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收服盛世才始末：兌現承諾絕不秋後算賬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2年第2期，作者：李嘉穀，原題：《蔣介石收服盛世才》

盛世才

新疆有外蒙第二的危險

新疆地處中國西北邊陲，同內地交通不便。辛亥革命後，新疆雖已「歸附民國」，但由於國家政局動蕩，中央政府對新疆一直鞭長莫及，新疆實際上處於半獨立狀態。1933年新疆「四·一二」政變後，盛世才上台任新疆邊防督辦，原教育廳廳長劉文龍任省主席。南京中央政府曾試圖趁機改變新疆長期以來的半獨立狀態，特別是要限制盛世才的權力，廢除督辦制，改為軍事委員會制。當時任行政院院長的汪精衛說：政府對於劉文龍、盛世才，不一定說不要他，也不一定說要他，要看他對於外交統一於中央、軍事統一於中央等幾件事肯不肯做，能不能做。如果劉文龍、盛世才能夠舉行，我們便將權力交給他們，否則，就交給別一個。但南京中央政府的這一計劃因盛世才的抵制，未能實現。盛世才利用蘇聯的軍事支持擊敗了新疆境內的敵對軍事力量，統一了新疆，公開宣布實行親蘇政策，並請蘇聯派一個加強團駐守新疆東部門戶哈密。盛世才後又兼任新疆省主席，將軍政大權集於一身，比其前任更加遠離中央，更具獨立性。但名義上新疆仍是中國的一個行政省區，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派有常駐代表。

1938年9月盛世才訪問蘇聯時秘密加入了蘇聯共產黨。1940年11月26日，盛世才與蘇聯秘密簽訂了為期50年的《新蘇租借條約》，這是一個嚴重侵犯中國主權的條約。盛世才後來在給蔣介石信中與回憶錄中描述了斯大林派人逼迫其簽訂該約的詳細經過。但從當時盛世才的親蘇言論與新疆對蘇聯的依賴態度看，可能不完全是事實，也就是說，當時盛世才可能並未激烈反對簽訂這一條約，因為1941年1月盛世才還向蘇聯提議：新疆脫離中國，建立蘇維埃共和國並加盟蘇聯。只是鑒於當時的國際環境，蘇聯需維持中蘇同盟關係，未接受盛世才的提議。但新疆脫離中國的危險性是存在的。

蔣介石誘迫盛世才轉向

盛世才同蘇聯關係的破裂是在蘇德戰爭爆發以後，面對德軍的進攻，蘇聯處境危難之時。據盛世才的親信李英奇後來交代：盛世才認為，現在蘇德戰爭在蘇聯境內進行，究竟什麼時候結束，無人知道，即令蘇聯獲勝，恐怕也不能如過去很有力量的援助新疆，現在我們應該研究三民主義，準備接近中央（蔣介石）。

1942年3月19日晚，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騏在一聲槍響之後倒在卧室的血泊之中。這是一起突發事件。盛世騏1937年去莫斯科紅軍大學讀書，1941年冬畢業回新疆，回新疆前斯大林接見了他，送了他一支手槍和一個紅軍軍帽。回新疆後，任機械化旅旅長。此人思想進步，為人坦誠，與在新的中國共產黨人關係不錯。去世前，經過盛世才的批准，曾與中國共產黨駐新疆代表陳潭秋面晤三次，「每次均非常高興」。盛世騏與其兄政見上的衝突是肯定的。但盛世騏之死，有不同的傳聞，無一定說，盛世才以此編織陰謀暴動案，認定此一事件是個政治陰謀，是「莫斯科和延安共同指使的」。事發一星期後，盛世才召集其親信說：「今後實在無法再繼續（與蘇、共）合作」，「我們只有改變路線投向國民黨」。

盛世才的轉向，不僅與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的處境有關，而且也同蔣介石對盛世才的步步進逼有關。蔣介石對蘇聯勢力在新疆的增長一直十分關注，多次警告蘇方不能同新疆地方政府簽訂條約。但苦於沒有合適的機會對新疆採取行動，而蘇德戰爭的爆發，無疑給了蔣介石一個收回新疆行政權的一個絕好的機會。1941年秋，蔣介石派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任西北黨政考察團團長赴甘、寧、青等省考察黨政，意在控制河西走廊，壓迫新疆。吳忠信利用馬步芳與馬步青兄弟的矛盾，使國民黨軍隊進駐隴西，為進入新疆打開了通道。這一切，盛世才自然都看在眼裡。

盛世騏去世後第二天，《新疆日報》即用「國際大陰謀」大標題報道了這一消息。蔣介石便立即作出反應，他三次召見新疆駐重慶代表張元夫，4月中旬派張元夫去迪化，向盛世才提出談判條件，中央政府準備派三個師進駐新疆，並提出派專機接盛世才去重慶面晤。長期違抗中央的盛世才自然不敢貿然赴渝。

5月7日盛世才派其五弟盛世驥為代表去重慶晉見蔣介石，商討西北交通運輸問題，並在中央訓練團受訓。蔣介石對盛世驥來渝極為重視。5月10日盛世才即給斯大林、莫洛托夫等寫信，指控巴庫林、拉托夫等蘇聯在新工作人員為刺殺盛世騏的陰謀暴動案的參與者，並要求蘇聯派員參加偵訊。在沒有把握之前，盛世才還不敢立即與蘇聯破裂。

6月27日莫洛托夫致電盛世才，決定日內派外交部副部長В·П·傑卡諾佐夫來新，「專為辦理解決獨山子油礦及其他各重要問題」。盛接電後，翌日以特急電致蔣介石，稱：「迭副部長（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傑卡諾佐夫）在蘇聯政府占重要地位」，請蔣速派經濟部長翁文灝來新談判，並請派在蘭州的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與翁同機來新，因為「朱系職舊日長官，又系職之舊友」，有許多重要問題須與之面商，並請朱回蘭後赴渝報告。7月2日蔣介石寫了一封給盛世才的親筆信，由朱紹良親手交盛世才。由於朱與盛有舊誼，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長時，盛在其部下任上校參謀，並任朱女公子的家庭教師。朱曾薦盛晉陞少將未成，又對盛饋贈赴新旅費。而蔣對朱一向看重，令其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委以解決西北問題的重任，並對他說：你放走了盛世才，有責任收服盛世才，新疆問題一日不解決，你就一日不能離開西北。蔣介石在這封給盛世才的親筆信中說：「凡公私諸語，請與逸民（朱紹良）長官開誠詳談。當此國家存亡絕續之交，更為吾人安危成敗相共之時，吾弟之事業即為中正之事業，故中正必為吾弟負責，以解除一切之困難也。」

7月3日朱紹良、翁文灝等由蘭飛迪。當晚盛世才舉行盛大宴會歡迎。

7月10日朱紹良飛渝向蔣介石報告新疆詳情。7月16日蔣介石接見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重申今後有關新疆事務，蘇聯政府應與中央政府直接洽商，以免發生誤會，並告以對新省政治調查與督察事項，已派朱紹良赴新負責主持，希一併轉達蘇聯政府。7月20日朱紹良由重慶飛返迪化，傳達中央對新意旨。當時蔣介石曾有手諭致盛，朱紹良告盛，於其既往一切，委員長不但原宥，且均為之負責。這樣，盛世才便放心地轉向了。

蔣介石對新疆還政於中央一事十分重視，8月15日他親自飛抵蘭州，朱紹良於19日攜盛信函返蘭向蔣報告。27日朱紹良飛嘉峪關，28日蔣介石偕夫人宋美齡蒞嘉峪關視察。29日朱紹良隨宋美齡飛迪化，並告盛世才：（一）調派甘肅境內政府軍由蘭州進駐安西、玉門，牽制在哈密俄軍；（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員，將外交權歸中央；（三）肅清新疆共產黨；（四）著俄軍退出新疆等項。宋美齡此行是盛世才與蘇聯最終破裂的標誌。

《收復新疆主權方略》主要針對蘇聯

收復新疆主權的主要障礙在蘇聯。因此，1942年7月13日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報告蔣介石說：「關於蘇聯與新省問題，職於昨（十二）日約集程副總長、徐部長、張部長、程主任及周主任至柔等詳細研究，結論如附件。至盛世騏被暗殺一案，現對蘇方似以不必提及為宜，當否？」這個附件，即《收復新疆主權方略》。「方略」分三部分：（一）新疆現勢之判斷；（二）方針；（三）實施要領。關於「新疆現勢之判斷」，認為「蘇聯有吞併之陰謀，及足夠之武力，但在國際現勢上，如公然以武力佔領新疆，暴露侵華態度，在政略及戰略上均屬不利。」而盛世才對蘇關係破裂後，懼怕蘇聯威脅，「勢必依附中央，並望予以所要之支援使蘇聯有所顧忌，不致公然發動暴力行為。」關於「方針」，「方略」認為，「為鞏固西北邊防之目的，應乘此中蘇同盟之時機，收復新疆主權。惟中央對新，過去既鮮充分準備，現又尚無確實控制之餘力，故目前依政略之運用，一面利用盛之地位及力量並扶之，使其逐漸中央化；一面敷衍蘇聯，遲緩其對新之策動並儘速加強我甘、青、藏邊軍備，及一切必要之準備，候機再確實控制之」。關於「實施要領」，提出分兩個時期，即「現在過渡時期」與「收復主權時期」。「現在過渡時期」，規定：一、對蘇仍本睦鄰政策，並運用政略，遏止其對新疆採取斷然行動，「說明蘇聯與我省間演成複雜不快之現狀，系由於以往蘇聯與我新省間直接交涉所惹起。今後關於我新省與蘇聯間之問題，我中央政府當隨時予新省以指示及監督，並說明現中蘇系同盟國家，一切外交，均應循正軌」。「若蘇方詢及我中央今後對盛督辦態度如何，最好避免答覆，或答以正在研究中，若蘇方不問此點，即不必提及」。二、維持並利用盛世才的地位，「在政治、經濟、外交上，多方面以善意之扶助，俾增進其對中央之信賴，使逐漸中央化」。目前實施要端為：甲、隨時派遣軍政大員前往新疆，使蘇聯有所顧忌，鞏固盛世才內向之信心；乙、於徵得盛世才同意後，逐漸改組新疆省政府，並派遣軍政幹部及特務人員，秘密進入新疆工作；丙、經濟上予以所要之援助；丁、派遣外交特派員駐迪化，以減輕蘇聯對盛直接之壓力；戊、給予其他盛所希望之扶助。三、軍事上之準備：甲、以保護油礦區名義，加強河西尤其玉門附近之兵力（約精練之一師）。乙、增闢南疆機場，以保護機場之名義，適時派遣中央軍一部（一師以下）於該地。丙、以柴達木屯墾名義，催促騎五師儘速進駐該地，並在經費上予以所要之協助。丁、迅速進行控制西藏方案，奠定西南邊防，以策應新疆。戊、適時劃南疆為一師管區，從事軍備之建設。「方略」重點顯然在軍事之準備。關於「收復主權時期」，「方略」認為應「乘日寇北進攻蘇，或蘇對德軍事慘敗，或其他我之國際地位更有利時機，向蘇聯提出解決兩國外交懸案」，包括撤退駐新之紅軍第八團及空軍、戰車等部隊。「中央軍有力部隊開入新疆各要點，以武力確實控制之」。顯然，國民黨政府認為收回新疆主權的主要障礙是蘇聯，因此必須謹慎、有步驟地進行。

1942年9月8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派吳澤湘為外交部駐新疆特派員，主持新疆外交事務，並將新疆省原管轄的蘇聯邊境五領館收歸中央管轄。11月28日任命盛世才兼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將新疆省劃入朱紹良統轄下之戰區範圍。自1942年7月起，朱紹良四度入新，做盛世才的工作，使新疆行政權回歸中央。對於中央收服盛世才，使新疆行政權回歸中央，蔣介石給予極高的評價，1942年12月31日蔣介石在一年總反省中說：「新疆省主席兼督辦盛世才於7月間公開反正，河西走廊馬步青軍隊亦完成撤回青海。於是，蘭州以西直達伊犁直徑三千公里之領土（古代歐亞主要交通路線所經過之地區）全部收復，此為國民政府自成立以來最大之成功，其面積實倍於東北三省也」。

1943年1月8日，朱紹良與盛世才商妥，准於恢復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盛世才加入中國國民黨，任主任委員，以黃如今為書記長。1月16日在新疆迪化成立國民黨黨部，盛世才宣誓就任省黨部主任委員，並宣布他服從黨總裁（蔣委員長）的誠意。但關鍵仍然是中央的軍事力量進入新疆。

盛世才自然不願中央軍入新。1943年4月，朱紹良以第八戰區名義調6個徒手新兵團入新交盛世才訓練，盛世才察其用意，便將新兵團士兵化整為零，有的編入省軍，有的予以淘汰，帶兵的下級軍官調到督辦公署或其他軍事機關做文職工作，不讓他們實際掌握兵權。中央又以協助新疆「剿匪」為由，9月派胡宗南部的十八混成旅2個團開進哈密。當時蘇聯紅八團還未撤離哈密。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為了後續部隊入新的指揮起見，特在武威成立了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部，以李鐵軍為總司令。總司令部後移駐酒泉。

不久，蘇德戰場戰局好轉，但在新疆問題上，蘇聯的處置是有政治遠見的，為了同中國政府保持聯盟關係，在中央勢力已進駐新疆的情況下，蘇聯撤退了駐新疆的軍隊與除外交人員以外的各類人員，因為「蘇聯政府明白，萬一日本進攻西伯利亞，中國的友好非常重要，所以通過友好方式消除可能發生的磨擦或誤解的根源不失為上策」。

盛世才的反覆與蔣介石的對策

國民黨中央加強對新疆控制的一系列措施，威脅著盛世才新疆王的地位。在此情況下，盛世才便故技重演，再次編造「陰謀暴動案」，打擊國民黨在新勢力，希圖挽回其新疆王地位。1944年4月17日盛世才突然拘捕省委劉效藜、程東白、省黨部委員兼中央訓練團主任何耿光、新疆日報社社長宋念慈、副社長郎道衡、市政委員會主任王乃中等十多人。省政府委員是中央政府任命的，省黨部委員是國民黨中央黨部委派的。盛世才對拘捕者所加罪名為：接受蘇聯賄賂，圖謀推翻新疆現政府。1944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由蘇聯經迪化赴重慶，外交部長王世傑代表蔣介石迎接於迪化，當時謠傳華萊士此行為調整中蘇邦交，可能建議國民政府調走盛世才，這等於要盛世才命根子，更促使盛世才鋌而走險。1944年8月11日深夜盛世才以召開緊急會議為名，將中央政府派新人員中國國民黨新疆省黨部書記長黃如今、新疆省建設廳廳長林繼庸等逮捕，稱黃如今、林繼庸等為混進國民黨的共產黨，目的為推翻新疆現政權，與蘇聯駐迪化總領事有密切聯繫，企圖建立共產黨新政權。蔣介石自然不信此言，於是蔣介石一面派朱紹良等入新安撫，一面命令入新部隊挺進迪化，做好應變準備。「八·一一」黃林案發生後，蔣介石親自召見朱紹良，朱當時正足疾複發，雖勉能舉步，但不能登山，時在黃山官邸的蔣介石用其座轎從山下迎至客室門前（這在蔣介石是破例的迎客），兩人商談達三四小時之久，鑒於新疆局面的嚴重，為防劇變發生，要朱去新疆。最後朱表示：甘冒不測危機，親到迪化一行。據朱紹良年譜記載：「委員長與朱先生密談時，坐位極近，忽以手加於朱先生膝上，關切的詢問朱先生有兒女多少及年齡大小？竟在負責朱先生身後」。結果，因朱紹良此行，乃得扭轉危局，使盛世才離開新疆，接受中央任命農林部長。但此行確實有點驚心動魄。

時任新疆監察使的羅家倫曾有如下記述：

1944年8月15日下午朱紹良抵迪化機場，周圍戒備之士兵一營，沿途步哨林立。盛氏未到，由其夫人代表。新省人員來者寥落，至於中央人員，在昔成雁行者，而今僅餘一人而已。一民（朱紹良）時有足疾，不良於行；下機後余即偕登車赴東花園。吾人進入督署圍牆時，即見機關槍巢四布，裝甲車上炮位突出，如臨大敵。彼此相顧，以冷笑報之。東花園為督署內之一部分，用作招待貴賓棲息之所。是日抵此，首先感覺者即廳之四角，各設崗位二人，各人各向一方，槍頭均上刺刀。廳前階下復有六人，持槍侍立。八面刀光，洵非虛語，亦可見其保護之周密矣。入室小憩，知一民將其精製之象牙棋子搬在行篋，乃移一小桌於前廳空洞處，取出對弈。以雍容態度，借對弈而對話，遇重要處，間用筆讀，而常亂以棋聲。余乃得以新局近況，扼要為一民告。彼亦密告余以中樞之決策，及將盛氏調開新疆之決心。吾人固知此項決定之允當，然亦料及恐有強烈之反應發生，惟既奉命如此，理當面對危機，以圖貫徹，此非尋常之一局棋也。六時半後，盛忽至東花園，搴簾逕入，向一民與余均作寒暄歉仄之詞，然後敘述其所謂陰謀暴動案之嚴重性，繪影繪色，滔滔不絕；然時露倉皇之形態，所述亦常難自圓其說，若是者凡歷一小時余。旋設晚餐，其平時有侍應經驗之副官三人，均已不見，設置餐具，概由其兄弟親手為之。一切均不自然。吾人則持冷靜態度，仍開俄產五星白蘭地酒，以為一民洗塵，惟心中則頗為入獄諸君危，因余與一民均能回憶1933年6月中央命黃慕松宣撫使入新之時，即下榻於此。慕松在室內，而盛手持大扇立於廳前進門處，指揮衛士逮捕新疆政變領導人陳中、李笑天與陶明樾三人，不待審訊，立即槍決於東花園中之鎮遠樓下，地點即有慕松住室之側，意在向慕松亦即中央示威也。餐畢，盛謂「朱長官沿途辛苦，請各自休息。」彼歸署內新大樓，余亦以電話召使署汽車來迎。

余回署後，一民為考慮翌日應付之方式，不能遽成寐，乃取出行篋中之莊子南華經以消永夜。不意深夜二時許盛氏忽來，神色益覺倉皇，問一民所看何書，一民告以莊子。彼曰，「為何看這腐敗的古書？」一民答以「內容很有趣」。彼忽又離去，有失常態，頗有彷徨不可終夜之勢。一民將就寢，頗惡玻璃窗外之哨兵，時時對此靠窗之卧榻俯窺。此種猙獰姿態，日間猶令人難堪，況深夜乎？一民乃起而將床上設備移置他處，方得安枕。翌日以此告我，二人相顧大笑。彼坦然語我曰：「如彼派人來解決我，自不能免，此不過要他多消耗幾粒子彈而已」。16日一民告盛以中央擬將其調任意旨，措詞委婉而詞意堅決，是日情況之緊張可知矣。最初彼作以退為進之口頭語，繼則以新局嚴重不能遽離為理由，借延宕以固位。幸此時已有若干中央部隊入新，如駐防迪化附近老滿城之預備第七師一部分，及駐哈密之徐汝誠旅，聞變已作戰備，中央空軍復集中若干架飛機於酒泉，在西北負責指揮之羅機司令奉令偕一民同機飛抵哈密，準備前進基地；凡此軍事情報，盛氏必能取得，自不能不轉生戒慎恐懼之心。

此時盛世才感覺大勢已去，遂願先讓省主席之位置，而仍擁邊防督辦之兵權。但蔣介石態度堅決，令盛離新。盛進退失據，只得聽命中央，同意離新赴渝。

8月21日朱紹良偕盛世驥回到重慶，向蔣介石報告與盛世才談判經過。8月29日國民政府即下令：

（一）新疆省府委員兼主席兼新疆邊防督辦盛世才呈請辭職，情詞懇切，盛世才准免本兼各職。此令。

（二）新疆省邊防督辦公署裁撤。此令。

（三）農林部長沈鴻烈另有作用，沈鴻烈應免本職。此令。

（四）特任盛世才為農林部部長。此令。

（五）任命吳忠信為新疆省政府委員。此令。

（六）任命吳忠信兼新疆省政府主席。此令。

（七）新疆省府主席吳忠信未到任以前，所有主席職務派朱紹良暫行兼代。此令。

新疆邊防督辦公署裁撤後，所有駐新各部隊歸中央軍事委員會直轄，該署應辦事宜，改歸新疆省保安司令部接辦。9月11日盛世才與交通部次長徐恩曾乘大型飛機離新，下午抵蘭州。9月18日在國民政府舉行盛世才任農林部長職宣誓典禮，19日到農林部視事。9月23日盛世才在《新疆日報》發表告全省軍民同胞書稱：「在十年建設過程中，漸覺六大政策尚欠完善，並謀求達到國家民族徹底解放，實現大同世界，必須實行國父所創造最優最精之三民主義。於是乃決心以六大政策匯入三民主義洪流，與我全疆各族各界同胞，共同堅信並奉行三民主義，更加致力於建設國防後方工作，以期早日完成抗建大業」。

蔣介石對盛世才並未食言

盛世才離新後，由中央「特派新疆清理特種刑事積案審判團」入新審訊這次「陰謀暴動案」入獄者，證實其所受之冤抑，最後該團以「法新審字第五二二號判決書」平反此獄，宣告無罪。抗戰勝利前夕，在新疆受過盛世才迫害的一些人發布「新疆省全體民眾討盛檄文」，編寫出版《盛世才禍新紀略》，控告盛世才。在輿論壓力下，1945年7月3日國民黨政府免去了盛農林部長職。

抗戰勝利後，1946年10月31日國民政府監察院監察委員嚴庄等對盛世才又提出彈劾案，曰：「查前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於二十二年前任職以來，違法犯紀，形同割據，殘暴貪黷，駭人聽聞，新疆人民曾有禍新記略之刊布，新疆臨時參議會全體參議員又有電報之控訴，經委員等於本年7月間親往調查，舉凡該冊所錄電文，所舉事實昭彰，即以濫用刑獄而論，被殘害有名可稽者不下八萬餘人」。

盛世才獲悉監察院受理新疆臨時參議會控告其罪行後，向蔣介石寫了求救信，說：「世才前於新疆省督辦任內，為保障新疆領土，遏止政治陰謀起見，曾艱苦支持，作不得已之種種緊急措施，今監察院受理新疆省臨時參議會控告，並提出彈劾，移付懲戒，其控告世才私人貪污部分，仍願自負其責，至關公事，則望察情，秉公作主。」蔣介石並未食言當年為盛世才負責一切的承諾，1946年12月27日蔣介石對盛世才的信作了批示，並轉政務官懲戒委員會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查（盛）所陳政治鬥爭與保衛國土不得已而作種種緊急措施，尚屬實情，希即密予注意，勿加深究為要」。於是盛世才得以逃過指控。盛世才離新後，先後多次遭起訴，蔣介石每次均保護其過關，他認為盛世才卒能運用其力，將新省奉獻於中央，大家要明了此旨，「顧念大體，勿再責難往事」。總之，蔣介石對盛世才並未食言。1949年盛世才隨蔣介石逃往台灣，任「國防部」上將參議、「行政院」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委員，直至1970年7月13日病死於台北。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