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支大牌樂隊都痛恨他們的成名曲

在某雲音樂網，翻開每條熱門音樂的用戶評論，下面無不充斥著各路樂評人含情脈脈的過度解讀。

「他把生活中的痛苦磨難，轉化成了音符上洋溢的旋律美。」

神秘博士對梵高畫作的評價被意見領袖改掉一個詞，就能適用於電台司令的《Creep》，適用於涅槃的《聞起來像少年的雪碧》，適用於一切膾炙人心的大牌成名曲。

涅槃的資格歌迷，都深諳不能說自己喜歡這首歌的道理，被問及品味時，一定要提這首歌，就必須帶上更小眾的名字，因為柯本本人都覺得它太土了。

這首全球叛逆精神代表曲的靈感來自於柯本的前女友，在兩人如膠似漆的熱戀期，女孩在牆上寫下「柯本身上能聞出青年精神的味道」，柯本一拍大腿，機智地把別人對自己的高度評價變成了青年的口水傳唱至今。

科特·柯本曾經在滾石雜誌的採訪中說，被迫演唱《Smells Like Teen Spirit》簡直就是一種侮辱，歌迷只把pogo和掌聲獻給這首歌，對他們苦心經營的新歌卻面無表情。

他討厭這首歌就像每次宿醉醒來討厭昨天的自己。

把自己棄為普通人，是毀滅式的成長方式，酒醉的探戈和清醒的朋克

於是少年撕碎了他的成名作，毀掉了他的婚姻和家庭，最後還殺死了自己的肉體。

比起被槍轟掉後腦勺，羅伯特·普蘭特選擇了用金錢擊斃自己的爛俗。他給一家電台塞了一萬美金，只是為了讓他們以後不要播放齊柏林飛艇的《Stairway to heaven》。

「求求你了，我們不能只靠一個爆款活著。」

「寫這首歌的時候是1971年，當時的歌詞是有重要的意義在切合當下環境，但17年後，人們用它來放婚禮歌曲，這是不能忍受的。」

綠洲樂隊的主唱連姆去美國的時候，每個人都問他，「你是Mr.Wonderwall嗎。」

「我是真的想揍他們，因為我他媽再也受不了這首歌了，我都快唱吐了」，他在2008年的MTV節目上說，「可最大的問題是，它確實是我們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每個大牌都在比拼用更加激進的方式表達同樣的憤懣，Radiohead沒有唆使歌迷高舉手中的打火機燒掉這個千篇一律的音樂節夜空，而是製造了一場蓄意謀殺聽眾的車禍現場：

這個版本里的吉他在一陣迷思之後，用兩聲「金金」失聲的solo故意營造出走調的感覺，鼓手努力錯著拍，貝斯從一開始的兩個小節之後就開始夢遊。

但你不得不承認，這首喝醉酒寫出來的《Creep》永遠不失為一首無可撼動的經典，不然它也不會有40多個翻唱版本。

Radiohead在92年用它將自己的名聲推向巔峰，成功顛覆了英倫搖滾的傳統定義，卻被成名曲和樂隊名划上等號的泛歌迷定義束縛得不能動彈。

「我們是Radiohead樂隊、不是creep樂隊」

連吉他和貝司都分不清楚的無腦歌迷依然可以把這一切失控都解讀為玩世不恭：

「你們懂個鎚子，這叫無調性音樂，或者滑稽古典。」

「這是我最喜歡的版本，這種你能奈我何的樣子真他媽酷。」

像歌詞里流露出來的感情一樣，這是Radiohead最直白的絕望，但是主唱桶姆說了，他有更成功更徹底的絕望，但歌迷不在意他的絕望。

「I don t belong here」——嗯，他想鑽進土裡

Radiohead的早期紀錄片《Meeting people is easy》里，有一段桶姆讓歌迷來唱Creep的鏡頭，他在最崩潰的時候甚至直接讓要聽這首歌的歌迷滾蛋。

諷刺的是，2017年的英國Glastonbury音樂節上，垂暮的Radiohead當著全世界人面再次被民意綁架，演唱了Creep。

這些人只是在台下一遍又一遍地喊著安可，要求唱他的名作，全然無視他的作品。

這或許是一支成功樂隊最不成功的痛點。

Radiohead另外一首名曲《High and dry》自從在電影《抗癌的我》里被收編成插曲之後也銷聲匿跡了，桶姆覺得這首歌就像洛·史都華一樣流行，完全是被唱片公司裹挾創作出來迎合大眾口味的

因為屌絲仰慕女神的自卑心境切合而爛大街20年，什麼樣的好歌也經不起這樣的折騰，在國內某首異曲同工的民謠里也能照出同樣的影子：

我經常好奇D小姐成名以後，S先生的家裡過年是否會收到幾十條蘭州，家裡每個親戚都在問他D小姐在哪，最後S先生只能不勝其煩地道出真相，「我就是那個D小姐。」

雖然他們比那些一生只有一首成名曲的流行歌手強太多，在國內音樂行業的環境里，他們對唱同一首歌從未流露出直白的厭惡，他們只是換著不同的縣城演同一首歌。

一人一首成名曲，你是否還真的在意

那些曾經被寫出來的歌曲一定是感動自己的，然後感動了無數歌迷，然後才成就了蛻變之前的自己，於是高階婊雙手夾一支蘭州，輕吐風雲，傷感得跟吸毒似的，見到五號線就要去安河橋北。

後來我有個大學女同學也入了迷圈，她孤身來北京，找到了北海北卻沒找到南山南，急出一頭汗。

無論S先生日後的老婆是誰，可能都得姓D了，人們甚至在街頭看到他時，會激動得忍不住唱起來：我知道你！然後直接切副歌。

當他皺著眉頭經過後海的酒吧街時，他告訴這些駐店樂手，這首歌是我的，而對方卻告訴他，不，這首歌已經不是你的了。S先生順勢走上台，飽含深情地握住主唱的雙手：謝謝你，那麼這首歌就送你了。

這時候他終於開始覺得自己臭不可聞，繼而產生懷疑，「我是怎麼犯下這種罪惡的。」

不得不說，我曾經確實用這首歌泡到了一個姑娘，我還記得我們在親密的時候，她背對我脫掉黑色內衣，單曲循環的背景讓我覺得自己就是一個Creep。

現在，這些歌曲就像你在前任身上種下的惡果一樣，所有人都對此避而不談。

認識的二線三線網紅自從火了之後，你就再也抓不住她和你互動了，或許他已經換了微信和手機號碼，在朋友圈裡賣的那些衣服也鎖在了塵埃里。

而現在大牌樂隊的演出和那些名媛之流一樣，演出如同赴各地酒桌，想開啟生意，你得先打個底，用這根輝煌的奶嘴堵上粉絲的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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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手稿以及唱片都可以被雪藏，但一切終將被記憶，歌手害怕回顧自己的短暫燦爛，而歌迷也害怕自己等同外人。

也有人說是因為他們紅了，也開始挑受眾了，忘記了當初沒地兒過夜，為了留宿姑娘家，給人彈了半宿歌曲的光輝歲月。

就像再沒有標籤的簡約品牌，都不會缺了商標和價格，它是人們觸碰你的唯一途徑和樂趣所在，你總不能端起盤子來吃面，放下叉子又罵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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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塔洛·卡爾維諾在《分成兩半的子爵》裡面說， 「有時一個人自認不完整，只是他還年輕，我們都是由不完整在尋找自我完整的過程：最初的自我分裂，再自我否定，自我鬥爭，直到最後才能實現自我和平，這就是我們的整個人生。」

毀了這個世界，好過讓世界毀了你，人給予幸福的潛力被深埋在幽暗的自我否定里。

他們並不需要一套充分的理論去拒絕演唱，如果一定需要一個理由，那可能是我們都不曾了解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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