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政府試圖收復香港始末

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自從被英國「租借」以後，香港問題就成為近代中國歷屆政府的心頭之痛。南京國民政府在有收復香港的機會時，也力爭收復國土，以洗刷百年恥辱。

今日香港

南京國民政府收復香港的初步嘗試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1927年在全國各界人士的強烈要求下，為了製造對外「自主」形象和擴大稅源，發起了「廢除舊約、另訂新約」運動。

迫於中國人民反殖民浪潮的壓力，各列強在關稅自主、廢除領事裁判權等方面作出了一定讓步，國民政府也收回了一部分列強在中國的租界和租借地。而同英國訂立新約的談判過程中，經過多次交涉協商，國民政府從英國政府手中先後於1927年收回漢、潯租界，1929年收回鎮江租界，1930年收回廈門和威海衛租界。這一系列的外交成果，提升了舉國上下的士氣和信心，促使國民政府把收復香港的意見也提到與英國簽約的商談範圍之中。但在殖民主義思潮的作祟下，英國始終堅持認為九龍租借地和香港不屬於新約的談判範圍，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日本的入侵成了最大的威脅，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的談判，暫時告一段落。

抗戰期間中英有關香港問題的激烈交鋒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8日，日軍同時對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關島、香港等地發動進攻，國際戰局發生重大變化，英美的注意力開始轉移到亞太地區。面對日本侵略的囂張氣焰而同盟國招架之術乏力的情況，英美兩國開始認識到中國抗日戰場在牽制日軍擴張方面的重要戰略意義。為了提升中國軍民抗日的積極性，拖住日本侵略的步伐和消耗日本的戰鬥力，英美兩國制定了「ABC-1」計劃，即以歐洲為主戰場及「先歐後亞」的戰略決策，決定給予中國一定的支持，於1942年10月10日提出要與中國就廢除治外法權、撤銷租界等問題進行談判。英美的這一舉動，受到了國民政府和國人的熱烈歡迎，蔣介石也激動不已，更是在當年的國慶紀念日上指出：「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束縛，至此可根本解除，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亦完全實現。」蔣介石認為恢復國家主權，實現國際平等地位的時機已經到來，隨即指派外交部部長宋子文、次長吳國楨、王寵惠等人為代表，著手準備談判工作。

但事實很快證明，英國作為一個老牌殖民帝國，並不情願放棄在華的所有既得利益。1942年10月28日國民政府與英國的談判在重慶展開，英國代表為駐華大使薛穆。10月30日薛穆向中方提交了英方擬訂的新約草案。主要內容包括：取消治外法權，終止1901年簽訂的《辛丑條約》，交還天津、廣州英租界和放棄英國在上海和廈門公共租界享有的特權等，而對中方甚為關心的香港問題卻在其草案中隻字未提。

英方的新約草案引起了國民政府的強烈不滿，國民政府認為既然英方能交還天津、廣州等租界地，九龍租借地的性質與租界的性質一樣，理應一併交還中國。在英方草案的基礎上，國民政府向英方提交了中方修訂後的草案，要求在新約中加上廢止《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即「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政府。」這份修訂草案僅涉及歸還九龍租借地，並未要求歸還整個香港。彼時中國民眾輿論激昂，強烈反對外國繼續佔有中國領土和享有特權，國際社會也非常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正當要求，形勢對中國非常有利。

中方提出的交涉在英國內部產生了不同的看法。英駐華大使薛穆主張應將九龍租借地歸還中國，理由是中國民眾非常支持政府收復九龍，以及國際社會在輿論上也非常同情中國。英外交部遠東司司長克拉克則提出三個可供選擇方案：一是接受中方要求，二是斷然回絕，三是拖延戰術。他本人傾向於第三種方案，盡量拖延。英外相艾登則傾向於克拉克提出的第二個方案，主張九龍租借地與治外法權無關，不屬於本條約的討論範圍。最終，首相丘吉爾採納了艾登的建議，決定拒絕討論歸還九龍租借地事宜。11月30日，英國戰時內閣在會議上作出了相應的決議，12月5日英國外交部將這一決定電告了薛穆。

薛穆於12月14日正式通知中方，英國政府不準備把九龍租借地問題放在此次簽約中討論。國民政府代表宋子文、吳國楨反覆重申收回九龍租借地的立場，從國民的民族感情和法律角度力爭收回九龍租借地，強調不收回九龍租借地就等於沒有廢除不平等條約，無法向政府和人民交代。蔣介石也表示如新約中不包括歸還九龍租借地的內容，他將拒絕在條約上簽字。雙方各持己見，互不相讓，談判幾乎陷入僵局。

與此同時，中美的新約談判即將結束，雙方準備在1943年1月1日正式簽訂新約。日本為了挑撥盟國之間的關係，也提出「取消日本在華租界以及治外法權等特權」，以示「中日親善」，力圖搶在中美、中英前與汪偽政權訂約。為了不落後美國、日本，英國決定調整談判策略，12月21日，內閣通過了一項決定，九龍租借地不屬於中英新約的範圍，但為了不致拖延條約的簽字，英國政府準備於戰後討論該租借地的「租期」問題。宋子文在得知這一決定後，非常憤慨，當即表示除非英國明確宣布願日後將新界歸還中國，否則中國拒絕在條約上簽字。為了平息國民政府的怒氣，12月28日英內閣又開會作出決定，將原答覆中「同意在戰後重新考慮新界租期問題」中的「租期」二字刪除，並表示，英國作此「讓步」以後，決不再讓，否則就「拒絕簽訂新約」。

在英國作出這一象徵性的讓步後，國民政府的堅決態度開始鬆動。當時回國述職的駐英大使顧維鈞勸諫蔣介石要把英國訂立新約看作是英國示好的表現，應把訂立新約作為第一份禮物收下，既然英國已經表態戰後會考慮新界的問題，到時再收那第二份禮物也不遲，而對中國來說當時最重要的任務是獲得大量同盟國援助，聯合美、英共同抵抗日本侵略。顧維鈞的勸諫使蔣介石的決心動搖。此外，英國也通過美國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抱怨中國阻礙簽約，請求美國勸說中國放棄其強硬立場，維護同盟國之間的團結與合作。在種種考慮和壓力下，國民政府同意將九龍租借地問題與新約分開，留待戰後解決。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約在重慶簽訂，新約中對九龍租借地隻字未提。同日，國民政府向英國照會，聲明「保留日後提出討論之權」。1943年 3月, 蔣介石還在《中國之命運》一書中， 強調要把收回香港這一點寫入國民黨黨綱。

中英簽訂新約後，國民政府沒有放棄收復香港的努力。開羅會議期間，蔣介石向羅斯福非正式地提出，要求將日本侵佔的中國領土全部歸還，英國必須取消在華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羅斯福表示同意，認為「香港的存在，充分顯示英國人早先那套帝國主義的做法不僅已經過時，而且也沒有必要了」，並提議將來香港由中國先行收回，然後建成世界自由港。在會議上，羅斯福問蔣介石「你對香港如何打算」，蔣介石尚未答覆，丘吉爾便大聲喊道：「請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國土地。」蔣介石隨即反駁說：「英國以暴力入侵中國，與清廷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國民政府概不予承認，戰後隨時可以收回香港。」在此後討論太平洋對日作戰問題時，蔣介石也一再重申中國對香港擁有主權，但由於丘吉爾的堅決反對，堅持香港和緬甸一樣屬於英國的態度，而羅斯福又沒有給予蔣介石足夠的輿論支持，使得這場中英之爭只能不了了之，香港問題也就沒能寫入《開羅宣言》。蔣介石於會後感嘆道：「英國之自私與貽害，誠不愧為帝國主義之楷模矣。」

國民政府收復香港的最後機會與遺憾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給國民政府收復香港帶來了新的契機。8月17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發布了著名的１號受降令，即「凡在中國境內(滿洲除外)，福摩薩(台灣)和印度支那北緯16度以北地區的所有日本海、陸、空軍及後勤部隊，均應向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投降。」這一命令發布後，國民政府一方面立即發公告，表示尊重英國在香港的「合法利益」，英方要按照投降令規定行事；另一方面，於8月18日任命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為接受廣州、海南、香港的受降官，率領新一軍和十三軍集結於寶安地區，隨時準備進軍香港。早在1942年12月31日，蔣介石就曾於日記中寫道：「一俟戰後，用軍事力量由日軍手中取回（香港），則彼（英國）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可見蔣謀劃武力收回香港也是早有考慮的。

而英國方面堅稱香港是其海外的領地，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可不受戰區限制，擁有接受日軍投降的自主權。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即派遣當時在西南太平洋執行任務的英國太平洋艦隊開赴香港，接受日軍投降。8月16日，原港英政府的輔政金遜與駐港日軍指揮官取得聯繫，要求駐港日軍維持好社會秩序，等待英軍入港受降。英外交部遠東司請示外相貝文是否同蔣介石商量一下英軍赴港接受日軍投降事宜，貝文批示將英國決定通知蔣即可。

國民政府在收到英國外交部的通知後，當日就照會英國政府，說英國違反了盟軍總司令發布的1號受降令，「如果沒有特別的許可，英國軍隊不能在中國戰區之內的任何地點登陸。」8月20日蔣介石致電美國總統杜魯門，懇請美國要求英國遵循1號受降令，撤回艦隊，打消其在港接受日軍投降的任何企圖。

英國深知要重新佔領香港，必須得到美國的支持方可，新任首相艾德禮於8月18日即致電美總統杜魯門，要求修改1號受降令，把香港從受降令所劃區域中分離出來，承認英國有接受日軍投降的權利。由於美國在戰後歐洲實施的各類計劃需要得到英國的支持，權衡之下，杜魯門基本同意了英國的要求，表示「不反對英國軍官在港受降」，但同時也指出，「這不代表美國政府對香港未來地位的看法。」

美國態度的轉變，使得蔣介石不得不再次妥協，8月23日他向杜魯門表示，願以中國戰區最高統帥的名義授權一位英國軍官接受日軍的投降，同時將派一名中國軍官和一名美國軍官赴港參加受降儀式。同日，美國方面正式宣布，已向日本大本營發出命令，由英軍接受在港日軍投降。

英國人並不買蔣介石的賬，堅持認為蔣介石無權委派英國軍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他們所能接受的是由1名中方代表和1名美國軍官「以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個人代表的身份」出席受降儀式，「如果有什麼文件需要簽署的話，他們也只能作為見證人簽字，除此而外別無作為。」英國的表態使蔣介石大為不悅，他致電杜魯門，表明如果英方不同意受降軍官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委託這一前提的話，中國將不排除以「武力來抵制英國人在中國戰區之內所採取行動」的可能。

國民政府的堅決態度令英國政府非常意外，為了儘快確立對香港的重新佔領，英國在受降問題上作出了讓步，同意派一名英國軍官既代表英國政府，又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接受日軍的投降，這一決定也最終為蔣介石所接受。蔣感嘆「這是公義必獲勝利之又一證明」，但亦感到「惟英國辱華之思想，乃為其傳統之政策，如我國不能自強，今後亦被侮辱矣」！8月30日，英國海軍少將夏愨率英艦隊在香港登陸。9月16日，香港日軍投降簽字儀式在總督府舉行，夏愨既代表英國政府，又代表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從日本手中收回香港。

此後的時間裡，雖然蔣介石對英大使薛穆表達過希望早日解決香港問題的願望，國民政府駐聯合國代表顧維鈞也約見英國外交次長菲力普·諾埃爾貝克，希望與英國就香港問題展開談判，但隨著1946年6月內戰的爆發，香港問題也就無暇顧及，標誌著國民政府試圖收復香港的努力徹底宣告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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