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思想轉變的「回歸」論置疑（二）

三、殷海光思想轉變的程度和性質

在從熱愛西洋文化轉向喜歡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殷海光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重大發現，並給予它高度的評價。殷海光在1969年8月9日講到，中國文化「講含蓄——溥博、崇高、深厚。人的氣象也是如此……不要以為你沉默就不存在了，不要以為你沉默就渺小了。正因你的沉默而更偉大」。

「我現在悟到中國文化自孔子以來不尚機變之巧的偉大價值。」以往殷海光所看重的都是知識的問題，這時他所關切的是人生或心靈的問題。「漸漸地，他了解到古往今來世界不同的文化領域中，古典的中國文化分子對於生活層面、以及心靈的層面都曾作過妥當的安排。尤其是在人生態度和存在價值的取向上，殷老師體認為有許多可供我們欣賞與參考的地方。」

殷海光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深入認識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中國古典社會的基本問題」。他認為，中國社會雖然有表面的不穩定，但只是一個大湖裡面的漣漪；面對變亂，中國人民尤其是廣大農民養成了一種逆來順受和漠不關心的態度；這種態度是由被動的、消極的和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心理所形成的，但卻足以維護一個民族悠久的生命和存在的價值；農村經濟及其生活方式、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基本的社會結構以及儒、道與佛三者的巧妙結合，這三大要素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穩定，是中國古典文明能維持這麼悠久的原因。

另一個重要方面則是中國傳統文化「既不進又不退：一個偉大的存在的價值」。殷海光思考了西方文藝復興後的進步主義、印度的消極主義和中國文化既不進又不退的價值取向。他特彆強調，西方文化的進步「本身其實只是一個程序而已；本身並不是價值……無非是製造緊張，製造繁忙，製造污染的空氣，或者把人類的佔有慾帶到遙遠的星空而已」。

他認為：「中國傳統中那種既不進又不退的淑世主義，方顯彰其人生價值……中國的古典文明，始終是圍繞著……佛、老、孔三個層面所構成的主軸：孔儒主要在於社會層面的安排；佛教主要在於宗教情緒的安排；老莊主要在於精神生活與心靈境界的安排。中國人生活在這種氣氛下，既不如此焦急地向前盲目的追逐，以至於把心靈都撕碎，掏空，又不是像印度人那樣的厭世，否定現實生活，而是站在現實、肯定現實來體味現實的美好。」在殷海光的眼中，這種既不進又不退的人生態度比西洋和印度的更適合人生和存在。

作為一位秉承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活動家，殷海光在思想轉變中還對中國文化中的自由思想進行了高度評價。他說：「在思想上，老子和莊子的世界是多麼的自由自在？特別是莊子，心靈何等的開放（要建立開放的社會，首先必須有開放的心靈）。再從社會層面看，中國在強大的帝制下，人民卻又很大的社會自由。拿猶太教和回教來說，比孔教要專斷多了。」

「敢於否定自己」的殷海光這樣批評到，「許多人拿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去衡量古代的中國而後施以評擊（胡適和我以前就犯了這種錯誤）……歷史的社會應與歷史的社會比較，拿歷史的社會與近代西方的社會比較，是一個根本的錯誤」。這時，仍然還是自由主義者的殷海光不再將中國歷史的社會與近代西方的社會進行比較，對自由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這時，「厭惡和反叛」自己那個沒落家庭的殷海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晶——「家」的態度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首先批評自己以表達對「家」的愧疚，「上起課來總不忘批評東，指摘西。好像一個人和整個時代為敵。結果，十幾年來，他所給她[愛人夏君璐]的生活，是孤立、危險和貧困」。

當然，以殷海光的個性，他不會停留在僅僅反思批評自己的層面上。他肯定了傳統的中國靠人倫秩序作基礎來維繫人際活動並且推行事業的意義，批評在近百年來急劇的社會文化變遷中，中國人理方面可貴的東西變掉了的太多，剩下來的多是令人不敢接近的東西。作為邏輯學家的他認識到，人究竟不是邏輯的推演機，科學知識代替不了信仰，中國人注重血緣實在是一種自我認同，失去這種認同的中國人真成了原子化的人。

殷海光思想的轉變，足以讓任何了解他的人「驚訝」，再加上殷海光回答了張尚德提出的「在過去若干年中，您對西洋文化的熱愛遠超過中國文化，為什麼現在反而對中國文化有極大的好感？」問題，不少研究者都把殷海光「回歸中國傳統文化」當作一個重要的學術問題，這其實是把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作為一個思想線段的兩個端點，殷海光的思想沿著線段逐漸從西方文化的端點向中國文化的端點移動。

郭齊勇認為，殷海光思想的轉變是「對傳統的有限度的回歸」「回歸『天人合一』的極境」。也就是說，殷海光思想的移動已經過了這條思想線段的中點。王中江認為，很難說「殷海光復歸了傳統文化」，但仍稱「回歸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問題值得注意一下」，並「退一步而言之……承認他對傳統有了某種回歸」。這顯然是認為殷海光的思想已經開始移動，只是還沒有經過中點。

何曉明認為，殷海光在生命姿態、哲學立場、價值基準、文化本位、思想路線等方面發生了全面轉變。在這種觀點下，殷海光的思想已經全面回歸到了中國文化的端點。林毓生曾說過殷海光一生存在敏銳的道德不安與純理的知識渴求之間的「緊張」，郭齊勇據此又提出殷海光思想的轉變是「由緊張而達到融合」，林俐則提出「從衝突走向融合」的觀點。這是將殷海光思想的移動定位在了思想線段的中點。

討論殷海光思想的轉變到底屬於何種性質，應該跳出「非西即中」「中西融合」的俗套，以殷海光為中心認真、細緻地分析，著重考慮殷海光是邏輯學家、自由主義者，具有張揚的個性及強烈的道德情感等特點。依此對殷海光思想進行另一番考察，就會發現「關於中國文化，他自己只作了一個粗略的評價，我們沒有來得及聽他做進一步、深一層的評析，就匆匆離世了」。

殷海光思想的「這種『轉變』，只是把思想的觸角伸展到另一個方向，另一個範疇而表現出更成熟的心智而已」。

台北溫州街十八巷，殷海光故居

1968年10月9日，殷海光在給林毓生的信中親自回答了其思想轉變的性質這個問題。他說：「我自己在幾年以前有西化和現代化的傾向。現在，如果有人問我，是西化好還是中化好，是古代好還是現代好，我的答案是：我不知道……就認知的智識（cognitive knowledge）而言，包括數學與邏輯在內，西方遠較東方發達……至於政教禮俗，人生觀，和世界觀，是誰的『好』呢？在世界普通的『人性』從特殊的文化里發現出來以作必要的建構基據以前，這個問題根本無從回答。」字裡行間仍然表達了西方的優越觀。

首先，殷海光的心靈和安身立命之處一直都是中國傳統。前述已經討論過，殷海光具有強烈的道德情感，其心靈是賦予東方情調的，所以他才常常感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萎縮、零落。這樣說來，殷海光原來對西洋文化的「熱愛」也不是心靈主使的結果，而是大腦主使的結果。既然自始至終心靈都是中國的，那麼本身就不存在離開的問題，也就更不存在「回歸」的問題。

殷海光曾傾盡全力提倡科學方法是為了反權威主義、反獨斷主義、反蒙昧主義、反各種意締牢結，他曾非常極端地堅持邏輯實證論是為了能解決中國和國人的所有問題，這其中都是殷海光的中國心在起作用。面對死亡，殷海光想到的是「我死得不甘心，我的思想剛剛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點上倒下來，對於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於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

早年，殷海光對於中國文化確曾有過嚴厲的批評，「然而批評的重點僅在於宋明理學……批評得最厲害的卻是當代大談宋明理學的『玄學鬼』和『空論家』」。可見，殷海光討厭的是空談、玄虛，而不是整個中國文化，只是「玄學鬼」和「空論家」影響了他原來對中國文化的認識。

病危中思考中國文化「既不進又不退」的存在主義的殷海光發現自己早就是一個存在主義者，「鼓應，我對存在主義的認識不會太離譜吧！十年前你好幾次說我是中國的存在主義者，當時我聽了頗不愉快，現在才發現原來是同道人」。

殷海光的思想轉變受到其心靈的重要影響，但研究其思想轉變卻不能以他討厭還是喜歡某種文化為圭臬，更何況這種情感只是針對一方面的。否則，就無法理解病危中的殷海光依然深惡痛絕某些中國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在內心深處有著切膚之痛，而且現在仍在切膚之痛之中」，在社會層面，家庭和舊風習阻礙人的發展；在致知層面，人事倫范和客觀認知不分造成科學的心態不能超然獨立，「這令我一直深惡痛絕」。

其次，殷海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欣賞」「參考」「興趣」「熱愛」「喜歡」「好感」，也只能說殷海光轉變了思想，並不能意會成「回歸」。殷海光以教授邏輯著稱並且傾心經驗實證主義，自從1949年8月到台大任教後，「十幾年來，『殷海光』和『邏輯』成為不可分的兩個名詞」，在台灣的學術界，說起殷海光自然就會提到邏輯；說起邏輯也很自然就會提到殷海光。

殷海光一直堅持把一切問題都放在科學和實證的視野下加以觀察。在課堂上，他常用「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塊它自己都搬不動的大石頭」來論證「上帝是不是萬能的」。再聯繫前述殷海光演講「人生的意義」以供政大學生「參考」的事例，只能說殷海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欣賞」「參考」「興趣」「熱愛」「喜歡」「好感」就是它們自己，而不是其他，即使殷海光說「希望能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儘力」；「等我病好了」要和陳鼓應一塊兒研究中國的存在主義，「好好的讀莊子」，也沒有「回歸」中國傳統文化的意思。

再次，從「大腦與心靈」的關係看，殷海光的思想也不能「回歸」其所「欣賞」「熱愛」和「喜歡」的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大腦與心靈事實上是無法截然劃分的」，但是殷海光還是「體悟到大腦的要求與心靈的要求不一樣」，大腦是思想的主司，它的要求是「精確、明晰、嚴格」，「對客觀經驗世界的認知作系統化」，因為這種「要求是一致的，所以它的成就可以標準化」；「心靈是價值的主司，是情感的泉源，是信仰的動力，是人類融為一體的基礎」。

既然大腦是思想的領袖，心靈是價值的主司，那麼，殷海光的思想轉變也就只能說是大腦的變化，並不能說是其心靈的變化。正因為如此，上述殷海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欣賞」「興趣」「熱愛」「喜歡」「好感」，就像前面提到的他喜歡西洋文化一樣，也自然是出於大腦理性思考的結果，思想的轉變是不能從大腦轉向心靈的，雖然它在大腦中的轉變與心靈的關係是「無法截然劃分的」。

最後，殷海光病中仍然留戀、推崇邏輯經驗論、科學主義等西方文化，這樣他的思想轉變也不能是回歸「中國傳統文化」。前述殷海光反思邏輯經驗論和科學主義，主要是因為他意識到邏輯經驗論造成了「知識的極權主義」，並不是否定邏輯經驗論和科學主義。幾十年來為反權威主義、獨斷主義、蒙昧主義和意締牢結而提倡科學方法的殷海光，顯然不會允許另一種極權主義的產生。

這是殷海光發生思想轉變的原因，但也說明殷海光只是反感邏輯經驗論中存在的極權主義，就像他當初反感宋明理學中的「玄學鬼」和「空論家」一樣。病中的殷海光仍然堅持原來的理性和自由，「我跟反理性主義、蒙昧主義，狹隘思想、獨斷教條作毫無保留的奮戰……我肯定了理性、自由、民主、仁愛的積極價值，我堅信這是人類生存的永久價值」，「人類要有前途，必須大腦與心靈之間有一種制衡，而制衡於大腦與心靈之間的主體便是理性」。

殷海光將興趣轉向中國傳統文化是因為他發現，現代人的心靈一點兒也不充實，而且愈來愈空虛；有些人用神話狂熱、意識形態來醫治心靈，結果造成「非理性的人」；而要醫治非理性的人，就必須要求理性。他希望「可以在傳統中找到一些理性的根苗，而將傳統加以批評的接受」，而不是為傳統而傳統。

總而言之，殷海光思想的轉變是轉向一種更高更中立的層面，而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他考慮的是「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自由主義要如何溝通」。對於傳統，殷海光「是個批評者，更新者，再造者」，他主張使西方和東方的兩種思想模式應互相補償，而不應互相克制排斥。正因為如此，當徐復觀稱讚殷海光「你所表現的一種反抗精神，在中國長期專制的歷史中是非常寶貴的」時，殷海光便十分迅速地反駁說：「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我希望徐先生也要走超越的路」，並且強調「今日有心人最重要的事情，在於樹立一超越現實的自我，對外界的成敗毀譽大可不必計較」。

可見，殷海光的思想不是在一條思想線段上移動，而是超越了中西文化兩個思想端點所決定的這條線段，他的思想至少是在一個面上進行的。如果將殷海光某一時段的思想點與兩個思想端點組成一個三角，它的運動變化只是與中國文化和與西方文化的距離差小於原來的那條思想線段而已。這種情況只是排除了兩種特例：殷海光的思想沿著思想線段遠離中國文化或這條思想線段變長。

四、最後的話語

殷海光是近現代中國堅持經驗實證主義的邏輯學家。邏輯學是一門純學術性的學問，它本身中性且不涉及價值問題。但在近代中國的特殊時代背景下，殷海光對國家命運懷有強烈的道德情感，把邏輯學講成了使頭腦不受專制散布的愚昧與虛偽所矇騙的利器。

殷海光因此成為了一位求真、超凡和自我的理想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以及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台灣最負盛名的政論家。討論殷海光是否開始回歸或回歸了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問題，應該立足於殷海光本人的視角。殷海光與學生的通信、殷海光的病中語錄以及殷海光的學生特別是林毓生、陳鼓應等人的觀點，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殷海光在人格品質上具有張揚的個性和強烈的道德情感，在學術身份上是一位注重實證的邏輯學家，在政治傾向上是一位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在近代中國這個歷史舞台上，中西兩種文化不是和平共處，而是經常衝突、一爭高下。和不少知識分子一樣，殷海光的精神與行動總是處在一種緊張之中。但他不愧為一位孤獨的勇者，他在風雲變幻的近現代中國社會中進行激烈的批評，在來自外在的社會現實和來自內心的自我特性兩個戰場同時作戰，並不時面臨著各種艱難的抉擇。

《殷海光文集(修訂本)》共四冊，分作「政論篇」，「哲學篇」，「文化篇」以及「書信與隨筆篇」。書前有張斌峰所作長篇《〈殷海光文集〉編序》，對殷海光的生平行狀、思想脈路、啟蒙意義與晚年的文化轉向作了梳理與闡揚。

無論如何，殷海光欣賞或憎惡什麼事物，是與他覺得這事物對中國的前途是否已經或可能有所貢獻有關。用林毓生的話說，殷海光是反思的愛國主義而非本能的愛國主義（即民族主義）。殷海光思想的轉變並不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復歸或回歸，他在病危時仍未拋棄科學主義和邏輯實證論，在他看來，理性仍然是制衡於大腦與心靈之間的主體。

研究殷海光思想的轉變應該尊重他本人的思想。殷海光「對於中國文化的體悟和重新的認識」應該從他「整個奮鬥的心路歷程中來了解才有意義」。1967年3月26日，病重的殷海光仍希望得到一個機會，把自己的時間用到「運用現代西方的科學方法及知識來了解中國近百年來思想的變動」上。

考慮到殷海光的突出特點，如果殷海光自認為思想回歸（了）中國傳統文化，他一定會直言的，而不會顧忌任何人的看法，也不會擔心別人批評他早年崇尚科學、邏輯而討厭中國文化。殷海光「最後的話語」及其寫給林毓生的信，包括林毓生、陳鼓應的表述，雖然有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欣賞」「參考」「興趣」「熱愛」「喜歡」「好感」，但隻字未提「回歸」，故而確實不能說是回歸了中國傳統文化。

研究殷海光理性與信仰的緊張，需要探尋殷海光思想轉變的原因和轉變的性質，有一個更加普遍的意義。殷海光是一個時代的重要人物，研究其思想的形成特別是轉變，對於思考那個時代和同時代的人物思想具有普遍價值。殷海光具有獨特的人格氣質，研究其思想轉變有助於理解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品質。知識分子必須具有獨立的批評能力和精神，必須具有道德勇氣、擔當精神，具有自由、理性、人格獨立與尊嚴等基本價值。

殷海光思想轉變的性質實在是充滿爭議。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待中西文化一直存在「非西即中」「中西融合」的俗套。「非此即彼」的思想已經少有市場了，西方文化的理性與中國文化的價值能否真正融合至今還沒有確定的答案。殷海光是「從反傳統主義者轉變為非傳統主義者」，他的思想轉變是一種「超越」，跳出了過去的格局而對它做客觀的體察。從根本上否定殷海光思想轉變的「回歸」觀，擺脫了中西文化關係的俗套，跳出了原來線性思想的格局。

END

作者為河南大學經濟學院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河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6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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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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