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織造真是康熙的情報站？

許多人對清朝江南織造不陌生，《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曾在此任職，在一般人眼裡它也許只是個專門替皇帝「採買」的機構，但其實它還有一個更神秘的身份。

總督和巡撫「互掐」

說江南織造，先從清朝的一樁弊案說起。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科江南鄉試，9月發榜，中舉的人里有大批揚州鹽商子弟，其中不乏不學無術、大字不識幾個的人，引起輿論一片嘩然。

此次鄉試的主考是太常寺少卿左必藩，他雖然沒參與舞弊，但也被嚇得夠嗆，趕緊向康熙上摺奏報，江蘇巡撫張伯行也上了奏摺，呈報了相關情況，康熙大怒，命戶部尚書張鵬翮、兩江總督噶禮以及張伯行等人前去調查。

「專案組」很快找到了線索，初步查明副主考趙晉以及同考王曰俞、方名等人都存在勾結考生作弊的行為，但在案情要進一步深挖的時候，總督噶禮和巡撫張伯行卻發生了分歧，噶禮主張結案，張伯行認為犯罪嫌疑人所交代的行賄細節還沒有完全弄清，應繼續深挖，看看幕後還有沒有其他人。

噶禮和張伯行一向有矛盾，噶禮為人「貪婪無厭」，張伯行則是有名的清官，二人雖是上下級，但「氣場」嚴重不合，關係十分冷淡。張伯行認為江南科考鬧得如此烏煙瘴氣，噶禮一定參與了，他說的「幕後其他人」就是暗指噶禮。然而噶禮是他的上級，案件很快定了調，涉案官員到一個副主考和兩個同考為止。

但張伯行不甘心，在未正式結案前向康熙上了份奏摺，稱「盛傳總督與監臨提調交通鬻舉人」，還說科場案發後「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伊等無事」。另一邊，噶禮也上了份奏摺，除表明自己與弊案無關外，還曆數張伯行七大罪狀。

督撫鬧到這種程度，康熙很生氣，下旨將二人解職，同時督促張鵬翮儘快結案。張鵬翮不久之後呈報了結案報告，指出副主考趙晉等人以及多名考生行賄受賄事實確鑿，相關人等均已供認，應按律治罪，該殺頭的殺頭，該判刑的判刑。

這個結果讓康熙感到吃驚，他深知科場事關重大，處理不好將傷及天下讀書的人，所以這件事不能輕易做結論。然而是非不能靠印象來定，而要憑證據，現在的情況是，作為地方最高長官的總督和朝廷派往下面專門辦案的欽差都一致做出了結論，康熙還能通過渠道去了解真相嗎？

康熙的情報網

其實康熙有另外的情報來源，為儘快查清江南科場案，他向江南的某機構下達了一份秘密指令：「督撫不和，人所共知。巡撫是一錢不要清官，總督是事體明白勤謹人物，目前參本到了，爾南方眾論如何？打聽明白回奏。」

這是一道密旨，該機構接旨後不敢怠慢，立即著手搜集與本案有關的情況，經多方探察，他們很快向康熙呈上了一份密報。密報說，江南科考案已鬧得沸沸揚揚，蘇州鬧得最厲害，有上千名生員在玄妙觀集會，推舉廩生丁爾戩為首，把財神像抬到府學，諷刺考官受賄。

這讓康熙更為擔憂，知道此案絕不能輕易了結，必須查下去，給士人和百姓一個清楚明白的交代。不過，關於噶禮是否涉案密報尚未做出自己的結論，只是說「南方眾論」以為總督不會有此行徑，噶禮被解職後有不少人聯名請求其留任。

康熙相信這些情況都是真的，但也知道這是少數人故意做出來的，反而增加了他的疑心，他下令將張鵬翮等人的結案報告「留中不發」，另派新任戶部尚書穆和倫、工部尚書張廷樞赴江南再查。

該案後面弄出了更大的動靜，以至於所有案卷最後都被調到北京，經過「九卿會審」和康熙的親審才最終定案，噶禮索賄50萬兩一事雖然查無實據，幾個關鍵證人也在漫長的審理中莫名其妙地死亡，但康熙認定噶禮與科場案必有關聯，所以將其解職，而張伯行留任。

做出這樣的處理後康熙並不放心，又密令江南的那個機構報告社會上的反應，該機構及時彙報了有關情況，並闡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細察撫臣為人，大抵多疑多懼，多疑則遇事吹求，不能就事完結，自有無辜拖累，而羅織多人矣。」

張伯行留任，等於已受到康熙的保護，這份報告仍能指出其缺點，說明它有自己的主見。康熙很重視這份報告，批示道：「是，一點不錯，此事要密，倘有人知，爾災非淺矣！」

清代的「密折」制度

據統計，江南科場案爆發後，從康熙五十年（1711）12月至次年10月，這個機構共向康熙呈報了11份秘密報告。這個頗顯神秘的機構就是江南織造，其實看起來它倒一點兒都不神秘，江寧、蘇州、杭州都有它公開的辦公衙署，門前掛著牌子、懸有纛旗，百姓無人不知，辦理公事的人可以自由出入，既不是「七十號」也不是保密局。

清代的江南織造是內廷機構，包括江寧織造局、蘇州織造局和杭州織造局，主要職責是經辦皇宮用的各類紡織品。

在整個康熙朝江南織造幾乎都是曹家的天下。曹家祖孫三人執掌著江寧織造局，長期執掌蘇州織造局的李煦是曹雪芹祖父曹寅的內兄，執掌杭州織造局22年的孫文成是曹寅母親的娘家人，康熙把整個江南織造都交給了曹家，這是因為曹寅的母親做過康熙的奶媽，曹寅少年時做過康熙的伴讀，康熙對曹家很有感情，6次南巡中有5次住在曹家。

江南科場案發生時正值曹寅執掌江寧織造局、李煦執掌蘇州織造局的時期，康熙對他們二人絕對信任，所以把密查案情的任務交給了他們，其實這不是江南織造第一次承擔類似任務，據記載，僅李煦的奏摺就有413件，經過專家甄別，其中僅涉及本地官場動態的就有43件。

清朝歷來有「密折」制度，有極少數官員和個別機構有權向皇帝上「密折」，這種奏摺是皇帝了解有關情況的特殊渠道，有權上密折的官員和機構級別未必有多高，地位也未必顯赫，但必須為皇帝所絕對信任，對於他們密奏的內容皇帝一般都極為重視，許多重要決策都是基於它們來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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