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改造、生化人？生物駭客其實沒那麼神秘

新聞 07-27

當 1989 年的士郎正宗在講談社開始連載《攻殼機動隊》的時候，他為我們描繪了這樣一個世界：

在 2040 年一座虛構的日本城市新濱市，經歷了第三次和第四次世界大戰洗禮後，先進的科技已經可以將人類除大腦外的所有身體器官用生化電子的義體代替，並將人類大腦改裝成與具有互聯網功能的電子腦。上層社會和有經濟條件的中產階級人類紛紛進行義體手術，加裝先進的電子腦，並用性能更高的人造義肢替換原有的身體器官——賽博格（生化人）已然漸漸成為社會常態。

這個世界觀在當時看來，是一個極為大膽而又富有創意的設定。但隨著 2002 年，人類正式揭開自身的 DNA 之謎開始，一場運動，正在悄然孕育。那便是，生物駭客運動 (Biohacking)。

（《攻克特工隊 2017 》劇照，圖片來自：

Ars Technica）

生物駭客運動正在逐漸褪去它那神秘的面紗

實際上，沒有人知道生物駭客運動的起源到底是什麼。哪怕在一向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出名的維基百科上，對生物駭客運動的定義也只有寥寥幾句。

生物駭客運動，指的是以實驗性地使用、開發基因材料為手段，以人類的偉大復興或犯罪為目的，不受常理和結果約束的一種行為。

實際上，生物駭客從 2005 年進入到媒體視野發展到現在，已經逐漸分化為兩個不同的社會運動分支：DIY 生物學運動（Do-it-your-self Biology）和研磨者運動 (Grinder) ：DIY 生物學運動，指的是通過類似「開源」的手段，讓普通人不需要依靠大學實驗室也能進行更為深入的生物學研究和實驗；研磨者運動則是顯得更為激進，通過把一些外置設備植入其中，來改善、增強人體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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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者運動把 LED 植入到手腕之中，圖源：

Motherboard）

雖然這兩種運動一個是基於基因層面，另一個是基於功能層面，但這兩種運動其實從本質上來說都是一件事，就是藉助外力，探索和改變生物體原本的結構。

說到這兒，你可能會覺得生物駭客是一群從不拋頭露面的宅男宅女們，常年浸泡在地下室實驗室中，身著巨大的、看不見面龐的生化服，與瓶瓶罐罐為伴。但實際上，現在的生物駭客運動已經變得不那麼高深。

（現在，你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涉足生物實驗領域，圖源：

Genspace）

從 2012 年開始，隨著可穿戴設備成為熱門，人們對生物駭客運動的關注度與日俱增。畢竟，大部分新來者他們首先接觸到的，就是自我量化這個概念。而這，往往也是大部分生物駭客「覺醒」的第一步。

（全網對生物駭客的討論熱度）

與這一潮流對應的，則是矽谷對生物類創業公司的熱衷。這進一步推動了生物駭客運動的相關產業也從地下逐步走向正規化、產業化。

據統計，僅僅在北美，就有 44 家生物駭客實驗室，在亞洲、東南亞和大洋洲，註冊實驗室也達到了 17 家。在商業領域，也已經陸續有公司，開始允許員工植入 NFC 晶元，來替代傳統的指紋識別和打卡。

生物駭客運動，是對傳統科技秩序的挑戰

儘管在外人看來，這些執著於對生物體進行改造的怪人們都是瘋狂的，但對這場運動在參與者看來，這些行為就和你打耳釘、紋文身一樣，只是加上了些高科技的「佐料」而已。如果從更為宏觀的角度上來看，對他們來說，生物駭客是一場在生物學領域，掀起的一場民主化運動。

因為傳統意義上的生物學研究（不管是對生物體本身的研究還是說對自我的探索和改造），都嚴重依賴於准入門檻極高的實驗室。但隨著生物駭客運動的出現，讓每一個人都有權力，有能力去追尋他們的好奇心，並最終通過專業的設備，以儘可能平易近人的價格，滿足了他們在生物領域的好奇。

這就與 70 年代的計算機普及運動很相似，當計算機還被作為大型機構和軍方廣泛使用的工具時，喬布斯和沃茲的 Apple II 憑藉普通人尚能負擔的價格和並不複雜的可編程性，徹底引燃了人們對個人計算機的熱情。

（ Apple II 把計算機引入大眾市場，圖片來自：

CultofMac）

而生物駭客運動，現在在做的，其實也是類似的事情。只不過，這次他們想要推動的，是人類對自身的覺醒和探索。

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

然而遺憾的是，儘管生物駭客運動的理想是如此豐滿，但現實往往是及其骨感的。阻礙生物駭客運動進一步發展的因素，依然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資金。自行搭建一個可工作的實驗室依然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而其中有能力的生物駭客們，往往選擇眾籌的方式，在 Kickstarter 上籌集資金。但這些資金在生物學領域來說，依然是杯水車薪。據報道，美國著名的駭客實驗室 Genspace 在 2013 年籌集了 10,479 美元用於日常維護，而傳統生物製藥公司在研發方面的投入，平均上來說，是 260 億美元。

（生物駭客運動所倡導的簡易實驗室，圖源：

Labiotech）

除了資金以外，另外一個困擾著生物駭客運動向大眾普及的問題就是專業性。學習如何實施一個雙盲測試，甚至說簡單的計劃和分析你的數據，可能就需要花費一個人幾年、甚至十年的訓練來習得。儘管現在對外開放的駭客實驗室依然以教學為主，但依然需要維護者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經歷用來了解生物學研究是如何運作的。

（設計師正在利用 Genspace 提供的設備進行研究，圖源：

Dutchcultureusa）

說到專業性，那麼另外一個問題也不可避免，那就是安全性。作為普通大眾，得知自己的鄰居正在進行籌建自己的實驗室，那麼他們的第一反應，往往就是害怕和擔心。儘管生物駭客在這方面已經達成了共識，要在遵守當地法規和安全操作規範的前提下進行試驗，但也有人擔心，僅僅依靠自律是完全不夠的。因此，也有很多生物駭客開始呼籲從法律層面上對生物駭客運動進行一定的監管，以避免發生意外。

生物駭客運動，真的遠離我們的主流文化嗎？

儘管有著諸多的限制，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的我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開始接納生物駭客運動的最核心的觀點：我們應該重新認識自己作為人類的本質。從最初的運動手環，到量化自我的風潮，再到在小範圍內流行的基因測序，這些無一都代表著作為普通人的我們，開始重新審視我們自己，而這，就是 DIY 生物學運動所倡導的核心理念。

此外，當我們對那些狂熱到把 RFID 晶元植入到身體內的研磨者運動的踐行者表示不理解的時候，我們是否也曾想過，我們手中的設備，是否也可以算得上我們外化身體的一部分？就像人類學家 Amber Case 在TED上所說，在我們越來越依賴手機的現在，其實我們已經朝著適應網路，邁出了自我改造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