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後期政壇的左右派

建中靖國元年（1101）十一月，一個叫做鄧洵武的起居注官，給宋徽宗獻了一幅《愛莫助之圖》。此圖繪的是自宋神宗朝以來的新舊黨任職統計表，列有宰相、執政、侍從、台諫、郎官、館閣、學校七個類別，分為左右兩欄，「左曰紹述」，「右曰元祐」。只見右欄密密麻麻寫滿了名字，約有一百餘人；左欄的名字則寥寥無幾。這個圖的意思是說：陛下，這幾十年來，朝廷的重要位置基本上都被保守派佔據了。

鄧洵武又進言：「陛下乃先帝之子，今宰相韓忠彥乃韓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韓琦嘗論其非；今韓忠彥為相，將先帝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為韓琦子，能繼父志；陛下為先帝子，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 鼓動宋徽宗起用變法派，繼承父兄之志。鄧洵武的父親鄧綰，原也是變法陣營中的一員幹將，如果徽宗有意紹述，他鄧洵武自然也可發揚父志。

在這幅《愛莫助之圖》上，有一個細節特別有意思：鄧洵武將保守派（舊黨）名單列於右邊，將變法派（新黨）名單列於左邊。這應是無意之為，但我們運用政治學光譜的知識，馬上便會發現，這個左右之分，居然完全符合今日國際社會對於左派、右派的界定（當然這是巧合）。

比如，新黨力主變法，認為「祖宗不足法」，就如美國左翼領袖奧巴馬喊著「change！change！change！」上台，王安石也是以一攬子改革方案獲神宗賞識，進而成為執政官。舊黨則與今日歐美的保守派一樣，更希望傳統與慣例得到尊重，他們倒不是反對改良，後來的朱熹總結說，「當時非獨荊公（王安石）要如此，諸賢都有變更意。」 只是舊黨中人並不贊同激進的變革，就如司馬光說：「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新黨追求國民財富分配的平等，變法的目標之一便是「振乏絕，抑兼并」。意思是說，運用國家的強制力與財政資源，救濟貧困人口，抑制兼并，阻止貧富懸殊。這一主張，跟歐美左翼政黨並無二致。而舊黨顯然更注意對富民階層的財產權保護，如蘇轍認為：「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分化，乃天經地義，你王安石憑什麼打著救濟貧民的旗號剝奪富民的財產？所以小蘇痛罵王氏：「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平民，不知其不可也。」 觀點與今日右翼政黨如出一轍。

新黨又主張強化國家財政汲取能力，希望政府更多地干預市場，介入市場。熙寧變法中的「市易法」，乃是國家設市易司於城市，通過「貴買賤賣」的方式控制市場、干預物價，同時也向商戶發放二分息的貸款；「均輸法」是設立國營貿易公司，運用財政收入「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青苗法」則是國家成立農村小額扶貧銀行，向農民放貸收息；蔡京當國時提出的「豐亨豫大」之說，更是試圖以加大消費刺激經濟、製造繁榮。

新黨這些帶有「凱恩斯主義」色彩的經濟政策，受到舊黨的猛烈批評，因為舊黨堅持認為，國不與民爭利，不應與商人發生角色錯位，要讓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用同情舊黨的南宋學者葉適的話來說，「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 顯然，舊黨更加贊同放任自由的經濟政策。

同所有的保守主義一樣，舊黨更強調道德秩序，也更願意服從道德的約束，他們每每以「君子」自任，而以「小人」攻擊新黨。新黨中的王安石本人固然品行無可挑剔，但他看起來就跟近代的左翼自由派一樣不太關心個人品德，因為在他的陣營中，確實集合了一班品行低劣之人，如舒亶、呂惠卿、鄧綰、曾布。鄧綰早年在京城跑官要官，「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 可見此人臉皮之厚、羞恥感之薄。

更能體現宋朝新黨之左派色彩者，是他們的「國家福利」政策。我們現在都知道蔡京是奸臣，但未必知道蔡京執政之時，曾力推「國家福利」，《宋史食貨志》載：「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三年，又置漏澤園。」居養院是福利養老院，安濟坊是福利醫院，漏澤園是福利公墓，貧民的生老病老，都由政府給予救濟。北宋的福利制度並非蔡京首創，卻是在蔡京執政期間達至鼎盛。每當蔡相罷相之後，福利制度也隨之收縮。

也就是說，北宋的所謂舊黨、新黨，實際上就是宋朝士大夫基於政見之不同而分成出來的一左一右兩個政治派別。士大夫歸屬於保守派，或是歸屬於變法派，取決於其政治主張，而跟私人的門生、交遊、親戚、血緣並無無必然的關係，像韓維與韓縝，王安禮與王安石，曾鞏與曾布，都是親兄弟，卻因政見有別而分屬保守派與變法派；另一方面，不少分屬新舊黨的士大夫，在朝堂上是爭執不休的政敵，但私下裡卻是很好的朋友，比如王安石與司馬光，章惇與蘇軾（後期二人關係惡化）。

不管是變法派，還是保守派，都在爭取君主的支持。哪一派的政治主張獲得君主採納，即成為「國是」，並由這一派執政。一旦「國是」變更，則這一派下野，換另一派上台。熙寧—元豐年間，「國是」為變法，新黨執政；元祐年間，「國是」為更化，即恢復舊法，舊黨執政，新黨下野；紹聖年間，「國是」為紹述，即接續變法，新黨執政，舊黨下野。

這樣的政治派系分化，跟其他王朝出現的朋黨其實很不一樣。像漢代的「黨錮之禍」，唐代的「牛李黨爭」，明代的「東林黨」，都是基於私人關係、私人利益形成的政治集團，並未提出明確的政治主張。毋寧說，北宋形成的朋黨，跟近代政黨已經有幾分接近了。

這並不是我的想像，治史大家柳詒徵先生早已提出一個觀點：「中國之有政黨，殆自宋神宗時之新舊兩黨始，其後兩黨反覆互爭政權，訖北宋被滅於金始已。……新舊兩黨各有政見，皆主於救國，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張各異，遂致各走極端。縱其末流，不免於傾軋報復，未可純以政爭目之；而其黨派分立之始，則固純潔為國，初無私憾及利祿之見羼雜其間，此則士大夫與士大夫分黨派以爭政權，實吾國歷史僅有之事也。」

另一位歷史學者唐德剛先生也說：「當時朝士也就各以己見，在新舊左右之間，分別作其擁護與反對的選擇，則朝政便有其現代化的政黨輪替的意味了。……吾人如大膽的說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國政治現代化的起步，亦不為過。可惜的是，傳統中國這種有高度現代化和民主意味的開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後，就再次復古回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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