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全球化視野下的中國角色-以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為例

新聞 07-25

內容提要

從歷史角度理解中國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需要更加包容的分析框架，將中國視為全球化的一個內在變數，將中國崛起過程視為一次重要的「再全球化」進程。2008年以來肇始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一方面暴露了舊有全球化模式的弊病，另一方面卻也催生出新的再全球化力量。在中國參與全球化的三次歷史進程中，中國更加積極主動，從被塑造走向塑造。總結梳理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可以揭示中國從全球公共產品消費大國向供給大國轉變的軌跡。成為積極的全球治理補位者，而不是缺位者，以王道姿態惠及他國，是崛起中國的全球責任。

關鍵詞：再全球化；中國崛起；全球治理；包容性外交

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equires a more inclusive analytical framework, which should treat China as an internal variable of globalization and needs "re-globalization" framework.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as exposed the ills of the old model of globaliz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s spawned a new force of re-globalization process. Generally speaking,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ization has three stages, from being shaped to shape. It is found tha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has shifted from a major global public goods consumer to a large supplier. From the point of this view, China will actively become the engine of the re-globalization history, rather than a free rider, to take the global responsibility beyond the narrow interests.

Keywords: re-globalization; China"s rise; global governance;diplomacy shaped with inclusiveness

王棟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在全球化時代，崛起的中國與全球秩序已密不可分。從歷史演進角度來看，理解中國與全球化之間的關係需要更加包容的分析框架，將中國視為全球化的一個內在變數，將中國崛起過程視為一次重要的「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進程。這個框架思考的核心問題是：當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經濟第二大國的中國重返世界舞台中心時，它將怎樣重塑全球化的規則？在某種意義上，理解中國崛起就是理解全球化的另一種方式，因為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化的重要引擎。基於此，本文用「再全球化」的概念，思考中國再新一輪全球化浪潮中將扮演什麼樣的全球角色。並以全球治理和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為切入點，審視中國崛起與「再全球化」進程的關聯。

1.中國崛起與「再全球化」敘事

「全球化」概念產生於西方社會，其被中國社會接受和使用的過程本身也是一個獨特的全球化過程。但長期以來，主流敘事都將中國僅僅看作「全球化」進程的被動接受者與參與者，實際上，近代以來中國一直是內嵌於全球化進程的，但現代以來由於複雜歷史原因，中國開始脫離全球化浪潮，脫胎於冷戰的分裂進程中。直到冷戰終結，意味著中國再次融入全球化進程。全球化不僅意味著競爭，更意味著世界秩序的一次「擴容」，從15世紀開始的麥哲倫環球航行開始，全球化的發端是一個僅僅局限於歐洲的1.0版本；而隨著工業革命的推動，全球化開始整合西方世界，演進成為美歐跨大西洋共治的2.0版全球化；隨後，當冷戰分裂了世界但隨後又整合了世界，中國改革開放與跨太平洋合作的時代到來了這是全球化的3.0版，全球化真正讓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並沒有積極主動塑造全球規則，而是在努力融入與學習過程中。

2008年是一個分割歷史的清晰斷層線，標誌著再全球化進程的起點。北京奧運會的極大成功以與美國金融危機的極大破壞性都在這一年上演，一正一反兩大事件的交錯構成了一種「剪刀差」效應，將韜光養晦的中國推上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這場肇始於美國的全球金融危機，一方面暴露了舊有全球化模式的弊病，另一方面卻也催生出新的再全球化力量。與傳統的「創造性毀滅」不同，「再全球化」以溫和柔性的方式進行升級，強調包容大多數參與者的共享利益，而不是單邊自利。

改革開放作出了擁抱全球化的戰略轉型，也直接促成了當今的中國崛起。而實際上，拉長歷史鏡頭，回看20世紀初的頭30年，中國也無疑已經是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參與者。當時的上海是國際一流大都市，蜂擁而至的國際旅行者數量並不輸於倫敦、東京與巴黎，那些穿梭在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革命活動家與企業商人的身影也相當普遍。通過翻看當時中國的一些著名大學，例如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校史檔案，我們發現這些高校的教員與學生的國際化比例竟然遠遠高於當前的現實，在不少高校的課堂中與學生論文里，英文已經成為主要語言。這種國際化的痕迹表明，即便在20世紀初的動蕩時代里，中國不曾缺席全球化進程，全球化浪潮從虛掩的歷史門縫中溜進了中國社會。

總體來看，中國與全球化進程有三個歷史分期（見表1）。19世紀中後期，自視天朝上國的中國被西方的堅船利炮，逼入全球化大潮之中，成為這個體系中被剝削與壓榨的邊緣者。然而，正是這個進程給了中國「睜眼看世界」的機會，在審視陌生的外部世界後，中國認識到必須從文化和思想上融入全球化進程才能真正救亡圖存。中國的全球化進程由此開始，並在革命碰撞中形成了民族意識的覺醒，1902年梁啟超先生第一次喊出了「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中國政府也學會開始從民族利益、權力政治與國際法的角度看待世界。這樣，近代中國被捲入國際體系的第一次「全球化」啟動了中國的國內改革與現代化進程，這是一個古老文明重新被西方規則「社會化」的過程。

表1、中國參與全球化的三階段

近代中國的洋務運動以及改革立憲進程都加速中國參與國際社會的步伐，在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中國作為重要的參戰國都發揮了一定作用，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儘管中國國力羸弱，但是憑藉頑強的抵抗意志，並在西方同盟國集團的支持下，最終走出日本軍國主義的陰影。然而，後續的革命運動更加曲折。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一邊倒」加入東方陣營用意識形態對立將全球化分裂成兩部分。在一個紅色中國的眼裡，一切來自西方的物品和思想都應該被批判與防範。到20世紀60年代中蘇分裂，中國遊離於主流國際社會，不屬於東方陣營，也不屬於西方陣營，轉而進入了一個特殊的階段。這種與全球化相逆的選擇，直到改革開放，才掀起了中國第二次參與全球化的重大轉型。在這個階段，開始一步步主動地、戰略性地改變自己「修正者（revisionist）」形象。

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是中國第二次擁抱全球化，與鴉片戰爭以後的第一次社會化不同，這一次是中國主動的選擇，其效果是「改變自己，影響世界」。與參與第一次全球化的努力相比，改革開放是主動的選擇，且成本大於收益。在中國官方話語中，改革開放是在一個整體有利的外部環境中做出的主動調整。實際上，20世紀70-80年代，英美等國推出「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減少政府干預，擴大海外市場；美蘇冷戰緩和以及東亞四小龍的崛起都為中國參與全球化進程塑造了良好的歷史環境，為此鄧小平認為，整個時代的主題已經由「戰爭與革命」轉變為「和平與發展」。

開始於2008年的中國第三次參與全球化的進程，是一段特殊的再全球化階段，這一歷史階段的背景是中國崛起與西方衰落。全球金融危機後，舊有的全球化暴露出一系列深層次問題，「逆全球化」的跡象日益明顯。過去兩年里，全球貿易的增速低於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速。這是二戰以來第一次出現這種情況，標誌著全球經濟的一個轉折點。同樣，英國《金融時報》刊登了署名菲利普·斯蒂芬斯的文章表示全球化需要各國共同努力維護，如果沒有共同努力定位國家利益的政治架構，經濟框架註定會支離破碎。全球經濟一體化需要一個合作的政治架構。但2008年金融危機導致了美國態度的深遠轉變，特別是當前特朗普政府的逆全球化動向，似乎顯示出美國在逐步「去全球化」，這個全球化時代的設計師如今似乎不願再做全球化的引領者。而當今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引擎，成為主要的全球化推手。一個曾經被塑造的大國，如今開始反過來重新塑造世界。新一輪的再全球化的核心動力是中國崛起，通過釋放巨大能量重塑與升級當前的全球秩序。

2.中國參與「再全球化」的歷史條件

作為新興國家，中國曾長期享受了後發優勢的紅利，從全球化中獲益良多，比如引進現代化技術、借鑒國際管理經驗、學習市場經濟制度、自由貿易規則、航海自由與穩定國際安全形勢等等，中國崛起就是享受了全球公共產品所帶來的發展紅利。但是國際社會不可能允許中國永遠做一個搭便車者，特別是當全球秩序出現混亂、中國自身實力顯著增強的時候，國際社會期許一個有力量的全球化中國。尤其是在全球治理面臨挑戰的關口，更需把握機遇，奮發有為。對中國而言，在新一輪再全球化進程中，機遇與挑戰並存。

首先，再全球化是在霸權國領導力弱化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全球危機儘管給中國也帶來了壓力，但危中有機。二戰後美國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一方面維護了戰後經濟秩序穩定、有效，而同時美國的「供給紅利」也是顯而易見的，至少在巨額的鑄幣稅率收入、國際聲望、軟實力方面取得了顯著優勢。正因為領導型的國家從中得到「剩餘」越大，就越有可能有動力去推動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以收穫其中的「剩餘」。然而自冷戰結束後，美國自身的戰略注意力被傳統安全問題分散（發動海灣戰爭、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特別是對「9.11事件」的回應標誌著多邊主義的式微，在京都議定書事件、國際刑事法院問題上，美國單邊態度都對全球公共物品供給合作帶來了負面衝擊。根據美國國防部網站數據統計顯示，美國全球公共產品開支（國際發展／人道主義援助開支）相比國防開支的比率不斷下降，從最初1965年的6.5%，下滑到1996年的3％左右，而到2008年則對全球公共產品的投入資金僅僅只有國防預算的2.6％。此外，儘管美國在繳納會費總額上高居榜首，然而會費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僅有0.327，遠遜於日本的0.646，甚至低於法國的0.486。這說明美國雖為霸權國，但供給全球公共產品的態度並不積極。再者，美國作為全球霸權國家，在獨自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同時出現了將其私物化的傾向，導致人們對一國單獨提供公共產品動機的懷疑。布雷頓森林體下中的諸多國際公共組織，打上了西方中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烙印，IMF已經由創建初期強調市場失靈、信奉凱恩斯主義的公共機構，變成「華盛頓共識」的主要推銷者。甚至聯合國也越來越多地被牽引至某些選定的領域，在發達國家的偏好擠壓下，日益變成了「按菜單點菜」的工具。對此，作為崛起國的中國更應當把握機遇，積極成為全球治理的補位者，而不是缺位者。

其二，再全球化進程中，新興大國被寄予厚望，主動供給全球治理乃眾望所歸。在一個沒有中央政府的國際社會中國家之間實力懸殊，不可能完全涇渭分明地進行成本均攤，其中一些特殊的霸權國和新興大國，都有責任主動開車承擔義務，讓其他小國或盟友搭便車，以此換取他國對其國際地位與權威的認可。在全球治理過程中，大國越來越成為一個服務型角色，而不是支配性角色，他們在某種程度上承擔著穩定全球秩序的「公務」，當它們為世界公利全球奔波、自我犧牲時，大國的服務特質就展現出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發達國家自身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內政泥潭之中，自顧不暇，其供給新型的全球公共產品的能力與意願都受到一定打擊，而與之鮮明對比的是以中國的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對全球秩序的參與與關切度越來越高，這種國際格局轉換過程中的「一降一升」，給了中國填補全球公共物品漏洞的機會。鑒於新興經濟體經濟發展充滿活力、歷史負擔相對較小，而且對現有國際體系的改革意願強烈，因此可以在硬性公共物品方面發揮自身比較優勢，積極供給基礎設施建設、國際規則框架等「燈塔」式的物質公共物品。當前，世界各國普遍認為全球事務離開了中國的參與，將無法有效得到真正解決這種國際社會的期待與支持是中國參與全球公共物品供給的有利因素。

第三，當前全球治理出現赤字，自由主義秩序暴露缺陷，公共物供給嚴重滯後。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就此曾憂慮地指出，全世界對全球公共產品的需求巨大，僅每年因公共產品供應不足造成的損失就達上千億美元。全球公共產品的缺口與供應端疲軟有關：（1）供給不足。以全球官方發展援助為例，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下屬發展援助委員會（DAC）的23個成員中，2005年援助總額僅佔23國國民收入的0.3%左右，與1990年相比發展援助佔總收入的比例幾乎沒有變化。據聯合國估計，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代價高昂，國際金融穩定不作為成本為500億美元，糾正成本為3億美元；消除氣候穩定的過度使用的成本為7800億美元，糾正成本為1250億美元；和平與安全屬供給不足的不作為成本是3580億美元，糾正成本是710億美元。（2）供應失調，指的是某一產品以一種扭曲的方式被提供，其產生的收益蓄意偏向於背離國家或人民群體。例如，多邊貿易體制蓄意使工業化國家的收益遠遠超過發展中國家的收益，造成制度性不公平。為此，重新設計貿易機制的呼聲也日益高漲。（3）過度使用或破壞，如全球自然共有物（全球大氣層作為污染的排出通道已經被過度使用）。（4）未充分利用。全世界有超過一半的人口從來沒有接打過電話；在非洲使用互聯網的費用是在西歐國家使用費用的10倍，私人產品（電話或電腦）短缺。這些缺口，為中國創造性承擔大國責任提供了空間。

第四，中國民族復興的自我期許日益強化，參與全球事務的內在動力增強。長期以來，中國歷史文化都強調「天下為公」的世界關懷，這與全球治理的全球主義意識是相通的。毛澤東曾感概：「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而如今，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眾多初級產品的最大買家，其參與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意願持續增強。所謂「能力塑造意圖」。這種自我期許的內部動因來自於國內政治精英的價值取向轉變、國家利益海外化的保護需求；外部動因來源於國際權力的結構轉移、全球公共產品供給的短缺困境和國際社會對中國貢獻的預期效應擴大。據經合組織（OECD）預計，按照市場匯率計算今後十年內中國將成為比美國更大的經濟體；到2030年中國的能源消費將會是美國的兩倍。在過去的六十多年裡，我們處於世界的邊緣被視為應該同情與援助的弱者，而如今中國已經矗立在國際舞台的中央，在萬總期待下主動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不僅潤澤世界，也服務於中國偉大民族復興的總體戰略目標。

3.周邊外交轉型與區域公共產品供給

隨著中國對全球事務的介入程度與影響力不斷增加，中國開始注重加積極地構建新的國際合作體系，主動供給新型的全球公共產品。其中「命運共同體」、「一帶一路」、「亞投行」三大戰略性新措施，勾勒出中國積极參与全球治理的戰略布局。

首先，倡議「命運共同體」理念，促進區域秩序和諧。2012年中共十八大報告正式寫入「人類命運共同體」新概念。此後，中國領導人多次強調建設「命運共同體」、「亞太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共同體」，將其提升為具有戰略意義的新舉措。命運共同體的責任感體現在多個維度，從公共產品角度看中國在國際救援中的積極表現就是一例。典型事例為中國在2015年葉門戰亂中幫助13個國家撤出部分僑民，展現了負責任大國形象。2015年太平洋島國發生地震之際，中國緊急動用高分一號、高分二號等衛星對南太平洋島國萬那杜首都及周邊地區受災狀況進行觀測，幫助災區及時掌握災情。2014年馬航墜機事件發生，中國也調用10顆衛星為搜尋工作提供了大量數據。另外，在2015年舉行的聯合國發展峰會上，中國宣布實施其援助南方國家的一系列新計劃，包括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並首期提供20億美元，力爭使對最不發達國家的投資到2030年達到120 億美元，免除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國、島國2015年到期未還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務等。

其次，發起「一帶一路」戰略，促進周邊互聯互通。自「一帶一路」倡議發出以來，國際社會對此給予了高度關注與積極響應，沿線國家中，已經有70多個國家明確表示支持和積极參与建設，貿易投資項目迅猛發展，金融合作已經起步，人文合作陸續展開，生態環保合作已經啟動一系列合作已結出早期果實。「一帶一路」項目旨在實現亞洲、非洲和歐洲各國之間的互聯互通，加強這些地區的聯繫，並促進各國間的合作。英國國際發展部門的尚塔努·密特拉（Shantanu Mitra）估計，「一帶一路」項目將惠及全球63%的人口，並將為全球GDP貢獻2.1萬億美元。「一帶一路」倡議並非僅僅著眼於中國自身經濟增長和消化過剩潛能，而是希望中國崛起的紅利能夠惠及周邊地區，實現跨區域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不僅促進亞洲基礎設施更新換代，更是在此基礎上增加相互信任與合作為整體亞洲的大發展、大繁榮打下堅實基礎。在一帶一路沿線，中國的積極努力已經開始塑造區域公共產品的供給格局，產生了良好效果（見表2）。

表2、一帶一路為沿線國家帶來的公共產品

表2、一帶一路為沿線國家帶來的公共產品資料來源：修改自黃河：《公共產品視角下的「一帶一路」》，《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6期，第143頁。

第三，創設「亞投行」，為區域發展提供融資杠杠。「亞投行」是中國外交的戰略性大舉措，是中國經濟從產品輸出走向資本輸出的標誌性大事件，是中國對現行世界金融體系進行補充性變革的一次成功嘗試。在「亞投行」啟動前後，中國已經主導提議成立「金磚五國開發銀行」，籌備建立「上海合作組織銀行」，設立「絲路基金」等類似的金融機構和基金，具有同樣的戰略意義。2013年10月，中國領導人平倡議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向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國、印度、新加坡等在內的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在北京簽約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4年11月，中國領導人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宣布，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開放性絲路基金。2015年6月29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在北京簽署。中國領導人在會見出席簽字儀式的各國代表團團長時說：協定的簽署標誌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建邁出具有歷史意義的步伐，展示了各方莊嚴承諾，體現了各方團結合作、開放包容、共謀發展的務實行動。

4.中國大國擔當與全球治理貢獻

中國融入全球化三十餘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奮發有為、推陳出新，以創造性手法增加新的全球治理機制與規則，是中國大國擔當的重要體現。與傳統的「創造性毀滅」不同，「再全球化」以溫和柔性的方式進行調試，主張包容共享，而不是支配式單贏。從全球公共產品的角度看，中國引領「再全球化」浪潮的努力日益顯著，體現在下面四個方面：

首先，積极參与氣候治理，努力減排限排。2015年6月，中國向聯合國提交了「自主貢獻」方案確定了中國國內碳減排的目標和路線圖。該方案提出，中國碳排放將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0%左右。根據中國的「自主貢獻」方案，中國需要碳排放強度下降率維持在3.6%至4.1%，而美國和歐盟1990年以來的碳排放強度下降年均幅度為2.3%，即使表現突出的英國和德國也僅僅為3%和2.5%。2015年9月25日，中國領導人與奧巴馬共同發布了《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重申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重要作用，並承諾在全球氣候治理中加強協作，共同致力於推動全球經濟實現低碳轉型。根據聲明，中國的氣候治理將更加主動。一是中國將在2017年建立全國性的碳排放交易系統，涵蓋發電、鋼鐵和水泥等行業。二是中國計劃撥出200億人民幣（約31億美元）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此舉是對「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的重大資金支持。中國對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支持，將對發達國家對於「綠色氣候基金」的注資形成一定的壓力，有助於實質性地啟動「綠色氣候基金」。同時，中國領導人在巴黎氣候大會上宣布了中國對於發展中國家新的支持方案，即為發展中國家建立10個低碳經濟示範區域在發展中國家中開展100個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項目，為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個氣候變化培訓的項目名額等。在承擔全球責任、減排技術創新和支持發展中國家等方面，中國也強化了其領導角色，對全球氣候治理髮揮關鍵性作用。

第二，防治傳染病，全面參與全球衛生治理。在全球衛生治理轉型進程中，中國是關鍵的一員。從目前來看，中國在全球衛生治理轉型進程中既是貢獻者，又是接受者；既是規則的制定者，也是被規則規制的對象。這種雙重身份決定了中國參與全球衛生治理的安全邏輯應該向可持續發展方向轉變。2006年11月中國候選人陳馮富珍成功當選為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這是中國首次提名競選並成功當選聯合國專門機構最高領導職位，也是中國開展全球公共衛生外交所獲取的重大勝利。中國在全球層面上的公共衛生治理主要集中在：一方面，全面參與全球性公共衛生安全機制的建構。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充分合作，共同解決了「非典」危機。在「後非典」時代，中國更加重視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中國還在聯合國框架內提出了一系列有關公共衛生安全的動議。中國於2006年1月31日倡議國際社會成立「國家級公共衛生機構國際聯盟」。其目標是通過國家級公共衛生機構的加強和協作來改善人民的健康。另一方面中國對全球公共衛生合作慷慨資助。第60屆世界衛生大會上，中國政府決定向世界衛生組織捐款800萬美元，幫助非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這筆捐款主要用於幫助非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建立、健全疾病監測網路，提高疾病防治能力和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能力。

第三，確保區域水資源供給安全。中國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水資源上向周邊國家不斷供給著公共資源與服務。中國青藏高原冰川分布區是亞洲10條大江大河的水資源形成區。隨著氣候變暖等不利因素影響，中國西部冰川開始消融，這一變化不僅關係到中國西部乃至全國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也涉及周邊國家的水資源利用。整體而言，亞洲幾條重要的國際河流對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的依賴程度比較高。但青藏高原對氣候變化表現得異常敏感，氣候變暖對青藏高原水環境的影響巨大，它將發高山冰川快速融化、凍土退化、湖泊消長，改變水資源的時空和空間分布。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估計，由於全球溫度上升，喜馬拉雅山的冰川規模至2050年可能減少大約25%。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冰河學家勞尼·湯普森（Lonnie Thompson）表示，如果冰川以目前的速度融化，青藏高原有2 /3的冰川可能2050年之前消失。最近30年來，青藏高原的冰川面積減少了4420. 78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減少147. 36平方公里，總減少率達9. 05%。中國對青藏高原生態的保護，以及對國際河流源泉對保護投入，都是一種單向度的最大努力，直接保證了亞洲部分區域的水源供給，是一種典型的國際公共產品。

5.結語

立足21世紀，中國的崛起進程就是一段不斷融入世界、與外部聯繫日益密切的歷史。由中國積極推動的新的一輪再全球化，不是逆流而上、另起爐灶，而是從內部改革穩定與升級現有國際秩序架構。中國已經是國際秩序變革，乃至重塑全球化進程的重要推動力量，但是要獲得全面的領導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也因此需要清醒認識到參與再全球化的有利條件與潛在風險。作為崛起國，中國曾長期享受了全球化進程帶來的發展紅利，而當全球秩序出現混亂、中國自身實力顯著增強的時候，中國也應供給更多中國式全球公共產品。我們通過梳理中國參與全球化的三次進程，總結了再全球化的概念與歷史條件，並以中國的全球與區域公共產品供給為切入點展現中國的大國心態與奮發有為外交。在當前的「再全球化」時代，中國應當積極成為全球秩序的補位者，而不是缺位者；通過主動奉獻，回應國際社會的重大期待，就是增加中國全球領導力的重要方式。（注釋略）

參考文獻:

章百家.改變自己，影響世界—20世紀中國外交基本線索芻議[J]. 中國社會科學, 200（1）：4-19.

Rana Foroohar. Globalization in Reverse[J]. Time, April 7, 2014（13）：28.

張士銓.國家經濟利益與全球公共物品［M］.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6：148-149.

謝來輝.全球公共物品提供的邏輯：以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為例［D］.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2011:115.

袁燕.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公共物品供給問題研究［D］.南開大學,2012: 72.

蔡拓,楊昊.國際公共物品的供給：中國的選擇與實踐[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10）：107.

李巍.霸權國與國際公共物品：美國在地區金融危機中的選擇性援助行為[J].國際政治研究,2007(3):164-175.

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滿［M］.夏業良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年:163-165.

布拉尼什拉維.格索維奇、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全球領導與全球系統性問題：21世紀的南北方及聯合國[J].國際經濟法學刊,2010（3）:1-58.

Road Map toward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R］.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A/56 /326, General Asembly, United Nations, September 6, 2001:5.

Inge Kaul, Pedro Conceicao, Katell Le Goulven and Ronald U.Mendoza. Providing Global Public Goods: Managing Globalizatio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143-155.

英吉·考爾.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與管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2.

毛澤東.紀念孫中山先生[N].人民日報,1956-11-12：01版.

閻學通.歷史的慣性［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34.

邁向命運共同體，開創亞洲新未來[N].人民日報,2015-03-29: 01版.

闕天舒.公共危機的全球治理：基於公共性的回歸[J].國際觀察,2016(2):142-153.

新華社.「一帶一路」已獲近60國響應[N].解放日報, 2015-02-04：03版.

Anthea Mulakala.中國的發展政策與西方世界：玩會聚還是玩平行？[A].王靈桂.國外智庫看「一帶一路」（Ⅱ）[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414-416.

邢麗.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性公共風險［J］.中國財政,2012(2):69-70.

甘均先.中國與全球氣候安全治理新進展與新前景（2013－2015）[A].余瀟楓等.中國非傳統安全研究報告（2015－2016）[C].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74-188.

湯偉.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與全球衛生治理的轉型［J］.國際展望,2016（2）：94-112.

李志斐.氣候變化與中國周邊地區水資源安全［J］.國際政治研究,2015（4）:37-55.

R. T. Watson. The Region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 Assessment of Vulnerabilit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