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漢學家卜正民專訪：站在窗戶外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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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就是西方漢學家存在的意義。

文｜河西

20世紀90年代初，卜正民至北京參加學術會議時，發現清史研究專家朱維錚教授也在。

空下來的時候，他們在北京月壇公園散步，卜正民突然向朱維錚吐露心聲：「既然我不是中國人，那當一名中國歷史學家到底有什麼意義？」

他感到迷茫，而朱維錚回答他說：「你想像中國是一個僅有一扇窗戶的房間。我坐在房間裡面，屋裡的一切都在我的目光之中，而你在房間外頭，只能透過窗戶看見屋裡的景象。我可以告訴你屋內的每一個細節，但無法告訴你房間所處的位置。這一點只有你才能告訴我。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歷史研究需要外國學者。」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就是西方漢學家存在的意義。

當然，對於卜正民來說，他可並不只是在屋外旁觀而已。1974年，他作為交換生來到中國。先到北京語言學院強化了6個星期的中文，然後在北京大學學習中國古代歷史，10個月。他覺得一年時間不夠，申請再待一年。1975年秋，他到了上海復旦大學，跟隨李慶甲教授學習中國古代文學。所以，他對於屋內的擺設，也早已熟知，他熟悉中國人史學的研究方式和具體路徑，絕非一個普通的旁觀者那麼簡單。

他的東西方知識背景可以提供兩種不同的視角，不僅從內部來觀察，還具備全局眼光，使他可以從內外兩方面來考察中國的歷史問題。

從復旦到哈佛

南都周刊：當年在復旦大學，您師從李慶甲教授主要研究李贄和王夫之？

卜正民：1975年去復旦的學生只能在研究中國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做選擇。李慶甲教授被安排來教中國古代文學，而我是唯一選中國古代文學的學生，我是那一年他招的唯一學生。他是個和藹、博學的學者，耐心地制訂出一套研究系列中國作家的課程，涉及的作家範圍非常廣泛，不僅包括我們現在所謂富有創造性的作家，也包括非虛構作家。課程更偏愛「法家」，這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當時儒家被認為對中國文化產生了負面影響。但這對我來說是好事，因為當教到明代文學，我們接觸了晚明時期最偉大的創造性思想，諸如李贄和王夫之。在李教授的鼓勵下，我選擇明代文學作為我研究生時期專攻的方向。

南都周刊：在哈佛大學，師從的是史華慈教授，您印象中的史華慈先生是個怎麼樣的人？

卜正民：史華慈教授是我的導師。他是個溫和儒雅的人，我很喜歡和他一起參加研討會，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他的研究方向已經轉至宋代哲學，而我覺得哲學無趣。與中國人在想什麼相比，我更想知道他們為什麼這樣思考。對我的影響更大的是約瑟夫·弗萊徹，亞洲內陸方面偉大的歷史學家，我和他一起研究滿洲。遺憾的是，他49歲就去世了，沒能活到我畢業。

南都周刊：在哈佛的博士論文寫的是明代的交通與商業，這就是後來的《縱樂的困惑》一書，那是因為在上海讀到1609年的《歙縣誌》所以決定寫這本書？

卜正民：事實上，我的論文寫的是明代佛教的社會背景。《縱樂的困惑》是因為劍橋漢學家（後來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丹尼斯·特威切特聽說了我的工作後，邀請我為《劍橋中國史》寫一章《交流與貿易》，這對一個初級學者來說是一個巨大的幸運。我做了很多的研究來寫這一章，我決定繼續下去，寫一本書。

一開始我並沒有想過用《歙縣誌》來建構這本書以四季編排的四章。只有當我在研究中，我遇到了《歙縣誌》，我才決定賦予我的這本書以一種形式感。這是掌握第一手資料重要性的一個很好的例子。第一手資料提供了史實，也向我們展示了從前人們是如何編排這些與他們理解與想像世界聯繫在一起的史實的。我經常發現，在研究的過程，你會找到如何設置章節的方法。

面向普通讀者講故事

南都周刊：在之前出版的《縱樂的困惑》一書中，您就從明清地方志、商人手冊、路程指南以及古籍插圖中書寫明中晚期經濟變革中的社會世相，更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這種方法有沒有受到法國年鑒學派的影響？

卜正民：我覺得受到年鑒學派的影響，沒有什麼令人驚訝的。我們這一代的所有社會歷史學家都受到過年鑒學派的影響：審視實際的人類經驗，而不是停留在偉人和強權政治的高度。然而，我認為，我更受到了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歷史學家的影響，他們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般方法來創造一種社會經濟史的風格，而卻試圖了解普通人的生活。

南都周刊：怎麼會主編的《哈佛中國史》的，和《劍橋中國史》比起來，這套書更多的是面向普通讀者的？

卜正民：編一套《哈佛中國史》的想法來自於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編輯長期的工作交流。原來的計劃是四卷，但在開始編寫時改為五卷，最終定為六卷。我的目標是編一套基於最新研究的中國史，但在寫作方式上，我們希望一個大學學生或者對歷史有興趣的普通讀者都可以理解和閱讀。不像《劍橋中國史》，它的目標讀者是研究生，而《哈佛中國史》的目標讀者是本科生。中國讀者應該知曉，他們不是我們的目標讀者。中國讀者對自己國家的歷史總有所了解；我希望對中國一無所知的西方讀者可以從我們的這套書學到點什麼。因此，我們寫了許多中國讀者所熟悉的故事，那是為沒有任何中國背景的讀者所準備的。

南都周刊：《哈佛中國史》的全球史視角是這套書的一大特色，您覺得以全球史視角來書寫中國，是向世界解釋中華文明，還是以世界眼光來改寫中國歷史？

卜正民：都是。我請這套書所有的作者意識到中國與世界的聯繫要比我們想像的要廣泛得多，因為我覺得這是我們能為中國歷史所做的事。在這套《哈佛中國史》中，我們將其置於全球史的維度中，說明中國是由什麼塑造而成的，不論是內在因素還是外在因素。同時，我覺得西方的讀者會發現，不局限於中國本身，而是將中國與外部世界聯繫起來審視可以讓他們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

這套書仍保留的一個傳統是按照朝代來劃分中國歷史。之所以這麼做，部分是因為朝代變更往往意味著正式統治者的改變，由此人民的生活組織方式也改變了；更重要的是因為朝代的確提供了時間定位，方便人們明白自己在歷史的何處徜徉。所以，讀者會在這一套書中見證朝代興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個時代的經濟、社會、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書中那樣只看到皇帝和大將軍們的傳奇故事。

對中國明王朝的研究

南都周刊：在《哈佛中國史》元明卷《掙扎的帝國》中，您非常重視氣候環境對歷史的影響，提出：「明朝沒落原因之一是環境危機」。萬曆二十八年－崇禎十六年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五個小冰河期，而我對糧食、人口和政治的關係比較感興趣，明代後期人口的增長突破一億，人口的暴增是清朝太平天國運動的一個重要導火索，這種人口的過度增長為明末的農民起義是不是埋下了伏筆？

卜正民：一般來說，生產和消費之間的平衡是中國自十七世紀以來所面對的一個主要問題。我不敢斷定明朝由盛轉衰是因為人口過剩，不過，在二十世紀，因為醫療和科學對馬爾薩斯人口限制論的突破，使得中國背負上了沉重的負擔。中國人需要更多的食物和水，而這並不是可以無限供應的。

關於環境危機的問題，從二十一世紀初開始，學界就越來越關心歷史上環境和社會之間的聯繫。我也做了很多研究，從元代開始到明末，環境是怎樣變化的，而在此期間，政治活動又有什麼樣的變化。結果我發現很有趣的現象，兩者之間有很多聯繫。

當然，我並不認為氣候是塑造國家和社會狀況的最根本力量，但我相信它不容忽視。我在《掙扎的帝國》那一卷中強調環境因素，那是因為明代的衰落是一個氣候變化給社會造成極端壓力的典型案例。當然，明朝在1644年的滅亡有很多原因，但明末饑荒十分嚴重，持續了很久，努力適應已無濟於事。這就是為什麼我將最糟糕的時期稱之為「深淵」：這不僅僅是饑荒，而是饑荒與其他危機共同持續了好幾年。

南都周刊：1567年，明穆宗取消了海禁政策，孔飛力因此把這一年視作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之年。您是否同意孔飛力的觀點？明朝的海禁政策是否遠比我們以前所認為的那麼嚴格，民間走私海運一直存在？

卜正民：我相信孔飛力教授是在讀到我的《縱樂的困惑》一書後才注意到1567年的重要性的，所以，是的，我同意這個觀點。認為1567年是中國歷史的轉折點也許是錯誤的，但這正是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建立可持續聯繫的關鍵所在。這種觀點不僅挑戰了傳統的中國歷史觀，而且也對歐洲歷史提出了挑戰。許多西方歷史學家仍然認為現代性是逐漸傳到世界各地去的。我將現代性視作全球化的結果，而不是相反。歐洲只不過是依靠其與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中國的貿易而改變了現代性的方向而已。

明朝是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我們常常忽略了，它的海禁在民間很大程度上是失效的，明朝商人常常不理會政府的禁令而偷偷地做生意，中國商人在十六世紀已經和東南亞有一些貿易往來。我的觀點接近弗蘭克在《白銀資本》里的看法，真實的歷史是在歐洲人到來之前，中國人已經建立了南洋的商貿網路。沃勒斯坦在他的《現代世界體系》已經講過了，沒有南洋的商貿網路，歐洲人是不可能進入亞洲地區來進行貿易活動的。

編輯｜吳鉤

來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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