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奮劑檢查，一場和運動員周旋的貓鼠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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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劑與反興奮劑。來源/東方IC

金牌，對運動員或運動員與教練組成的利益團體來說，都是難以抗拒的。如果葯檢處罰不嚴格，如果處罰帶來的損失可以用通過興奮劑提高成績後帶來的利潤彌補，運動員們就很可能選擇鋌而走險。

興奮劑檢察官們明白，只要競技體育仍與榮耀、金錢相連，這場「貓捉老鼠」的遊戲就不會終止。

興奮劑檢察官們的博弈

撰文/林默

編輯/李婧怡 南香紅

晚上七點五十，穿著藏藍色T恤的陳重拖著黑色行李箱從反興奮劑中心四層的灰色大樓里走了出來。空氣中氤氳著雨絲，他撐著黑色的傘揮了下手臂，打了一輛計程車，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里。

就在十五分鐘前，他把9個密封在藍色膠帶白盒子里的試管整齊地碼在了他的24寸行李箱里。

一起擠在這個24寸空間里的，還有15個取樣杯、測尿的比重儀、封條、吸管和手套，帆布行李箱被塞得滿滿當當。

興奮劑檢查中的每一個環節，對於陳重和他的隊友來說，都是一場考驗。有人用「鬥智斗勇」來形容這場檢查和反檢查的游擊戰。

鬥智斗勇也可能會細化到一張A4紙上。在讓運動員填的單子上，陳重說，「有的人知道自己有問題，在填單子的時候會故意漏掉一些內容。」這些內容包括簽名、瓶號或者時間。「你查出來陽性沒用，運動員有時會說，你看這個東西我沒有簽名，是沒有法律效用的。」

在這個陰沉的雨夜，陳重要在晚八點半前趕到黃寺大街訓練基地，去那裡收取三個田徑運動員和兩個游泳運動員的尿樣。在業內，他們把這種非比賽時間對運動員做的興奮劑檢查叫賽外檢查，比賽前後進行的檢查叫賽內檢查。

陳重是全國反興奮劑中心興奮劑檢查官中的一個。在這個機構里，這樣的檢查官有330多個，他們大多是兼職。

陳重的本職工作是一家旅行社的會務，對運動的痴迷讓他靠近這個圈子。過去五年，他一直小心翼翼地和公司老闆隱藏自己檢查官的身份。因為怕泄露身份和行程，他很少發朋友圈。從「自己生病」到「孩子生病」，陳重不斷變換著和老闆請假的理由。

陳重不算是最資深的。在反興奮劑中心一樓，掛著中心2007年成立時的海報，急診外科醫生程安從旁邊走過，和他在反興奮劑行業的26年工作時間相比，中心的海報看起來很新。

「每次是前三名要進行興奮劑檢查嗎？」

「我們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要是讓人知道第二名查，第三名不查，很多人可能就明明得到第二名，卻故意把成績延後到第三名，這樣就可以躲避檢查。所以從規律上來說，運動會或者運動隊不應該知道興奮劑檢察的規律。」程安說著，有些得意，因為職業成就感，也因為責任。

1990年，北京承辦第十一屆亞運會，在籌備過程中成立了興奮劑檢測實驗室。

「那個時候一顆紅心想為亞洲運動會做點貢獻。那時期是中國體育整體上的上升期。大家都知道中國女排，為什麼很多人把情感寄托在一個排球隊身上？其實你說這個項目對人能有多大的吸引力？這吸引力很小。大家的情感寄託其實在於——某種程度上，這個項目是上升時期民族心態的一種推動力。」程安渾濁的眼裡閃過一絲光，「我覺得我得為中國體育做點貢獻。」

這「貢獻」指的是去當興奮劑檢察官。程安聽一位體育界朋友提起，當時反興奮劑實驗室特別缺人，他就興沖沖地跑到組委會報名，組委會送了一個商調函到單位，「我們單位挺支持亞運會的，我就來了。」

7月，被熱浪和亞運會熱情包圍的北京悶熱難耐。也是在這個月，經過培訓考試，程安收到了實驗室統一發放的衣服和工牌，正式上崗。程安還記得，九十年代出差檢查的時候，火車票一票難求，好不容易買到一張，要坐一天一宿才能到運動員的駐地。1992年，程安去全國賽艇錦標賽進行興奮劑檢查，檢查地點在貴州紅楓湖，一個離貴陽60公里的地方。為了給家裡報平安，大家那時要在郵局排長隊。撥號打電話，不一定每次都能打得通。

到了比賽現場，運動員周圍經常圍著很多人。為了不把長相相近的運動員認錯，程安經常把目標運動員的服裝編號、髮型、陪同人員等多種信息默默存在腦海里。事實上，從找到運動員的那一刻起，對檢查官來說，運動員就不能離開他們的視線。

興奮劑。來源/東方IC

「你給我們點兒尿」

一場柔道的比賽，身穿白色道服的姑娘被摁到地面，她背部挨著墊子，25秒鐘之後，看台下一片歡呼。比賽結束，冠軍快步走下看台，與教練相擁在一起。

在另一邊，亞軍從台上下來，倒地大哭。這個姑娘是檢查官趙霞這次要進行興奮劑檢查的對象之一。2009年開始做這個工作之前，趙霞在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工作。對於今年已經六十歲的她來說，每年五六十次的出差並沒有太吃力。

姑娘一直哭，對於要進行興奮劑檢查完全聽不進去。趙霞知道，「這時候怎麼安慰都蒼白。」她在旁邊一直等著姑娘情緒釋放完之後慢慢平靜。這個過程持續了半個小時。

作為檢查官，運動員比賽前後的悲歡喜樂，他們是見證人。對於「與傷病做鬥爭」、「為國爭光」這些宏大辭彙背後可能夾雜的汗與淚，也很少有人能像他們這樣感同身受。

「有些項目很辛苦，像馬拉松，一跑跑兩三個小時下來，頂著個大太陽，下來以後你跟他說：『你給我們點兒尿……』這確實很困難。」

他們能做的，除了等，也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有時，等待也可能是來自於運動員的緊張。畢竟在別人目不轉睛的注視下，排尿可能並不太容易。

為了安撫運動員的情緒，程安有時會在進門時把水龍頭打開，讓他們聽到水聲，「就像給小孩吹口哨似的。」

有一次，為了等一位在比賽前後為了控制體重喝水很少的運動員，程安一直等到很晚。運動員和他說，自己一直準備比賽特別累。後來程安沒辦法，只好搭了個臨時的床，讓運動員先睡。等了一宿，看著運動員沉沉睡到第二天早晨，才取到尿樣。

一場和時間的賽跑

李一的眼白要比正常人黃一些。

那是夜班連著夜班累積下來的痕迹。由於血液檢查對時間、溫度的特殊要求，在手術室做護士的李一，經常要在一個夜班之後趕到運動基地，採集運動員血樣。24小時內，又要在下一個夜班到來之前，把血樣帶回中心。

每次血檢，李一都會拿著一個五公斤重的白色泡沫箱。出發前，從把冰塊拿出放到泡沫箱的那一刻起，李一必須算好時間，讓抽完的血放進泡沫箱時，裡面溫度計的刻度在兩度以上，又得在回到中心之前，讓溫度計裡面的紅色液體保持在低於十二度的位置。

有一次飛機臨時停飛，為了及時把血樣送回中心，李一又跑到火車站改了張車票。第二天到北京反興奮劑中心時已是早上七點，她匆匆放好樣品，沒來得及回家，就直奔六里橋的單位上班了。

這像是一場和時間的賽跑。賽場外，這種對時間的控制懸在每一個檢查官的心頭。

早晨六點半，趙霞準時出現在運動員的訓練基地。一般來說，清晨是興奮劑檢查官比較喜歡的時間。無論是考慮到尿濃度還是需要等待的時間，取晨尿都是比較好的選擇——對於對興奮劑有所準備的人來說，晝夜交替的清晨是最猝不及防的。

小運動員睡眼惺忪，十分不耐煩，「老師你怎麼又來查我？」

工作了七年多的趙霞有自己的一套辦法。「你成績好才查你呢，成績不好的我還不查呢。」

小運動員一聽精神了，從床上一咕嚕爬起來。「是啊是啊，那我下次還想見你。」

反興奮劑檢測設備。來源/東方IC

技術和技術的較量

但實際上，小運動員再見到趙霞的幾率並不高。

為了防止被運動員抓住規律或者和檢查官私下建立起關係，對於同一個項目的同一個運動員，中心每年都會變換不同的檢查官，制定不同的方案去檢測。

根據世界反興奮劑機構的規定，採集到的尿樣封存10年，在此期間，會隨時對尿樣進行複查。

這是一場技術和技術的較量。

「用新的DNA方式，把8年前查過的尿樣再重新查一遍，又查出九十多例。」趙霞認為，這是技術的發展對興奮劑檢測帶來的改變。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也適用於反興奮劑這場戰役。據知情人透露，現在在興奮劑領域，有一種解藥，吃了以後在一定時間段內不上廁所，時間到了之後就可以化解藥性。

這或許可以解釋很多在留尿樣過程中看起來稍顯異樣的拖延時間現象。

正常來說，運動員從睡夢中剛剛起床後，半小時以內就可以採集到尿樣。

等了一個小時後，「差不多了吧？試試？」趙霞試探性地問。

「還是不行。」運動員搖了搖頭。

又等了兩個多小時，運動員面部開始不自然地局促。再到後來，本來只需要90ml的尿樣，她提供了雙倍於這個數值的量。

「從最終提供的量來看，她應該憋了很久。」

在體育口工作了四十多年的趙霞可以輕易分辨出運動員拖延時間的幾種情況。除了和吃藥這種可能性相關以外，還有可能是一些小運動員想休息一下，晚一會兒去訓練。

她遇到過一個男孩。早晨六點多通知他，到了九點多也沒排尿。「趙老師，我們不是為了逃避訓練。」他一邊和趙霞解釋，一邊眼睛瞄著其他賽艇的運動員，他們都陸續下水開始了訓練。

趙霞說，「不管為了什麼，時間也差不多了，都三個小時了，你可以試一下。」

男孩兒磨磨蹭蹭地提供了160ml的尿樣。趙霞告訴他收集尿樣的操作流程。「他不太聽，自己嘩啦一倒，全倒灑了。」趙霞有些生氣，「你幹嘛呢？」

「灑就灑了。」男生回得也很大聲。

「你要是再倒灑，我就不收了，我說你有意干擾我的檢查，明白嗎？」後來男孩兒給趙霞和另一個檢查官道了歉。「最近訓練的壓力太大了。」

「他們有的時候練得特別苦，也練得挺煩的。」對這樣的行為，趙霞沒有辦法。只能在另一個以成績、速度、分秒為標準的評價體系里，去試圖理解這些運動員的不易和艱辛。

在千里之外檢查的陳重，對趙霞的心情感同身受。

按照運動員報的行蹤，陳重站在運動員李亮宿舍的門口，要對他進行尿檢。

「李亮在隔壁」，開門的男生遲疑了一下，指了指旁邊的宿舍。順著男生指的方向，陳重又來到了旁邊的宿舍。等了一分鐘，門開了。

「你是李亮嗎？」陳重問。

「你不是剛從李亮宿舍出來嗎？」

陳重只好再繞回來重新敲門。「對不起，我剛才聽錯了。但是我剛上完衛生間。」

陳重無奈，只能再等。

兩次敲門的時間差里發生了什麼，給人很多想像空間。

「他們怎麼知道你是檢查官？」

「運動員宿舍一般都是封閉式管理，普通人敲不了門，都是有門禁卡的，只有我們有這個權利。他們一看你是陌生人，很容易就能想得到。」 陳重回答。

對於這種有異樣的運動員，在檢查之後填的補充報告上，都會有所體現。作為中心制定下次檢查計劃的參考。

對於那種因為被舉報或者經常有異常而被多次檢查的運動員，在中心和檢查官那裡，還有另一個代稱———「重點排查運動員」。

「XXX吃了葯，成績比我好，我看到她吃藥了。」興奮劑檢查官們經常會接到來自於運動員內部的舉報。混雜著嫉妒、慾望、權力層級的競爭，有時會讓真相撲朔迷離。這時候，中心除了會記錄在案之外，還會派比較資深的檢察官親自去檢查。

對於這樣的運動員，中心會專門根據運動員的衣食住行做細緻的研究，觀察他的睡覺時間和地點，計划出什麼時候去排查比較合理。對於這些重點排查運動員，檢查官會加大檢查的頻率，打亂他們可能的吃藥計劃。

當然，對於自己是不是重點排查運動員，他們本身並不知情。

反興奮劑。來源/東方IC

游擊戰

趙霞在進入基地前遇到了點兒麻煩。

在薊縣的一個運動基地，趙霞被攔在傳達室外，檢查完證件後，「找哪個隊？」門衛問。

出於保密的考慮，趙霞一開始沒和門衛說找哪個隊。結果門衛不讓進，他們在門口僵持著，後來趙霞隨便說了體操隊，就讓進去了。「因為我知道體操隊也在裡面。」

「是查我們嗎？」遠遠地，趙霞看到體操隊教練開著車，搖下車窗玻璃問她。

「不查。」趙霞兀自向檢查真正的目的地——舉重訓練隊宿舍走去。

她用「打游擊」形容和他們之間的周旋。

畢業前曾在反興奮劑中心實習、做了三年檢查官的王彤，十分理解「打游擊」三個字的含義。

為了減少取樣之前的中間環節，檢查官一般都是直接通知到運動員本人。

王彤在過門衛的時候，囑咐和她一起來的檢查官拎著箱子躲在外邊，她和探望運動員的家長一起混進來。

多年的檢查讓門衛對提著行李箱的檢查官早有警覺。「不能讓門衛發現你是干這個的，要不他會通報。」一般王彤都是把運動員找到後再去通知拎著箱子在外等待的另一個檢查官。

如果在清晨人比較少的時候，或者被門衛遠遠地注意到了，就只能暴露身份。「門衛可能去通報，所以這個時間內你就得快點兒去找運動員。」

但是直接找到運動員經常並不太容易。而且按照規定，沒到運動基地前，不能提前給運動員打電話或者通知。由於運動員報的行蹤是一個大概的範圍，甚至有時候根本不在報的地點，或者報的運動基地名字是錯的。

一次，運動員把「柏葉基地」寫成「白葉村」。趙霞到了白葉村後，周圍的人都說村子拆了。她兜兜轉轉到了另一個新蓋的村子，問周圍的人哪個是三號樓。周圍的人說這附近沒有三號樓。趙霞轉了一會兒，又開始找人問路，「你們這個村子是原來那個白葉村拆遷過來的嗎？你們這兒有運動員住這兒嗎？」趙霞找了半天，沒有進展。

開了十多分鐘的車，趙霞在前面看到了一個殘疾人學校。到了一打聽，雖然裡面有運動員，但都是省隊的，不是趙霞要檢查的。殘疾人學校的人說，這附近就一個地方有國家隊的運動員，在柏葉基地。趙霞這才知道，自己找了兩個多小時都白找了，原來運動員報的名字就是錯的。「一些是出於有意識的報錯，一些是無意識的。」在一個陌生的地方，趙霞說，有時候很難分辨。

出發之前，檢查官會去網上或者運動員庫里找出運動員的照片，再根據照片去核對。

為了儘可能減少知道的人，檢查官在確定準目標運動員後，一般會去問「你叫什麼名字」，而不是「你知道誰誰在哪兒嗎？」

鋌而走險

1904年，在美國聖路易斯奧運會上，美國馬拉松運動員托馬斯·希克斯在比賽途中服食大量混合著雞蛋清的士的寧。衝過終點後，他倒地不起。

這是在有記載的奧運史上的第一例興奮劑事件。在此之後，有關競技體育中興奮劑的使用就從未停止過。

即使到今天，興奮劑仍跑在反興奮劑技術前面。而陳重、趙霞、王彤們所做的，就是在現有條件下，讓它們的距離近一點兒。

王彤記得，有一次去查一個重點運動員，運動員一直不留樣，後來她和王彤說，想讓舍友送給她把鑰匙。「因為送鑰匙是不違規的，」王彤沒法拒絕。

舍友來了之後，手半遮掩著把鑰匙給了她。她把手一合，放到了自己的口袋裡。

「這個時候非常尷尬，因為從許可權來講，你是沒有權利去要求她打開給我看看或者去搜身的。只能把這個情況以文字形式寫到工作記錄里。」

反興奮劑中心的副主任趙建也表示，目前反興奮劑機構的權利僅限於收取和檢測運動員樣品，而在一些國家，反興奮劑機構還具有調查取證的權利。「我們只能敲門、等待，即使接到舉報或懷疑有任何異常情況，也不可能破門而入去尋找證據。」

在目前，反興奮劑中心處於和各個如田徑、游泳協會及中心平級的關係，「不是自上而下地推進而只靠兄弟單位配合，有時會導致推進工作很漫長。」中心檢查官梁英說。

英語專業畢業的梁英大學畢業就到了一家外企做銷售。因為英語的優勢，經常做國際賽事檢查的梁英經常會接觸到很多外國運動員。每次檢查之後，檢查官都會和運動員確定「最近七天用藥」。外國運動員經常把這一欄填得滿滿當當，梁英對此印象深刻。

「國外的運動員會把自己最近吃下的葯提前拍成圖片。」陳重對於梁英提到的這一點深有體會。而我們運動員好多都是說，「好像是沒有，你就寫沒有算了」這樣的回答。

「如果你生病，醫生給你開的葯里有違禁成分，提前說的話，至少可以減輕一下。如果事前什麼都不說，就要自己負責。」在陳重看來，現在很多人對興奮劑的認識還處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事實上，在我國，伴隨著大型賽事的舉辦，興奮劑檢測慢慢興起，可人們對它的了解和認同並沒有被全面建立起來。再加上體育商業化後，金牌帶來了巨大的激勵，興奮劑很容易被帶到另一條路上去。

從博弈論的角度看，每個運動員或者運動員與教練組成的利益團體，都處在與其他團體競爭最高薪資和成績的博弈當中。如果葯檢處罰並不嚴格，那麼被其他用藥者擊敗的可能性，要比被揭發後處罰的可能性更高。

如果處罰帶來的損失，可以用通過興奮劑提高成績後帶來的利潤彌補，鋌而走險並不太難理解。

陳重們明白，只要競技體育仍與榮耀、金錢相連，這場「貓捉老鼠」的遊戲，就不會終止。

（應主人公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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