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無可撼動的領導力從何而來

儒學 07-24

（視頻試聽，節選於曾國藩為官之道）

領導藝術，是最高端的管理學，是一門高深學問。一個傑出的團隊，必然有一個深諳領導藝術的帶頭人，必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體制。

在歷史上，曾國藩的湘軍集團，就是一個傑出團隊。如果從現代企業視角來看，曾國藩無疑是一個成功的卓越的職業經理人。置身於一個經營每況日下、內部管理山頭林立，內耗嚴重，官僚主義橫行的公司，而他，能夠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下，成功衝破各種藩籬障礙，成為公司最重要的中流砥柱，不得不佩服曾國藩的韌性和個性。

湘軍是所謂的「官勇」，即地方政府招募的臨時性武裝，並非國家的正規軍。而作為一個文人，從沒有帶過兵，也並非出生在將門世家的曾國藩，何以在最短的時間把一支本是烏合之眾的草根團練隊伍，捏合成赫赫有名的「湘軍」，成為那個時代最具凝聚力和戰鬥力的團隊？

曾國藩必然有他獨特的領軍之道。

在整個湘軍體系中，曾國藩是擁有著絕對的領導地位的。後世一提到湘軍，總是以他為實際統帥；同時代的人，也視他為湘軍領袖。其實，長達十年時間中，曾國藩只不過是一個空頭名號的沒有實權的統帥，但是湘軍中各級將領，都對他敬佩有加、生死相隨。在坐困江西，危機四伏時，剛剛回到湖南衡陽老家治傷的水師統領彭玉麟，就收到曾國藩的告急信，要他儘快趕回。而當時湖南通往江西的路已被太平軍切斷，彭玉麟接信後仍然立即出發，繞了個大彎，「茫鞋千里」，步行千多里路趕回曾國藩大營，與之共度難關；有的湘軍統領遠在千里之外打仗，臨時被當地督撫徵調，只要曾國藩一封信，他們都要求返回曾國藩軍中；就連擁有湖北巡撫實權的胡林翼都表示「唯滌公馬首是瞻」。

咸豐七年（1857），曾國藩因父喪回湖南守制，清軍提督福興奉旨赴江西會辦軍務。但福興來到瑞州視察湘軍時，湘軍諸將都把他當成是客帥，根本沒有把他當成自己的領導。福興想調動湘軍，沒有人聽他的。但只要遠在湖南的曾國藩一張紙條，湘軍就義無反顧奔赴千里之外，救援身處危急的友軍。由此可見曾國藩在湘軍中的地位和影響，「唯滌公馬首是瞻」並非虛言。

胡林翼

曾國藩離開湘軍回家守制期間，湘軍「二把手」胡林翼坐鎮湖北，統籌全局，加之太平軍內部局勢的變化，湘軍東征取得了重大勝利，並一舉攻克了江西重鎮九江，一舉扭轉了曾國藩在江西時的困局。胡林翼還大力舉薦和任用湘軍大將李續賓、鮑超等，其聲望地位之隆，儼然有取代曾國藩之勢。曾國藩在家聽說之後，心中對胡林翼都產生一絲羨慕嫉妒。然而，就在這種大好形勢下，備受胡林翼賞識的李續賓，卻專門給胡寫了一封信，公開提出請胡向朝廷說情，讓曾國藩復出。他說，環顧國內大局，惟湘軍是賴，而要實現克複南京、平定東南的戰略目標，就必須請曾國藩再度出山，由"滌帥"主持前方戰事，由"胡公"在後方支撐大局；現在大家都在想念"滌帥"，有的人還開始說出了一些不利於胡大人的話了。

胡林翼收到信後，不信沒有怪罪李續賓，而且很快就想辦法怎麼讓曾國藩復出。事實上，他也看到了曾國藩的領導力，是自己所不逮的。

身處尷尬境地的曾國藩，並沒有被李續賓等將領所拋棄，他們反而為了能使他儘快復出而努力奔走。這不是為了一己之私，而是基於湘軍這個團隊的事業發展。可見，曾國藩的領導力是無人能比的。

領導力即號召力。這領導力從何而來?絕對不是上司給的。上司只賦予你一個領導職位，在這個職位上你有多大的領導力，取決於你的號召力。簡而言之，就是你說話有沒有人聽。因此，當一個領導發現部下不聽話時，就應當馬上警醒，這是領導力下降或者喪失的標誌、信號。

那麼，曾國藩這種無可撼動的領導力從何而來？

著名曾國藩研究專家劉緒義把這簡單歸結為曾國藩的「五個一工程」。所謂「五個一」是指一面旗幟（一個主義）、一支隊伍、一個班子、一種文化和一塊地盤。

一面旗幟

旗幟就是主義，就是使命、理想。曾國藩的旗幟是「衛道」，吸引的自然是抱道君子。理想凝聚人，使命激勵人。有理想才有擔當，有使命才有動力。這是聰明人最好的戰略。

一支隊伍

隊伍是基本盤，是幹事創業的力量，是領導的基石。離開了隊伍，領導就只能是孤家寡人，二者是互相依存的關係。曾國藩沉澱懂得這一點，因而對隊伍的生死表示極大的關注，不打浪仗，不打險戰，就是絕不會將隊伍置於危險的境地，平時連行軍都要求不超過50里，注重保護隊伍的戰鬥力。

一個班子

班子是領導集體，是隊伍中最優秀的人才，是一個具有開放性的有機的統一的組織。曾國藩湘軍的領導班子沒有明顯的成形機構，但是在他心目中初具雛形，大致成員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其中兩湖巡撫、湖廣總督、江西巡撫、安徽巡撫和湘軍水師統領，後來又加上了浙江巡撫，江蘇巡撫是相對穩定的班子成員。自己的幕府只是參謀、諮詢機構，還算不上班子成員。大政方略、戰爭謀劃，他會徵求他們幾個人的意見，聽取他們的看法，並且做到虛心納諫，和衷共濟。這個班子中曾國藩無疑是核心，在不違反他既定的方針路線下，他樂於接受各方意見。

一種文化

曾國藩很重視湘軍的文化建設，也就是團隊的風氣。湘軍總體上雖然是由農民組成，但卻是一支有文化的隊伍。文化熏陶人，文化改變人。思想如果沒有文化作基礎，很難形成統一的共識，產生巨大的精力力量。

一塊地盤

地盤放在最後，並不意味著地盤不重要。相反，地盤就是根據地，就是勢力範圍，隊伍的來源、經費的來源，都在這裡。曾國藩長期沒有地方實職，沒有實職，就是沒有地盤的人，好在他團結了一批有地盤的地方督撫作為他的班子成員，因而，儘管很多時候需有求於他們，總體上還是比較順利的。尤其是兩湖地區，湘軍隊伍和經費大半出自這裡。有地盤才有利益，沒有利益，空談理想，是虛偽。

「凡是勇於做事的人，心中都有大慾望。」來投奔您的人，除了少數以天下為己任的人以外，絕大部分是為利益而來。這利益可能是金錢的回報，可能是自己發展的空間，可能是世俗的官位。假如得不到發展的機會，相信他們將都會銷聲匿跡，又怎麼會肯來為我所用呢。所以曾國藩作為一個明智的用人者，特別注意滿足人才各自的慾望。這叫做你替他著想，他為你賣命。曾國藩稱是「合眾人之私，而成就一人之公。」馬克思、恩格斯說得很透徹，「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會使自己出醜。」

曾國藩前期為什麼挫折多，大半是因為沒有自己固定的地盤，被清廷看作是並不重要的「消防隊長」，直到他獲得兩江總督後，情況才發生根本改變，只用了3年多就打下了最後的堡壘。

曾氏的門生薛福成後來總結了一句話，可以看到地盤的重要性：「大臣建樹之基，在得一行省為之用；而其績效所就之大小，尤視所憑之地以為準。」大臣能不能有所建樹，基礎是擔任一行省的實權領導，績效大小，也取決於這一行省的地位。正是看到了曾國藩的例子，後世軍閥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爭奪地盤也就成了主要目標。假如北京一開始就賦予曾國藩地方督撫的實權，可以調動必要的資源，如王陽明那樣，便宜行事，也許這場太平之亂不會持續那麼久，１２年的時間或許可以縮短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