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好縣官」標準

 李玉

晚清《申報》社評中的奇文甚多，其中刊於1891年6月4日的一篇題為《能為地方上辦事即系好官論》，頗有意味，茲將原文錄下：

孔子有言：「為君難，為臣不易。」知為君之難，一言而可以興邦。又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不善而莫之違，一言而可以喪邦，然則亦視乎其所為而已。

古者，公侯皆地方百里，今州縣地且不止百里，故縣官稱為邑侯，蓋即古百里諸侯。州縣雖七品官，而為親民之最，民間利弊惟州縣官知之，民間好惡惟州縣官審之，以故州縣一官其責獨重，而吏治之美惡、人材之興衰皆系焉。或以才見，或以德名，才者有為，德者有養，舍此無見長之處矣。

或者謂，逞才者遇事輒多紛更，往往致閭閻紛擾不安，不如務德者之慈祥寬厚，足以造蒼生之福。此一說也，余嘗疑之，以為地方上隨時變遷，為之上者所宜隨時制宜，非僅以蕭規曹隨為足以了一官事也。

然而近來之牧令則其品類大不同矣。余每見今之州縣官有能辦地方上事者殊不多見，如近日報上所登海城縣之民情畏服，丹徒縣之強項不屈；上海則如陸大令之捉賭禁淫，不為西人所懾，袁大令之以正言折服西官；寶山則陳大令能舉數年未興之水利，一旦創而興之，此皆不愧乎「為」之一字。此外未及備詳，而總以能辦事者乃為好官。無論事之大小，苟能辦之，即非俗吏所可同日而語。其如當今之世，俗吏多而好官少，是獨非世道之憂乎哉？

夫所謂俗吏者，亦不一品矣。有嗜利者，則聯紳士為羽翼，令胥差為爪牙，以賓友為腹心；一呈之收，需費若干，內外皆有分也；一屍之驗，需費若干，上下皆有獲也。此猶其顯然者也。至於中夜苞苴，暗室賄賂，竟可使曲直倒置，是非混淆，若此者亦在所不免。平日則愛財如命，得尺則尺，得寸則寸，雖有至親好友，或有緩急相求，漠然不動於中，一概屏之，不聞不見，而令親信之人營菟裘置產業；一旦其親信人反噬，則舉其所銖積寸累者而付之流水，亦無可如何，而其嗜利之心則直與一官相終始也。

有好色者，廣購婢女，遍置姬妾，金釵十二，分列兩行，不止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猶不知所止，見獵輒心喜，甚有娶部民之妻女，以藏之金屋中者，其部民或反以為榮，而不知其有干例禁，有玷官箴，若此者亦所在多有。上官雖或知之，以為此等乃細故，但能資其大才，以為地方辦事，又何必毛舉其小失，以為苛求。顧此等行為只便其身，而不恤乎人言，以此存心，即使其小有才，卒未聞君子之大道，其施為亦可想而知也。

有好名者，孳孳焉務求名，凡有可以頌德歌功者，不惜巨費，多方鑽營，竟有如某縣令所言德政牌、萬民傘亦本縣親自捐廉，並不耗費民間一文者。若此者，其為好官乎？不知騖乎外者遺乎內，彼專意於求名者，必其實之有不足者也。

有好傾軋者，自稱其能，且必指摘人之短以見己之長，己實無所長，而借人之短以形之，則稍覺其長。於是乎，以此為得計，而專以此為先務，於地方上公事則置之腦後，若此者又不乏人。

有好巴結者，無論為上司，為同僚，為本省，為客官，凡有所見無不竭力應酬，以百姓之脂膏供一人之揮霍，手臂則日見其闊，精神則日見其疲；而地[方]上諸事廢弛，亦不之問，若此者又比比皆是。

嗚呼，州縣為親民之官，民之疾痛痾癢，州縣官得以深悉之，亦州縣官得以上達之；有災報災，有歉報歉，例行公事，亦何嘗不照例奉行？而於地方上應為之事，問之而茫然不知；按之更百廢不舉，以為煩劇之故。則終日在宅門以內，究不知其所為何事，所用何心。前者余曾論及州縣官之有幫審委員，前所未聞，近來則竟視為常例。夫簿書、錢穀、獄訟，本地方官之事，若以為地處繁劇，不能兼顧，則是才力不及，理當告退，何得稟請幫審？若上司資其才幹，恐重勞其神，而委一人以相助，則是上官以我為才力不及也，此可恥之甚者。而今時州縣官全不為怪，下則請之，上則從之，試問獄訟而可委之於人，則所貴乎州縣官者又安在耶？其為輕獄訟耶？其為輕民事耶？抑自知才力不及，不得不藉他山之助耶？揆之孔子為君難之義，似大有舍難而圖易者矣。吾故曰：能為地方上辦事即為近今州縣中之好官，豈易得哉？豈易得哉！（《申報》1891年6月4日，第1版）

為君難，為臣不易；做官難，做小官更難。縣官即為典型的「小官」，能做好一名縣官，或做一名好縣官，其實並不容易。好縣官的標準何在，本文提出「能為地方辦事」。

難就難在「辦事」之上，本文列舉的縣官之所以被稱為俗吏或惡吏，而非良吏或循吏，就是因為他們不為地方辦公事，而是將主要精力用於辦私事，以滿足個人野心，擴大個體利益。他們有的嗜利，有的好色，有的好名，有的好鬥，有的阿諛奉承，有的拉幫結派，以官場為媒介，以職務為平台，營營逐逐，損公肥私，不僅不為地方辦好事，而且做出許多坑害地方的壞事。

對於地方應辦之事，縣官們也確實不一定幹得了，他們或能不在此，或心不在此，或權不在此，於是只有招人擴編，實行「分包」，使隊伍越來越龐大，權力結構越來越複雜，辦事流程越來越繁冗，結果正常的辦事流程又被有意無意地拉長，辦事效率更加低下。對於地方公事，縣官既可以不親力，更可以不親為，整天高高在上，於是「父母官」再不像「父母」了。

不為地方辦「好事」也罷，怕的是地方官將行政資源私有化，使其成為自己「辦私事」的得力幫手。不僅如此，主官還與同僚及下屬形成利害共同體，一起策劃實施「地下規劃」，以謀取更大的私利，從而使裙帶之風日益嚴重，集團腐敗愈演愈烈。

縣官之所以越來越遠離民眾，與晚清的政治制度和社會文化有關。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雖然屢受西方衝擊而產生應激性改變，但主要表現在經濟與文化方面，政治領域則因權力的附加效應擴大，而使既得利益集團更加維護既有體制，舊體制與舊文化的優點（比如注重自律等）得不到發揚，新問題反而更加突出。自上而下的制度設計與實施，在新舊權力機制、新舊思想觀念的對決之下，一直徘徊猶疑。晚清的官風日下也就成為必然了。

李玉，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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