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如何管理財富、創造財富？忽必烈也曾面臨艱巨的第二次創業

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的前線上，皇弟忽必烈突然有了爭奪大汗位的機會，同時忽必烈也面臨著威脅與挑戰。他要擊敗競爭者登上大汗之位，還得創造不世之功與巨大財富才能給蒙古共同體帶來繁榮與安定。他要克服地形天險才能在軍事上打敗南宋，還要儘可能減少雙方損傷，才能順利達成接收江南財富的目標。而且，忽必烈面臨如何建構世界國家和經濟體系——地跨歐亞陸上海上的軍事與通商帝國的難題。

《忽必烈的挑戰》是日本蒙古史大家杉山正明教授的代表作，這部1995年三得利學藝獎獲獎作品，超越了以西歐、中國為主體的觀點，描繪出別開生面的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將蒙古的「野蠻入侵者」或「軍事破壞者的形象」徹底顛覆。杉山正明試圖把一直為世人刻意曲解，蒙受甚於事實的指責的蒙古帝國的真實面貌，大白於天下，展現了對世界史嶄新的思考方式。

第一財經閱讀周刊節選書中部分內容，與讀者分享。

《忽必烈的挑戰——蒙古帝國與世界歷史的大轉向》

[日] 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甲骨文

2017年5月出版

對於忽必烈來說，作為一個草原帝國的蒙古聯盟及根源於此的軍事力是權力的根源，還是得將此放在這個國家構想的根本位置來思考才行。

但是，只有這個是不行的。雖以武力取得了帝國霸權，但旭烈兀、別兒哥(Berke)、察合台之孫阿魯忽西方三巨頭相繼死去，使得「統一的庫力台」瓦解。要以武力來壓制帝國的各個角落，在現實上是不可能的。

特別是遠在歐亞西北的欽察汗國等，原來是支持蒙哥—阿里不哥陣線的。一二六五年，原想趁著旭烈兀驟逝而南侵的別兒哥，在與迎擊的旭烈兀後繼者阿八哈(Abaqa)的對陣中離開人世。

在稍早之前，別兒哥已經同意參加統一庫力台大會。但那是以旭烈兀需同時參加為條件才勉為其難的承諾，絕非歡喜甘願的承諾。

對忽必烈而言，要令全蒙古，包括這些在內心深處反對他的勢力在內，確實且持續地認同、接受忽必烈政權，還需要一些決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說，如果要迫其承認，還需要一股力量。

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軍事家。

那就是財富。蒙古的大可汗只有給蒙古共同體的人們帶來安寧與繁榮，才能被認定是唯一絕對的權力者。只要創造一個持續給他們帶來旁人所不能得到的財富即可。如此一來，所有的蒙古成員都會繼續將忽必烈及其血脈的權力，作為蒙古大可汗來擁護。

回過頭來說，蒙古對於屬領的態度，一直到蒙哥時代為止，說到底皆非統治而是掠奪。但是，那在現在已經行不通了。必須要有一個機制可以管理財富，然後創造更多的財富，必須要從統治進展到經營才行。

財富的源泉就是巨大的屬領，特別是有歐亞大陸上最多財富與人口的中國。要言之，「中華的經濟力」是國家構想的第二根支柱。

因此，首先必須將中國全境收入囊中。接著，必須要創造出一個可以聯結草原世界與中華世界這兩個異質世界的新國家形態與結構。那可以說是軍事與經濟的共生，也可以說是草原與都市的複合。

只不過，只是單純將兩個世界、兩個要素銜接，也是不行的。若是要以草原世界為骨，以中華世界為肉，那麼還需要給予其生機的循環血液才行。這裡說的血液，就是物流、通商。

那麼，擔當此一工作的又會是誰呢?那不外乎就是已經與蒙古聯結，並掌握內陸通商的穆斯林商業勢力。忽必烈要做的是，更系統化地將他們較過往更多地吸納到國家機構之內，使他們在政治權力與行政組織之下彼此密切相關且一體化。藉由國家權力從流通面來誘導以形成巨大、多樣社會的形式，更進一步促進有機化與產業化。也就是說，忽必烈國家構想的第三根支柱，就是「穆斯林的商業力」。

在此，忽必烈新國家的基本構想，融合了草原軍事力、中華經濟力以及穆斯林商業力這三個連貫歐亞的歷史傳統基礎。忽必烈政權一方面將草原軍事力的優勢作為支配的根源加以保持，另一方面又部分地導入中華帝國的行政模式，以中華世界作為財富的根源來管理。然後，再利用穆斯林的商業網，創造出國家主導的超大規模的通商、物流。

當然，將草原與中華組合在一起的軍事、政治體制是必要的，成為政治權力與物流系統樞紐的巨大都市是必要的，將此一巨大城市作為起始點的交通、運輸和移動的網狀組織也是必要的。

在其上，大可汗要居於統籌所有構成要素的關鍵地位，掌握軍事、政治、行政、經濟的要點，對物流、通商課稅以使國家財政充實。將這些收入以賞賜形式分配給蒙古人，使之成為維持蒙古聯合體的支柱。此一賞賜的大部分恐怕再度透過穆斯林商業資本，投入物流、通商活動，在蒙古全境進一步帶來經濟活動活性化。這就是忽必烈構想的藍圖。

如此一來，蒙古國家本身及其屬領，就算再怎麼以各種層次的分權勢力來細分而成為馬賽克狀，物流與通商皆能超越這種分有體制。接著，掌握財富根源與流通系統的大可汗，成為前所未有的巨大財富的所有者，超越帝國的分立。那就是忽必烈及其策士所構想的大統合計劃。如果說成吉思汗建國是第一次創業，那麼這次根本性的改變，正可以被稱作第二次創業。

在此必須要加以關注的是，忽必烈及其策士們似乎是在政權確立還不明的階段就開始思考這個構想的。而且，幾乎是在懷抱此一構想的起初，就將其與海上的聯繫也一併考慮進來。

換句話說，忽必烈與其側近策士，構思了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甚至是與海洋世界這三個相異世界的相連，並且他還企圖以歐亞整體的規模來完成這一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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