石首肯，誰也不敢出面辦理此事。保密局毛人鳳以不知道張、楊的下落而推脫。但此時，因為外界已經知道張學良在井上溫泉的幽禁地，為「安全」，他們遂緊急將其轉往高雄。

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為擔心高雄已成為空襲目標，1950年1月，張學良又搬回井上溫泉。「那本書（註：指《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出來之後，我也聽到有一種說法：有人還覺得大伯過得不錯，住在風景優美的地方，好像過著『田園生活』，其實他們那十年過得很苦，井上溫泉遠離城鎮，採購困難，大伯靠自己種點青菜、養些雞鴨才得以維持簡單的營養。本是大家閨秀的大媽也能熟練地用縫紉機自己縫衣被，以抵禦山中寒冷。那裡連電燈都沒有，幾年裡，大伯的聽力、視力大為減退。他的精神也很苦悶，有時只能逗弄著小貓打發時間。那十年完全與世隔絕，沒人知道他的生死。」

1956年12月是西安事變二十周年，蔣介石想起了張學良。

負責看管張學良的劉乙光從台北帶回蔣介石的命令，讓他「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而張學良本已下決心永世不談此事，但身在囚籠，又不得不寫。這篇文章本是張學良作為私人信函給蔣介石的，但被蔣改為《西安事變反省錄》，還要求他親筆重抄一遍。這篇文章後來還流傳到外部，成了所謂的《西安事變懺悔錄》。從張學良的日記看，當年這些「奉命之作」讓他幾度情緒失控。

重新回歸的張學良

1960年，張學良遷至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6月5日，剛過完60歲生日不久的張學良，按宋美齡的吩咐，與董顯光（註：台灣原所謂「駐美大使」）到台北士林禮拜堂。這座禮拜堂是蔣宋夫婦時常去的，被外界稱為「私人禮拜堂」。每逢做禮拜，這裡總是聚集了很多國民黨元老及上層人物。那天，張學良與董顯光最後一個到場，他們悄悄坐在最後一排。禮拜結束時，蔣介石與宋美齡一同緩步退出。宋美齡邊走邊與眾人打招呼，走到最後一排，她忽然向張學良伸出手。這一舉動，讓所有在場者目光都驚訝地投過來，他們發現與宋美齡握手的，竟是「失蹤」多年的張學良。

蔣、宋離去後，張群、何應欽等紛紛上前祝賀。張學良後來悟道，這是宋美齡為他設計的露面方式，他心存感激。以後每次做完禮拜，他都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一起敘舊，原來嚴密的看管也有所鬆動。

「大伯經常說，如果沒有宋美齡，他的命運可能改寫。宋美齡一直對大伯比較照顧，她經常給大伯寫信，信的開頭稱之『Dear漢卿』，有時還會隨信寄來各種禮物。」宋美齡原本就與張學良、于鳳至很熟悉，20世紀50年代時，宋美齡幾次去美國看病，都特地找機會與于鳳至及其子女見面。回台灣後，她把見面情形寫信告訴張學良，每次提到于鳳至，她都稱「鳳姐姐」。也許因為宋美齡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宋美齡那時對趙一荻幾乎隻字不提。而張學良最終與于鳳至離婚、與趙一荻結婚也是在宋美齡提議下完成的。

左起：張學良、宋靄齡、于鳳至、宋美齡、蔣介石。

自這一次公開露面後，張學良的生活有了些變化。在宋美齡和蔣經國安排下，他自己出資選地設計，在台北市近郊北投復興路建了一棟西式二層樓房，院里有假山、魚池、花房等，條件改善了不少。

「但那時大伯還是不能輕易與家屬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曾任蔣介石私人醫生的盧志德約我們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聽說那天大伯、大媽到董顯光家做客，隔著大玻璃窗。我終於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兒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坦率地說，我有些失落，這個形象與大伯在我想像中的『英俊少帥』的樣子相差太遠了。」

直到1961年9月，大伯才在「當局」批准下，與家屬見面。而這一面，他與壽夫人、弟弟張學森等親人之間，整整隔了25年。

此時張學良的「自由」仍有限，除了家人，來往朋友只有張群、張大千等幾家。「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他在外頭不可以隨便跟生人講話，否則會被警告。有時大伯在外面會被人認出來，那些人或者想問候他，或者好奇，但一靠近，馬上被身邊的那些便衣攔住。」

「每次到我們家，身邊總是有七八個便衣跟著。伯父來之前，他們先進屋，每個犄角旮旯都看一遍。如果看見有陌生人，就會逐一盤查身份，或者把陌生人趕走。我們一家人聊天時，他們就坐在旁邊聽著。我那時剛從美國回來，對此也特別反感，經常對他們說:『可以了吧，你們可以下樓了吧！』到了吃飯時間，我直接下逐客令，他們就下樓自己吃飯。」

而那時的張學良對此已經很淡然，他總是跟張閭蘅說:「行了，你別跟他們衝突了，我們已經比以前好多了！」為了避免給大伯他們找麻煩，張閭蘅平時也不常去，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

張家兄弟中，張學良與張閭蘅的父親張學森走動得比較多。「大伯特別喜歡到我們家來」，張學良對外面的世界很好奇，經常通過姐妹倆了解外面的世界。有時一待就是半天，吃了晚飯還沒有動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時上樓來催，趙一荻有些緊張，可張學良正聊得興頭上，故意裝聽不見。「大伯曾跟我們提起，他在30年代就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甚至自己駕駛飛機到南京開會，可當年風雲一時的『少帥』，眼下連基本自由都沒有。他內心的痛楚，是言語無法表達的……」

晚年張學良

張學良真正自由起來，是在20世紀70年代。「那時對他的看管已慢慢放開，允許見的人也多了，像郝柏村等一些老人，他們經常在一起聚，互相請客，聚會越來越多。」但那時的張學良，已是風采不再的七旬老人了。

那時的張閭蘅，從美國留學回來後，先在香港工作了幾年，又回台灣住了一段時間。張學良的子女都不在身邊，她與妹妹張閭芝便成了大伯張學良關係最親密的家人。

「大伯、大媽最開心的日子是過年。平時他們家冷清寂寞，連玩牌都不允許，這一天可以例外。吃過年夜飯，大伯帶頭玩牌，別看他的視力聽力都不好，每次贏家總是他，我們口袋裡的『紅包』還未捂熱，大部分的壓歲錢都回到他手裡。看我們沮喪的樣子，他呵呵一笑說，耍錢，你們差遠了，我是拜過師的！有時，玩了通宵也不知疲倦，而我們都東倒西歪了。」張閭蘅回憶，壽夫人雖然不是張學良生母，但他一直對壽夫人很尊重，稱其為「五姨」，稱馬夫人為「六姨」。他經常告訴張閭蘅和妹妹張閭芝:「你的奶奶可不簡單，最得老帥喜歡，也最能和老帥說上話，大帥府里上上下下都聽她的。」

1964年7月4日，在宋美齡等許多好友見證下，張學良與趙一荻在台北北投溫泉風景區一教堂里舉行了一個小型婚禮。此時張學良已64歲，當年的「趙四小姐」也已54歲、風華不再。

張閭蘅說，跟爽朗、豪放的大伯比起來，伯母趙四顯得「冷」一些，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內心的感受。「大媽是位虔誠的基督徒，我們聊天時她如果插進來，就是宣傳她的基督教。有時大伯也不耐煩地打斷她:『行了，我們在聊天呢！』但大媽對大伯來說，是絕對的『賢妻』，對大伯的飲食起居照顧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談起她時，有時會說:『人家對我好，我就得對人家好啊。』」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後被軟禁，先是于鳳至陪伴他輾轉於安徽、江西、湖南及貴州等地三年多，因為在貴州時患了乳腺癌，1940年于鳳至孤身赴美國治病。而趙一荻則把她和張學良唯一的兒子張閭琳託付給美國朋友代養，專門陪伴張學良。張閭琳如今已有70多歲，在台灣再見到父母時，已結了婚。因生長在美國，語言及思維難免有隔閡。

「我後來到美國也見過於鳳至，她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在美國生活，以後再沒有見到大伯。大伯在國外有一筆存款，所以她在生活上沒有問題，但後來一直沒有再婚，她還是有怨言的。」1990年春天，93歲的于鳳至在美國去世。張學良和于鳳至生有兩兒一女，張閭蘅說，現在只有女兒閭瑛還在世，一個人生活在舊金山。1979年，張閭蘅成了為數不多的闖入內地的「勇敢者」。張學良後來得知她回大陸的消息後，囑咐她做兩件事：一件是去給爺爺張作霖上墳，「這個我做到了，張家幾十年來沒有人去老家給爺爺上墳燒香了」。第二件，「大伯又告訴我說：『我還有兩個學生在大陸，一個叫萬毅，一個叫呂正操，這麼多年了，我想知道他們是死是活』」。

張閭蘅到了北京後，楊虎城的兒子楊拯民將其介紹給了呂正操。1984年6月，張閭蘅第一次在北京拜訪了呂正操。「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我心裡就油然而生一種親切感：這個人怎麼那麼像我大伯！我也按東北人習俗，像在家裡喊大伯一樣喊他『大爺』。見到萬毅時更感人，他兩眼其實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但『看見』我時，他就拉著我的手，我知道他更是想傳遞對大伯的感情。我從兩位老人眼中都能看到他們對大伯的思念。」回到台灣後，她把會面情況仔細彙報給大伯，「看得出他聽了很難過，但他一直努力壓抑著自己的感情」。

張閭蘅形容自己「有一種使命感」，來安排呂正操與張學良在美國的會面:「我的內心總有一種無名的動力，我想不管他們中間隔了多少年，讓他們能在有生之年還能見上一面。」

1991年3月10日，失去自由達半個多世紀的張學良，終於離開台灣去美國探親。5月23日，呂正操及隨員多人，飛往美國看望張學良。1991年5月29日上午，他們在紐約相會。

1991年，張學良夫婦由舊金山返回台灣

在紐約見面那天，張閭蘅陪著呂正操乘電梯，電梯門一開，張閭蘅嚇了一跳：平時很少穿得那麼正式的張學良，那天西裝筆挺站在門口迎接他們。呂正操仍按以前的習慣喊張學良為「老校長」。「見面的日子是呂正操選的，之前我還奇怪，為什麼呂正操一定要選在那天？待兩人見面後我才明白，他說，校長，到今天我跟你隔了54年5個月零4天沒有見……看著兩個老人差不多高，頭頂都光光的，卻像孩子一樣一直手拉著手不捨得放下，特別可愛，但我看了卻直想掉眼淚……」

1994年，張學良、趙一荻選擇在夏威夷定居。趙一荻年輕時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葉，而張學良在40多歲時患了嚴重的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視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將全靠手感，一耳全聾，一耳微有聽力。多年來，趙一荻就是張學良的眼和耳，但一大聲說話，就喘不過氣來，非常辛苦，兩人以輪椅代步相依度日。「雖然到了夏威夷後，我們全家陪著他們一起沐浴著陽光與海風，但曾經的少帥和風流趙四都變成了老人，看著他們日益黯淡的眼神，我經常有一種揪心的痛苦……」

（本文根據張閭蘅口述整理，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