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用和平手段成為全球海洋霸主，這是一個例外嗎？

回顧美國取代英國而獲得海上主宰權的過程，兩國之間曾經有過比較深刻的矛盾，時而還會發生衝突，甚至發展到幾乎兵戎相見的地步。然而，最終的海上主宰權轉讓卻發生得如此平和。關於這點，確實引起了非常廣泛的矚目。關於這個問題，常常會有人說，美國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它具有太多的例外。法國著名學者托克維爾就曾經論述道：「美國人的際遇完全是一個例外，我相信今後不會再有一個民主的民族能逢這樣的際遇。」而德國宰相俾斯麥甚至還不無妒忌地發過這樣一句牢騷：「上帝對傻瓜、醉鬼和美國人給予了特殊的眷顧。」

誠然，從美利堅合眾國的發展歷程看，美國確實具有太多的例外性，而在美國海權發展過程中，這樣的例外性就顯得更為凸顯。

比如，有不少意見認為，英美海軍的移交是由於同是盎格魯·薩克森人種，同文同種自然顯得順理成章。不過，儘管不能排除這個因素的影響，但是將其作為一個決定性的因素來加以討論，顯然是比較偏頗的。別的不說，在美國生活著大量愛爾蘭的移民，他們很多是為了逃避英格蘭人的壓迫而移居新大陸，他們長期以來始終是美國主要的反英力量。美國人在建國初期基本上具有強烈的共和主義和反殖民主義傾向。因此，世界上的頭號殖民帝國———大君主國英國在當時不少美國眼裡自然就是舊世界和舊勢力的代表，是束縛新生力量的枷鎖，是美國的壓迫者和仇敵，甚至有美國人認為：「美國人民對英王政府無一絲好感可言，有的只是深深的仇恨。」

也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美國地處西半球，遠離各大列強爭奪的核心，能夠在一個安全的地緣環境下得到發展。美國確實擁有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然而，西半球卻絕不僅僅只有美國一個國家，而且在１９世紀中，美國海軍還無法和智利等南美海軍媲美，甚至於西奧多·羅斯福１８８８年應邀在紐約聯盟俱樂部發表演講的時候，會說出「我們富有的沿海城市竟然受到智利這樣的末流國家擺布」這樣的話語。那麼，為什麼這些南美國家沒有抓住這個機遇？

下圖為位於里約熱內盧的設施齊全的軍事工程學院（Instituto Militar de Engenharia），作為繼承自葡萄牙的全世界第三所軍事工程院校，這裡曾經象徵著巴西的雄心。這幅攝於1888年的照片背景是里約有名的門戶——麵包山，而今這座建築已無存。

更有人說，美國之所以得到順利的發展，是由於英國忙於對付其他更加直接的威脅。此話不錯，但是，什麼叫做更為直接的威脅。為什麼人家會得出這樣的判斷？

事實上，如果說起例外，每個國家發展的歷程都可謂是一種例外。從浩瀚的歷史長河中去尋找一種可供複製的成功之路本身就是不現實的，甚至還是荒謬的。不過，從別人的成敗之中，我們也可以探尋出某種具有共性的經驗教訓，可以了解某些成敗的要因是如何發揮作用的，也可以了解他人是在如何在特定的情況下規避風險和把握機遇的。

對於美國這樣一個面臨兩大洋，具有廣袤的大陸，同時經濟上能夠自給自足的國家而言，確實是和當時的歐洲國家，尤其是歐洲大陸國家有著巨大的不同。

由於美國地處西半球，周邊沒有實力強大的國家，因此並沒有什麼壓力巨大的外因來影響其外交與國防政策，推動其發展的因素主要來自美國國內的社會原因。而且，這種原因中，更多的是經濟因素而不是軍事因素。這反映在海軍發展的過程中，就可以看出美國海軍的發展動因主要是來自國內的需求，而不是周邊的壓力。因此，和一些其他國家的海上力量發展過程相比較，美國的發展就顯得更為和緩，這其間雖說和英國時常會發生衝突，但是在這些衝突過程中，英美雙方都經過博弈和調適，就雙方的戰略意圖和利益攸關點都有了更為深刻的把握。在這一過程中，雙方又學會了通過採取合作的方式，為自身贏得更為切實的利益。

當然，這種達成在戰略意圖方面的合作也不是沒有基礎的。英美雙方都是屬於海洋型貿易國家，這兩個國家的思考方式以及戰略取向也是以經濟為主導的。既然是以經濟為主導，那麼首先所表現的，就是從大局上儘可能地維護住一個不至於使得整個經濟基盤陷於崩潰的局面。兩國在尋求國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時刻以最為敏銳的頭腦，對於任何政策進行成本控制，並不如同其他歐洲大陸列強那樣，將比較抽象的「國家威望」高於實際利益之上。這樣所帶來的明顯好處就是在避免國家力量無謂消耗的同時，還避免陷入不必要的爭端之中。而且，在確認自己的能力已經無力達成或者維護某種目標之時，可以選擇最好的時機達成妥協。

更為主要的，當英國將自己的海上力量擴展到全球範圍之後，認識到自由貿易對於海上力量的重要意義以及其中蘊含的巨大利益，果斷地廢止了看似保護自己國家利益的、短視的《穀物法》、《航海條例》等貿易保護主義律令，迎來了真正意義的全球化浪潮，同時又將英國的國力增強到了一個巔頂。英國在這個過程中，也開始減緩了大規模領土擴張型的殖民擴展，而改為獲得海上通道的咽喉要地，另一方面主宰海上貿易航道，另一方面以此為據點進行貿易擴展。下圖為位於曼徹斯特市彼得大街的自由貿易堂（Free Trade Hall）拱門上的雕像，這座1856年完成的建築是為了紀念穀物法的廢除而建造。

而美國在這個浪潮之下，也從曾經的貿易保護主義向自由貿易進行轉變。在這一期間，美國在其擴張過程中，也強調商品的自由出入，其海外勢力範圍在總體上是一種開放體系，而不是排他性的封閉體系。美國林肯時代的國務卿西沃德更是提出貿易會將遙遠的地區結合在一起，主張用商業拓展的形式，取代封閉的殖民體制。在這個基礎上，「門戶開放」才得以成為美國的一項國策。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英美兩國具有一個共性就是相對於領土的訴求，更為重視的是通過商貿而獲得利益，而且這個商貿還是奉行開放體系的原則，這與法國、俄國這些歐洲大陸國家實施的建立封閉體系殖民帝國或者瘋狂將大量領土強佔己有的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是由於這種以商貿促發展，保持自由體系的貿易形式，才使得美國始終不至於被英國視為最為直接的威脅，即便在某些時候與美國發生尖銳矛盾之時，其他出現的力量便往往被英國視為更為直接的威脅，而作出即便妥協也暫時與美國求和的選擇。

「日不落帝國」曾盛極一時，其佔據絕對優勢的工業、貿易、金融和海上武力，足以讓任何一個敢於單純以武力挑戰其海權主宰地位的對手摺戟沉沙。

在美國的國力逐漸增強、生產水平和國民經濟開始趕上和超過英國，尤其是美英兩國基本上在國際政策上走上了共同協調的道路，建立了某種「新型大國關係」之後，美國針對英國的海上主宰權，採用打「道義牌」的方法，並不是用封閉保守去對抗英國的貿易自由，而是攀上更進一步的道德制高點，提出航海自由、公開外交、民族自決以及建立國際聯盟等政策，來瓦解不列顛這個海上帝國的根基。

美國並非單純以軍事力量的優勢壓倒英國，而是用一種更為無形的力量，即經濟上的優勢及道義旗號，在逐步擴大的經濟落差下，使英國並不情願但卻無可奈何地逐漸失去海上主宰權，將海神的三叉戟「禪讓」到山姆大叔手中。

曾經稱雄七大洋的英國海軍，目前儘管已經縮小到了一支很小的力量，但是其活力也並沒有消退，在相當程度上其海軍技術、海軍理念依然保持著最為先進的水平。在福克蘭衝突之後，伍德沃德（Sir John Forster "Sandy" Woodward）少將在凱旋之際說了這樣的話：「英國海軍的任務沒有變，永遠是維護國家利益以及遏制對於世界的威脅，所變化的只是這種任務的規模而已，所以才會看上去滿臉皺紋。」

英國之所以容忍美國的海上力量發展，甚至還會主動移交海上主宰權，那固然是由於其國力衰退，但更為重要的，還是英國了解，只要不是排他式的國際秩序，還是有自己的生存空間，還會擁有自己獲得的份額，所區別的只是股份的多少而已。

不管是英國還是美國，在維護海上秩序之時，存在有這樣一個共性：將本國成熟的制度推而廣之，運用在自己海上，使得海上秩序也能夠在一種卓有成效的制度下得以儘可能公正有序地進行，故而避開了弱肉強食的叢林社會化產生。一旦意識到自身無法維持這樣的秩序，正如英國當年呼籲美國介入其傳統勢力範圍東地中海的防務一樣，同樣也會去尋找或者組建一支維護秩序的新力量。

海權力量的根源所在就是自由海上貿易；這種自由海上貿易的魅力所在就是提供了一個「非零和」的發展之路。這才是英國不惜身退也會讓權美國維護這個體系的根本原因所在。縱觀１６世紀以來的世界潮流，海上主宰權的變遷、世界秩序主導力量更替之過程，其實也可以說是一個文明進步的過程。筆者相信美利堅有朝一日也會被新的力量所取代，但是這支力量只能是更加文明、更加進步，應該具有更加公正與進步的價值觀，而絕不是走向奴役和倒退。只有這樣的海權交替的順利進行，才是全人類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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