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流郭豫適：魯迅論《紅樓夢》研究和閱讀

左思說：我們為什麼佩服魯迅？魯迅雖然沒有深入研究過《紅樓夢》，但僅從自身的直接經驗和零散的隻言片語中，就能生髮出許多對今天的《紅樓夢》研究者和愛好者仍然大有裨益的議論。魯迅作為一個作家，小說鑒賞能力和藝術直覺是超乎常人的，比多數「研究家」「紅學家」強太多了。所以我要說，勸君莫充紅學家，多讀方是會中人。本文摘選自郭豫適的《紅樓夢研究小史》一書，大致整理了魯迅對於《紅樓夢》研究和閱讀的觀點。

魯迅論《紅樓夢》研究和閱讀

文/郭豫適

魯迅對《紅樓夢》研究和閱讀的問題，曾發表過一些很好的見解，提出了很中肯的批評。

一

魯迅很反對《紅樓夢》研究中那種主觀隨意的態度。他說：

《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和讀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閑秘事……。（《集外集拾遺·小引》）

魯迅正是在批評了上述對《紅樓夢》命意的種種主觀主義的看法之後，緊接著說出了他個人對這個問題的理解的：「在我的眼下的寶玉，卻看見他看見許多死亡；證成多所愛者，當大苦惱，因為世上，不幸人多。」是的，「讀者的眼光」確實是不同的。在舊紅學家的「眼光」看來，《紅樓夢》的主題及其內容便是「《易》」、「淫」、「纏綿」、「排滿」、「宮閨秘事」之類的東西，而在魯迅看來，《紅樓夢》卻是一部反映「世上」「不幸人多」的作品，而小說的主人公則是一個處於這個世上，因見「許多死亡」而大苦惱的「多所愛者」。

這樣，魯迅便指出了《紅樓夢》的社會悲劇的性質和內容，這就跟舊紅學家上述種種看法鮮明地區別開來。魯迅之所以遠在當年就能夠有這種超出許多舊紅學家的眼光，不僅由於他對這部小說有深入的研究，還由於他對文學作品和社會生活的關係有正確的理解，從而才有對《紅樓夢》這部優秀古典文學巨著的社會內容和意義的卓越評論。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曾經對《紅樓夢》研究中的各種觀點作了介紹和評論。他認為，主張《紅樓夢》是「刺和坤」（《譚流室筆記》）、「藏讖緯」（《寄蝸殘贅》）、「明易象」（《金玉緣》評語）之類，是「悠謬不足辯」的說法。他主要評述了下列幾種「世所廣傳」的說法。

第一種是「納蘭成德家事說」。魯迅指出，「自來信此者甚多」，陳康棋《燕下鄉脞錄》記其師徐時棟（號柳泉）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此外，張維屏《詩人征略》、俞樾《小浮梅閑話》也持此說。對於此說，魯迅引胡適的考證加以辯駁：「胡適作《紅樓夢考證》（《文存》三），已歷正其失。最有力者，一為姜宸英有《祭納蘭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於寶玉可比；一為成德死時年三十一，時明珠方貴盛也」。

第二種是「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魯迅於略舉王夢阮沈瓶庵合著的《紅樓夢索隱》所持此說的要點之後，引孟森的考證予以駁正云：「孟森作《董小宛考》（心史叢刊》三集），則歷摘此說之謬，最有力者為小宛生於明天啟甲子，若以順治七年入宮，已二十八歲矣，而其時清世祖方十四歲」。

第三種是「康熙朝政治狀態說」。魯迅認為，「此說即發端於徐時棟，而大備於蔡元培之《石頭記索隱》」。魯迅在介紹《石頭記索隱》主要觀點之後說，蔡書「旁徵博引，用力甚勤」，但並不因此肯定蔡元培關於《紅樓夢》為「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觀點，而是引用胡適考證所得予以否定：「然胡適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說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為漢軍，而《石頭記》實其自敘也。」

魯迅在評述有關《紅樓夢》的幾種評論並予以否定之後，認可並且申述了「《紅樓夢》乃作者自敘」的說法：

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敘，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嘉慶初，袁枚（《隨園詩話》二）已雲，「康熙中，曹練亭為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末二語蓋誇，余亦有小誤（如以楝為練，以孫為子），但已明言雪芹之書，所記者其聞見矣。而世間信者特少，王國維（《靜庵文集》）且詰難此類，以為「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為劇中之人物」也，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晚出全書，乃高鶚續成之者矣。（《中國小說史略》）

從上面魯迅有關《紅樓夢》幾種說法的評介看來，魯迅在有關《紅樓夢》的種種說法中，是認可了《紅樓夢》乃作者自敘的說法，肯定了胡適的考證的。對此，我們不必因為「自傳說」是被批判過的錯誤觀點，就諱言魯迅也曾有「自傳說」的觀點；另方面，我們也不能因為魯迅曾經明確地肯定過胡適的「自傳說」，就反過來論證「自傳說」是正確的。應當實事求是地認為，這是魯迅早年的《紅樓夢》評論中的局限性。需要指出的是，魯迅這裡所說的「自敘」說，其主要含義是：「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換句話說，魯迅所認可的「自敘傳」說，主要是說曹雪芹是《紅樓夢》小說中賈寶玉的模特兒。並不象有的考證派紅學家那樣，生硬地把賈寶玉和曹雪芹等同起來，並進一步加以擴大，認定小說里所寫賈府里發生的一切，都是曹家的事實。

我們知道，《中國小說史略》是魯迅一九二〇年起在北京大學授課時的講義，《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是一九二四年在西安講學時的講演，魯迅那時還沒有形成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他那時也無從評析胡適「自傳說」及其自然主義文藝觀的實質。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在魯迅後期的文章中，已經揚棄了早年的關於《紅樓夢》「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中國小說史略》），「《紅樓夢》一書，說是大部分為作者自敘，實是最為可信的一說」（《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之類的說法。相反地，魯迅對胡適的「自敘傳」說明確地採取了批判態度，從而也就修正了他自己昔年同意胡適「自敘傳」說的評述。一九三六年，魯迅在《的「關」》一文中論及小說人物形象和模特兒的關係時，曾經寫下了如下一段有名的話：

然而縱使誰整個的進了小說，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傳的話，讀者所見的就只是書中人，和這曾經實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紅樓夢》里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曹霑，《儒林外史》里馬二先生的模特兒是馮執中，現在我們所覺得的卻只是賈寶玉和馬二先生，只有特種學者如胡適之先生之流，這才把曹沾和馮執中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里：這就是所謂人生有限，而藝術卻較為永久的罷。（見《且介亭雜文末編》）

魯迅這裡是說，討論小說人物形象是否有模特兒是一回事，至於對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的意義的評論則是另一回事。評析小說中典型形象時，不應當老是把它的模特兒「念念不忘的記在心兒里」，只有胡適之那樣的「特種學者」，才會把小說中的典型形象和它的模特兒混為一談、等量齊觀。魯迅這些觀點當然是完全正確的。因為小說創作中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優秀作家所塑造的典型性很高的文學典型，它所概括的社會內容和思想意義，已經遠非現實生活中的某一個具體的人可以相比。即便是這個成功的人物典型曾經採取某一現實人物作為模特兒，但是經過作家藝術概括過程而塑造成的文學形象，作為已經形成的一種文學存在，這個「書中人」跟那個「曾經實有的人」已經「不相干了」。

魯迅後來對於胡適自傳說的批評不是偶然的，是跟他一系列論及文學典型的其它文章的觀點完全一致的。魯迅曾經不止一次地強調指出，文學作品的真實性並不等於就是記錄事實。他在一九二七年所作的《怎麼寫》一文中，曾經評述了清代的紀曉嵐（昀）攻擊蒲留仙（松齡）《聊齋志異》的事。據紀曉嵐看來，蒲松齡《聊齋志異》裡面人物那些心思和密語的描寫是不真實的：兩人密語，決不肯泄，又不為第三人所聞，作者何從而知之？

魯迅對紀曉嵐有關《聊齋志異》的無理批評進行反駁。他舉出紀昀自己的《閱微草堂筆記》來加以評析，說《閱微草堂筆記》「竭力只寫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魯迅指出：

他的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即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掛礙了。（見《三閑集·怎麼寫》）

魯迅在這些論述中指出，文藝的「真實」和生活的「事實」不應混為一談，文學創作並非事實的記錄。所以，對於文學創作來說，紀昀那種「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的觀點是錯誤的。魯迅明確地指出，對於一部小說來說，其真實性的高低與否乃在於小說本身，而不在於它是否「有時不合事實」。魯迅說：

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於感到幻滅，即或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倘有讀者只執滯於體裁，只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為宜，對於文藝，活該幻滅。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迹，而不滿於《紅樓夢》者相同。（同上）

這就是說，文學創作跟「新聞記事」不同。文學創作需要經過藝術的虛構和典型化，它「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這正是它的性質特點之所在，它的任務或價值，並不在於象新聞記事那樣的記錄事實。所以，硬要在生活現實中尋找出《紅樓夢》所描寫的一切「事實」，那是免不了要碰壁的；因為查不出大觀園究竟在哪一個地方就埋怨《紅樓夢》，這是沒有道理的。

魯迅並不一般地否定科學的考證，但他對《紅樓夢》研究中那種拚命尋求小說中大觀園的實際遺迹，以及索隱派紅學家那種主觀主義的鉤沉索隱之類的做法是很反感的。他指出，《紅樓夢》研究中這種情況的產生，是跟金聖嘆的影響分不開的。一九三三年，魯迅在《談金聖嘆》一文中說：

清中葉以後的他的名聲，也有些冤枉。他抬起小說傳奇來，和《左傳》《杜詩》並列，實不過拾了袁宏道輩的唾餘；而且經他一批，原作的誠實之處，往往化為笑談，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這餘蔭，就使有一批人，墮入了對於《紅樓夢》之類，總在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泥塘。（《南腔北調集·談金聖嘆》）

就《紅樓夢》研究的實際情形來看，遺憾的是魯迅所批判的那種「尋求伏線，挑剔破綻」的研究，不僅在以前存在過，即在魯迅提出這樣的批判以後也還是繼續存在著。當然，《紅樓夢》研究中這種情況的存在是不足為奇的。看來，只要《紅樓夢》研究者不清除主觀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或興趣主義的傾向，那麼把《紅樓夢》當作一個「謎」來加以猜測，搞一些主觀隨意的無補費精神的索隱式的研究，大約是不會完全停止的。

二

魯迅不但對《紅樓夢》研究中的問題發表了許多卓越的看法，他對如何閱讀《紅樓夢》的問題，也提出過一些很好的見解。

首先，魯迅認為《紅樓夢》是一部很好的作品，閱讀《紅樓夢》是正當的事，應當採取光明磊落的公開的態度。他對舊時讀書人的讀書進行了批評，說：

那時的讀書人，大概可以分他為兩種，就是君子和才子。君子是只讀四書五經，做八股，非常規矩的。而才子卻此外還要看小說，例如《紅樓夢》，還要做考試上用不著的古今體詩之類。這是說，才子是公開的看《紅樓夢》的，但君子是否在背地裡也看《紅樓夢》，則我無從知道。（《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魯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也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並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里暗看《紅樓夢》之類」（《讀書雜談》）。總之，《紅樓夢》可以公開地看，沒有必要偷偷摸摸地看。

其次，魯迅認為，讀《紅樓夢》，不能無批判地效法其中的人物。他在談到有些人反對讓青年讀《紅樓夢》以免受到不好的影響時，曾經說：

這就因為中國人看小說，不能用賞鑒的態度去欣賞它，卻自己鑽入書中，硬去充一個其中的腳色。所以青年看《紅樓夢》，便以寶玉黛玉自居，而年老人看去，又多佔據了賈政管束寶玉的身分，滿心是利害的打算，別的什麼也看不見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

這裡是說，看《紅樓夢》要有個正確的觀點。讀者如果思想態度不正確、不健康，那麼不但青年人，便是老年人也會看不到真正有價值有意義的東西，而只是看到和吸取一些糟粕的。作為「硬去充一個其中的腳色」的實例，魯迅對那種看了《紅樓夢》便以賈寶玉自居，在上海灘上漂妓的「才子」，以及由此而產生的那一類庸俗的「才子佳人的書」，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尖銳的批判。他說：

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聞雞生氣，見月傷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見了婊子。去嫖的時侯，可以叫十個二十個的年青姑娘聚集在一處，樣子很有些象《紅樓夢》，於是他就覺得自己好象賈寶玉；自己是才子，那麼婊子當然是佳人，於是才子佳人的書就產生了。內容多半是，惟才子能憐這些風塵淪落的佳人，惟佳人能識坎坷不遇的才子，受盡千辛萬苦之後，終於成了佳偶，或者是都成了神仙。（《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

魯迅這些話，則是把《紅樓夢》的閱讀問題跟對舊時上海灘上的「才子佳人的書」以及舊社會的醜惡現象的揭露批判結合在一起了。

從魯迅有關《紅樓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魯迅充分地評價了《紅樓夢》高度的思想藝術成就，他還批評了《紅樓夢》研究和閱讀問題上的錯誤傾向。魯迅這些樸素的然而十分深刻的論述，時至今日，對於《紅樓夢》研究工作者和廣大讀者也還是很有教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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