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印度和尚多嘴, 歐洲人還以為中國的絲是從樹上長出來的

靖康之變後，宋室南渡，趙構在臨安建立了偏安政權。隨著宋金雙方和議的簽訂，沉重的歲幣進一步加重了宋廷的財政負擔。「公庫所蓄金銀已全部獻出，還要向民間索取，凡富民窖藏，商旅流動資金，婦女釵環珥釧以至微小的金銀首飾，皆須限期交官。私藏者有罪，許人告。這樣一來，宋人公私星星點點的金銀都被羅掘一空。從此，宋王朝頓然民了一個無金銀之國，不但不再有金銀貨幣，連一點微小的首飾也沒有了。」（傅羅夫《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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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講的雖然太過離奇，但至少是從一方面反應出南宋財政危機非同小可。南宋朝廷除了要繳納歲幣換取和平之外，足兵足食同樣是必須優先考慮的，否則無法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平穩運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金人的逼迫，宋室的南渡為中國由封閉型農耕經濟向開放型的商品經濟轉變提供了歷史契機。由此，南宋王朝開拓了一條海上絲綢之路，不但大大緩解了財政危機，而且為今日中國的走向蔚藍海洋的國家經濟戰略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歷史經驗。

很快，宋人就找到了生財之道，南宋生產的手工業品通過泉州、廣州、寧波，銷售到東洋、西洋、南洋等世界各地。這一新出現的海外貿易路線，史稱「海上絲綢之路」（慕雨軒主人原創作品，謝絕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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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的稱謂是德國地質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1833~1905）創用的，李希霍芬於1868~1872年間在清朝18行省中的13個行省旅行，足跡東起上海，西抵青藏高原，北自蒙古南到廣東，詳記沿途記聞，返德後出版《中國——我的旅行成果》一書，其第一卷中將中國通往歐洲的貿易之路命名為「絲綢之路」。李希霍芬說的「絲綢之路」是指兩漢時期中原與中亞阿姆河-錫爾河流域及印度之間，以絲及絲織品貿易為主的交通線。1910年，德國歷史學家赫爾曼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絲路》一書中，將絲綢之路的西端延至地中海東岸和小亞細亞。德國地理學家胡森特的專著《絲路》，對這條溝通東西方的商道有專門描述，「絲綢之路」的稱謂從此為中外學者所慣用。其含意也更寬泛，約指古代橫貫亞洲大陸的交通線，東起黃河流域、關中平原，通過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蔥嶺（今帕米爾高原），經中亞兩河流域，入裏海南側的波斯高原，逾西亞兩河流域，直抵地中海東岸，轉而到達羅馬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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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元前2世紀以後的千餘年間，以絲綢為代表的中國商品主要經此路西傳。其後，絲綢之路的涵意進一步擴大，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兩種交通線路。陸上絲綢之路又分為「北方絲路」與「西南絲路」：

「北方絲路」約指漢唐間從長安、洛陽出發，呈扇狀向西展開的交通線路，分東段、中段、西段。東段從洛陽、長安經河西走廊至玉門關、陽關；中段有南道（沿昆崙山北麓、塔克拉馬乾沙漠南沿）、中道（沿天山南麓、塔克拉馬乾沙漠北沿）、北道（沿天山北麓的準噶爾盆地）之分，西段為逾蔥嶺西行至歐洲的線路，又分南道（沿阿富汗、伊朗高原，至巴格達、大馬士革，至東地中海邊貝魯特，航海至羅馬各地）、中道（即漢北道，沿阿姆河西行，至德黑蘭與南道匯合）、新北道（一沿錫爾河西行，至木鹿城與中道匯合；一沿今哈薩克北部草原，經裏海北，入小亞細亞半島，至羅馬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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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絲路」由四川成都、宜賓出發，越過岷江及其支流大渡河、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及橫斷山脈出騰衝，進入緬甸，印度的商路。

西方對中國東方文化的認識，最早就是通過絲綢之路。古希臘、羅馬稱中國為Seres、即絲綢,很顯然，這個詞是「絲」的音譯。從前，不但普通人穿不起絲綢衣物，即使是歐洲貴族也只是穿著亞麻衣裳，華美的絲綢從東方傳入歐洲後，不論是貴族還是普通民眾無不以穿著絲綢為榮。一次，當羅馬獨裁者凱撒身著絲綢服裝出現在劇場時，立即引發轟動性效應，人們無心看戲，紛紛翹首觀望凱撒，心底艷羨不已。很快，絲綢在歐洲上層開始流行。由於從中國輸入太多的絲綢與奢侈品，羅馬對中國的貿易中產生了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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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美輕柔的絲綢，令歐洲人對神秘的東方文明產生了豐富的聯想。公元前一世紀，羅馬詩人維吉爾說絲是從樹上梳理下來的精細羊毛；公元一世紀，羅馬學者辛尼加多次提及絲，仍然堅定地認為是中國人從樹上採摘下來的；同時代的普林尼甚至繪聲繪色地為人們描述了中國人是如何從樹上采絲、紡絲、織絲的過程。直到一世紀末，歐洲人才知道絲線與棉線的不同。直到六世紀中葉，印度僧侶將蠶卵帶到拜占庭羅馬，羅馬人對絲的來源才有了完整清晰的正確認識。

從Seres到China 的稱謂變化，經歷了大約一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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