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氏奪取曹魏政權的過程中堅忍陰狠，特別是司馬懿本人的毒辣殘忍，遠非當時所謂儒家世族的迂腐無能所能比。

（司馬懿）

《晉書宣帝紀》記載說：

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帝於是勤於吏職，夜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魏武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雲。

這些作為，讓其後世子孫{東晉明帝}也羞愧不已，以至於懷疑晉祚能不能長久維持下去。

（司馬懿父子）

但是，如果因此得出禍害活千年，厚黑得天下，也是偏頗的。

司馬懿父子得到了普遍的支持，是其奪取天下的關鍵因素，這一點不能否認。

曹操在打敗袁紹之後，於建安九年（204）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難，其令無出今年租賦！」重豪強兼并之法，百姓喜悅。

魏書詳細記載了這道令的內容：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強擅恣，親戚兼并；下民貧弱，代出租賦，炫鬻家財，不足應命；審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為逋逃主。慾望百姓親附，甲兵強盛，豈可得邪！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郡國守相明檢察之，無令強民有所隱藏，而弱民兼賦也。

（曹操）

曹操和曹魏的既定方針是抑制豪強，對於當時的世族門閥而言，袁紹父子是他們曾經的代言人，袁氏的失敗就是他們的失敗，但是這個失敗由於司馬家族的出現，變得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失敗。

豪門世族找到了司馬懿父子作為新的代言人，支持他們與曹氏進行鬥爭。

《三國志·吳志·孫皓傳》

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仗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盪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彼之得志，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

（淮南三叛，曹魏後期，由於司馬氏奪權專政，使得掌握軍事重鎮壽春的統帥先後發生三次反抗司馬氏的兵變）

這裡後來的東吳丞相張悌所說的民，主要是指豪強之民，對於他們來說，曹操的政策是煩苛的，自不待言，但是，在另一方面，丕、叡承之，系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指的是對全體百姓而言，這樣一來，司馬氏的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民心歸之，亦已久矣顯得尤為可貴。

我們注意到，這番話出自司馬氏的敵人口中，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計立矣，張悌在價值判斷上認定他們是奸計立，但在技術判斷上不得不承認

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盪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

（三國地圖）

自從曹爽、夏侯玄及其黨羽部屬被被司馬氏屠殺乾淨換上自己的親信以後，魏國都城洛陽附近已經沒有支持曹魏皇室的勢力，所以淮南三叛（王凌、毋丘儉、諸葛誕三次反抗司馬氏）而腹心不擾；到了淮南三叛被司馬氏逐次平定之後，地方上也沒有支持曹氏的實力派，所以曹髦之死（高貴鄉公曹髦反對司馬昭被弒殺），四方不動。

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司馬氏家族個人的品德做派是一回事，其階級立場定位與政策導向偏好是另一回事，「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這既是司馬氏奪得曹魏政權的原因，也是後來司馬氏在出了八王之亂中原板蕩這麼大的洋相之後，仍然得到南渡衣冠和吳地豪族聯合支持建立東晉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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