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投原子彈後，日本人竟然對我們卑躬屈膝！難以想像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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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 ）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徵集資料，結合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 ：（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重慶出版社，2016年10月。

本文接上一篇《以牙還牙！戰俘們解放後用拳頭和腳結束了這些日軍看守的生命》，上一篇主要講述了這些戰俘們終於要結束長達三年半的非人生活了，在回家之前，他們走上街頭，找出那些在過去三年里曾經無情摧殘過他們的日本看守和監工，將他們的生命終結於憤怒的拳頭之下。本篇講述了坦尼與記者喬治·韋勒離開戰俘營、踏上尋找美軍部隊之路的遭遇。他們穿著日本囚服，沿途遇到的日本人卻對他們卑躬屈膝，顯得很謙卑、恭敬，這讓他們十分驚異。

就在我下定決心，要儘快回家的第二天，營地里來了一位不速之客——《芝加哥論壇報》的記者喬治·韋勒。我們都很好奇，他是怎麼找到這個地方的。大記者卻後發制人，他簡要給我們講述了我們被俘之後的戰爭經過，著重講了原子彈的投放過程，為什麼要投原子彈，以及原子彈的巨大威力。他是一個傑出的演說家，大家聽得津津有味。他趁機提出了要求，他想採訪來自芝加哥的美國士兵。我告訴他，我就是芝加哥人。我詳盡地回答了他的提問，他意猶未盡，又央求我再找幾個人，充實一下材料。於是我就把老戰友鮑勃·馬丁和吉姆·巴什勒班找來，同他聊了會。談話中，我們獲悉，美國空軍已經進駐鹿屋市了。

投下原子彈的美軍B－29型「埃諾拉·蓋伊」號轟炸機飛行員，叫做保羅·蒂貝茨（Paul Tibbets），他是美軍當時最優秀的轟炸機飛行員。

幾天後，另外一架轟炸機飛臨營地上空，空投給養。這個時候我才知道，這個巨無霸叫B29。它先投下了大批衣物，接著是藥品，最後空投的是大量食物。就在這個時候，我的一個朋友成為17號戰俘營中最後一個傷員。說起來，他夠倒霉的。他跟著飛機跑，想讓飛行員看到他在揮手致意。可是有一個降落傘下面綁著的、裝食物的箱子鬆脫了。箱子在空中翻滾著，一下子掉了下來，他躲閃不及，慘叫了一聲，箱子剛好砸在了他的小腿上。我們趕緊跑過去把他抬進醫務室。

第二天大清早，我和鮑勃·馬丁不聲不響地離開了17號戰俘營，踏上了尋找美國大部隊的征途。我們倆的行囊都不大，不過卻裝下了我們三年多來積攢的所有家當。我的家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國武裝部隊猶太裔軍人專用祈禱書》，還有就是那本彌足珍貴的袖珍詩集，另外還有一件大得離譜的襯衫，一條褲子，做生意剩下的幾包香煙，一隻非常原始的打火機。

我倆來到大牟田的一個小鎮上，登上了一輛通往火車站的電車。我們一到火車站，便向當地人打聽開往鹿屋的火車是哪個方向。我們逮到一個日本人就問。現在想來，當時的情形真是十分滑稽，我們兩個人穿著日本囚服，身無分文，卻神氣十足地在日本大街上晃來晃去。現在想來還有點後怕，我們當時的做法真的很愚蠢，很可能會激怒某些日本人。我們很可能被殺，搞不好會再次被關進牢房。因為很多日本人難以接受日本向美國投降，他們想不通，為什麼日本會輸掉一場「本該贏的戰爭」。日本的極端分子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一些日本人告訴我們行車路線，去鹿屋沒有直達車，要先坐一趟有軌電車到終點站，然後再轉車。我們沒太在意，只是想儘快找到大部隊。我們心急火燎地等了一個小時，那趟有軌電車剛進站，就上了車。車廂里空得很，一路上也沒有人找我們的麻煩，我們順利地到達了終點站。我們下車時，剛好被小站的站長看見了。

站長親自接待了我們，滿臉微笑地向我們鞠躬。他堅持要請我們到他的辦公室里坐一坐，這樣「看熱鬧的市民們就不會打攪兩位先生了」。一開始我們沒同意，我們不顧一切地想儘快登上去鹿屋的火車。站長笑著提醒我們：「兩位尊敬的先生，去鹿屋的火車第二天清晨才能到站，所以還是先請到我的辦公室去休息一下。」盛情難卻，我們跟著他去了辦公室，並且享用了飄香的熱茶。

當天晚上，站長留我們在他辦公室的內屋裡歇宿。他慷慨地派人送來了一餐美味的家常飯，還有一大瓶米酒。就在同一時刻，兩個日本軍官走了進來，朝我們深深地鞠躬，然後解下了腰間佩刀，連同刀鞘，恭敬地彎著腰，雙手遞上，以示日本的戰敗。哈哈，看他們的軍銜級別不低。我們光榮地接受了他們的投降。

劫後餘生的盟軍戰俘，看的報紙上寫著日本被丟原子彈的消息。

晚些時候，站長又給我們送來了枕頭和毯子。他保證我們明天一定能坐上開往鹿屋的火車。說完，他禮貌地鞠了個躬，向後退了四步，轉身走出了房間。

不一會，又有一些日本人進來，圍在我們周圍，小心翼翼地陪我們聊天。剛過8點，一個日本人說：「時間不早了，請兩位先生早些休息吧。我們先告辭了！」其他人也跟著他知趣地離開了。他們一律面對著我們向後退到門口，向我們鞠了一躬後，才轉身離開。

這些人走出去後，鮑勃終於忍不住笑出聲來。太不可思議了！這就是日本人嗎？怎麼和我們傳統的認知判若兩人？一個月前，我們還是低三下四的奴隸，他們還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殺予奪大權的主子；一個月後，昔日的主子怎麼會把我們這些囚徒奉為上賓？不，上賓還不足以形容我們目前享受的待遇。他們變得那麼的謙卑，那麼的恭敬，那麼的小心翼翼。一個月，雙方的地位完全逆轉過來了。

等一切安靜下來之後，睡意很快襲來，我們往辦公室的木頭長椅上一躺，不一會便酣然入夢。人間的煩惱被我們拋到九霄雲外。

等我們第二天早上睜開眼睛的時候，發現去鹿屋的火車已經進站了，車頭冒著蒸汽，車門還沒打開，月台上擠滿了即將登車的日本人。站長走進辦公室，給我們端來了早餐。我們每個人有一小杯米酒，一大碗米飯，兩小份炸魚塊，一碗蔬菜熱湯，還有一杯熱茶。鮑勃獃獃地看著我，我倆不約而同地笑出聲來。這不是在做夢吧？一切都是真的嗎？就在幾星期前我們還被打得死去活來，而今天他們卻唯恐對我們不夠好。我對鮑勃說：「好好享受現在的一切吧。明天不知道會遇到什麼。」

用完早餐，我們誠摯地向站長表示感謝，隨後帶著小小的行囊和昨晚的「戰利品」登上了火車。上車後，我們發現已經沒有座位了，車廂里塞得滿滿的。我突然發現兩節車廂的連接處，站著一隊日本兵，一個青年軍官手抓著欄杆站在扶梯上。為了證實我們的地位實實在在地發生了變化，並不僅僅是一部分日本人想成為「美國人的朋友」，我費力地擠過去，用日語說道：「把你的佩劍交給我。我們是勝利者。」這個軍官毫不猶豫地從腰帶上解下佩劍，朝我鞠一個躬，雙手奉上，說道：「我們感到很抱歉，請把它作為友誼的象徵吧。」他說完扶著欄杆哭了起來。我感到有些內疚，但我不會把武士刀還給他。

日本投降後,美軍的龐大機群飛過東京灣。

這段小插曲，引起了列車長的注意。怕我們受擠，他把我們帶到了司機室，讓我們坐到了司機和消防員的座位上。我們舒舒服服地「充當了司機的角色」。我倆忙得不可開交，一會兒拉響汽笛，一會兒鳴鐘，宣告著勝利和自由的到來。這種感覺真棒！

司機站著開車，消防員抓著把手，站了一路，足足3個小時。他們一點也不惱，甚至還請我們享用他們飯盒裡的午餐。我們多少有些過意不去，拒絕了他們的好意。我不想這麼做，如果我吃了他們的飯，而讓他們餓肚子，這就違反了我的做人原則。我從來不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顧他人的死活。雖然日本看守和礦工以前一直這樣對待我們，但是我不願意把我降低到他們的層次。

中午時分，火車減速了，很快就停了下來。我以為，鹿屋到了。司機過來，微笑著對我們鞠了一躬，然後以立正的姿勢，指著東方，說道：「兩位先生，我們現在到了鹿兒島縣了。鹿屋市在海灣的對面，你們再向東走6英里就到了。」他客客氣氣地打開車門，請我們下車。

下車後，我們驚奇地發現，車上又下來了5個美國人，他們也是從戰俘營里跑出來尋找美國部隊的。他們也聽到了美軍在鹿屋駐紮的消息。大家興奮地打著招呼，結伴而行。7個美國人，來自日本的三個戰俘營，不怕言語不通、身無分文，憑藉著無比的勇氣、堅定的信念和樂觀的精神，一路摸索著前進，總算快要到達目的地了。

編輯：張玲瑜 軍官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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