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島國的野心

一個島國的野心

中日之間有確切文獻可考的官方交往史僅千餘年，卻始終在戰爭與和平上糾纏不休。在《中日千年五戰啟示錄》一書中，歷史學者李剛、王方以宏大的視角結合細膩的史料集中描寫了唐日「血戰白村江」、元朝「忽必烈東征」、明萬曆朝的「抗日援朝」，以及近現代的「甲午之戰」和「抗日戰爭」。而戰爭或者軍事衝突的起源，一是基於政治經濟利益的維護和擴張，二是出於對敵人真實或想像的恐懼，三是捍衛國家的榮譽（或者政治家的「面子」）。所以，「真正的歷史大動蕩，並不是那些宏大而暴烈的場面，而是人的思想、觀念和信仰……」，戰爭或者軍事衝突等歷史事件「不過是人類思想不留痕迹的變化和思維結構所造成的後果而已」（古斯塔夫·勒龐）。

白村江之戰是日本與唐朝的一次直接較量。公元4世紀，朝鮮半島形成高句麗、百濟、新羅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濟因受到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想借日本之力進行對抗。而日本則利用這種形勢，在朝鮮半島建立自己的統治勢力。期間，日本不但多次入侵朝鮮半島，還征服了弁韓之地（今韓國慶尚南道），並設「日本府」進行統治，致使朝鮮半島紛爭升級。655年，高句麗與百濟聯合進攻新羅，新羅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將率水陸聯軍13萬前往救援。至此，慘烈的白村江海戰拉開了序幕。663年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軍萬餘人，分乘戰船千艘，與唐朝水軍不期而遇。唐軍「左右夾船繞戰」，巧施包抄合擊之術，致使日軍「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迴旋」，「……焚其舟400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舊唐書·劉仁軌傳》）。

白村江之戰，不但使日本900餘年未敢再大規模的入侵朝鮮半島，還改變和確立了當時的東亞國際關係格局以及唐朝在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面對強盛的大唐帝國，戰爭的慘痛教訓，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對外政策。。正如著者李剛、王方所言，「白江口戰敗，使日本深刻認識到本國與唐朝綜合國力的巨大差距，也意識到從老師那裡學到的東西還遠遠不夠，此後，日本的學習慾望和動力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強烈。」日本不但及時地修正對外政策，還恢復了與唐朝的國交，全方位地學習唐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直至894年日本單獨結束派遣遣唐使，先後派出19批遣唐使渡海向唐王朝「求經」，就像明治維新全盤西化一樣，大化革新幾乎全盤唐化，而被注入盛唐精氣的日本也日漸羽翼豐滿。

一場空前絕後的變局正在形成。儘管因「隔著東海」，「歐亞大陸上蒙古鐵騎的所向披靡和殺聲陣陣對日本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儘管「在忽必烈東征日本之前，日本對蒙古人也所知甚少」。但是，「忽必烈的這種氣質，使得他所開創的元代成為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以極其主動的姿態向周邊區域全面擴張的王朝。這一點，讓元代與其他王朝有明顯區別。」誠如著者李剛、王方在《中日千年五戰啟示錄》一書中所言，斯時，「與元朝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遍及兩大洲，唯獨日本不通友好。」1268年，忽必烈不但派兵部侍郎黑的為國使對日本諭以聖意，還嚴令「屬民」高麗國王必須遣使配合使者赴日要求日本效法高麗來朝「通好」。儘管幕府、朝廷公卿無法接受「大蒙古國皇帝」忽必烈稱天皇為「日本國王……自古小國之君」，乃至赤裸裸的以「用兵」、「不宣」威嚇。但是，「除了表示憤怒而外，一時也拿不出好的主意來……」天皇所能做的，無外乎令各大寺廟神社修法「降服異敵」。其後，忽必烈又兩派使者，均遭日本朝廷拒見。

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發動了第一次征日戰爭。初次接戰，日本武士軍隊便死傷慘重，戰場上日軍伏屍如麻。「沒有來得及逃亡的日本老幼婦女，被俘1500人。箱崎八幡宮也毀於戰火之中。」但是，因「會夜大風雨，（元軍）戰艦觸嚴崖，多敗……軍不還者，無慮13500餘人」（高麗史）。元軍第一次征伐日本無奈地宣告結束。1275年，忽必烈再次派遣使團要求日本「稱臣」。很遺憾，禮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使團主要成員卻被日本處以斬首極刑。「在當時，蒙古人作為一支古樸的民族，其殺戮成性代表了它落後的一面，但是他們更加堅定地認為斬處使者是兩國交往的大忌，是對自己最大的侮辱……」正如著者李剛、王方所言，忽必烈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一樣，不可能忍受這般侮辱。忽必烈不但更「任性」地派遣使者要日本迅速朝貢稱臣，還積極地籌劃第二次征伐，「他似乎是要驗證日本人到底能把自己輕視到何種程度。」

「被置於長期鎖國狀態下的為政者的無端猜疑，往往容易引起國家之間的悲劇……多次殺害元使節的得宗政權就是其典型。既然殺害了外交使節——日本方面已經違反了規則，那麼文永、弘安得戰爭就不能單純地看作元的單方面侵略了。」正如日本學者今谷明所分析的，忽必烈決定不惜一切代價懲罰日本。1281年春天，元朝確定設置類似「征日司令部」的「徵收日本行中書省」，忽必烈親自主持召開了東征日本軍事會議，並將東征大軍兵分兩路：一路以洪荼丘、忻都、高麗將領金方慶為首，率蒙古、高麗、漢軍40000人、舵工水手1.7萬人、軍糧10萬石，分乘戰艦900艘自高麗合浦出港；一路以阿剌罕、范文虎為首，率江南軍10萬餘人，戰船3500艘，從慶元（今寧波）起航，跨海東征日本。這批江南軍隊還受命攜帶農具、稻種，意圖赴日屯田，以為長久之計。兩軍約為6月中旬在壹岐匯合，向九州進發。但是，在經歷一些獨立的小戰鬥，以及「弘安之戰」（又稱「第二次博多港之戰」）後，又一場持續兩天的颱風摧毀了元軍的大部分艦船，「一番抵抗之後，『盡死，餘二三萬為其擄去』（悉數斬首）」。

「忽必烈無法咽下征日失利這口氣。」1283年，忽必烈計劃再次發兵攻取日本，甚至在人事上重新做了安排。但是，因南方起義及南亞事務使忽必烈不得不擱置征日的慾望。終其一生，忽必烈都沒有最終放棄征服日本。1292年，忽必烈不但再次向日本發出牒狀，還向琉球派遣一支船隊，「他似乎打算對前兩次的作戰計劃和登陸地點進行調整。」1293年，元朝又在鴨綠江至耽羅島的海路上設置驛站，並直接由朝廷派專人負責，忽必烈還從南方運糧十萬石至江華島。然而，1294年，忽必烈死了。日本再次或者徹底免受忽必烈東征的蹂躪。正如著者李剛、王方所言，元朝的快速衰落，不但使其試圖建立大陸主導的東亞統一帝國秩序未能完成，還使遊離中華帝國秩序之外的日本最終成了中國的心腹大患。

1592年，日本悍然發動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戰爭。應朝鮮國王的請求，大明朝十分被動地拉開了「援朝抗日」戰爭的序幕，而萬曆皇帝朱翊鈞之所以派名將李如松出師東征援朝抗日，一方面是信守對朝的「上國義務」，另一方面是為禦敵於國門之外，這一戰長達七年之久。「平壤一戰明軍消滅日軍萬餘人，俘虜無數，逃散者不及總兵力的十分之一」（朝鮮史），《萬曆三大征考》追記（此戰）「斬獲倭級一千五百有餘，燒死六千有餘，出城外落水淹死五千有餘」，而明軍僅陣亡796人，傷1492人。但是，平壤之戰不過是「帝國最後的榮耀」。「對大明，勝利並沒有為其帶來中興的轉折，反而成為它走向衰落的重要分水嶺；對日本，它從根本上消弱了豐臣家族的統治威信，開啟了德川幕府時代。」一如李剛、王方所言，朝鮮戰爭結束300年後，中國的大清王朝、日本的德川幕府、朝鮮的李氏王朝都將不約而同共同經歷更大規模的歷史洗禮，「它們將為自己不同程度的封閉，付出不同程度的代價。」

同樣的種族，相近的血緣，沒有能夠血濃於水，卻常常刀兵相見。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一次次的挑釁和欺凌中華民族。應當承認，「甲午一役，大清帝國敗於明治日本，實在不是什麼偶然的事件，而只是近代中國為其自大、蒙昧所付出的代價之一。只不過，這個新的對手竟然是自己昔日的學生。面對一筆筆歷史賬單，除了悲憤和譴責，難道不應該有所反省？」在《中日千年五戰啟示錄》一書里，李剛、王方以如椽之筆，撥開歷史迷霧，條分縷析，直擊「白村江之戰」、「忽必烈東征」、「萬曆抗日援朝」，以及近現代的「甲午之戰」和「抗日戰爭」的「命門」，並對其前後中日朝三國的歷史走向等提出了諸多真知灼見。比如，甲午戰爭是日本對外侵略擴張，「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必然產物。在書中，李剛、王方不但還原了歷史真相，還精細的解讀了歷次戰爭的成因，並以歷史的視角觀察了朝鮮半島在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整部作品深邃而富有新意。

歷史，永遠不容忘記，正視歷史正是為了和平。「我不是復仇主義者，我無意於把日本軍國主義欠下我們的血債寫在日本人民的賬上。但是我相信，忘記過去的苦難可能招致未來的災禍。」誠如曾參加與東京審判的中國首席法官梅汝璈所言，現在的一些政治家，總想把日本帶回戰前體制，這一動向不僅是對於亞洲，而且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只有正確認識歷史，才能更好開創未來」，依靠武力侵略別國、擴張勢力、稱霸世界，最終都是要失敗的，這是歷史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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