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故宮修文物，我在敦煌修壁畫

編輯 ：ANGIE

他燃燒自己，

照亮了昏暗千年的洞窟。

上世紀40年代，

有兩個年輕人不遠萬里，

來到了敦煌莫高窟。

前一個年輕人，叫張大千，

後一個年輕人，叫常書鴻。

臨走時，張大千曾對常書鴻說：

「你呆在這裡，這是一個，

長期的無期的徒刑啊！」

幾十年後的今天，常書鴻的墳墓，

正對著敦煌莫高窟的九層樓，

永遠遙望著這片文化寶藏。

1904年4月6日，

常書鴻出生於浙江杭州，

自幼跟三叔學畫，

高小畢業後，

遵從父命，

投考電機專業，

後改學與繪畫有關的染織專業。

畢業後，

常書鴻留校任教，

始終沒有放棄畫畫的理想。

彼時，

五四運動揚起西學大旗，

許多進步青年選擇學習寫實繪畫，

常書鴻成了奔赴巴黎的一份子。

在盧浮宮，

他看到文藝復興的作品，

一下子認識到了一個新天地。

憑藉天賦和努力，

常書鴻很快就脫穎而出，

成為留洋畫派里的佼佼者。

連續四年時間裡，

常書鴻獲得當時學院派，

最權威的巴黎春季沙龍的金銀獎。

油畫作品被巴黎現代藝術館收藏，

這在中國畫家中是第一人。

當時許許多多的人都說：

「常書鴻兼具天分和努力，

如果能一直在巴黎畫下去，

一定會成為世界級藝術家。」

常書鴻在巴黎的影響有多大？

2011年，巴黎塞努奇博物館，

舉辦《中國藝術家在巴黎》畫展，

展出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

趙無極、潘玉良等人作品，

此次畫展所用的巨大海報，

正是常書鴻的畫作，

《沙娜畫像》。

那時常書鴻躊躇滿志，

家庭圓滿，有美麗的妻子，

還有可愛的女兒沙娜。

不出任何意外的話，

他定會在世界畫壇名留青史。

可就在1935年的一天，

常書鴻在塞納河畔的書攤上，

發現一部由6本小冊子，

裝訂成的《敦煌石窟圖錄》。

裡面是著名法國漢學家伯希和，

在敦煌石窟拍攝的壁畫、塑像圖集，

總計300餘幅。

遒勁有力的筆觸，

氣魄雄偉的構圖，把常書鴻驚呆了。

他萬萬沒想到中國古代，

會有如此高水平的藝術品。

《敦煌圖錄》 伯希和

在巴黎生活的常書鴻，

無論生活趣味，

還是藝術追求，

都深受法國主流藝術的影響。

但在看到《敦煌石窟圖錄》後，

他被這個陌生的地方給震驚了。

常書鴻認為，這些壁畫、雕塑，

與西方當時各流派的藝術相比，

絲毫不落下風，甚至高於其上。

最令他感到詫異的是，

這些繪畫比西方藝術早幾百年。

常書鴻在自傳中寫道：

「奇蹟，這真的是奇蹟。

我是一個傾倒在西洋文化，

言必稱希臘、羅馬的人，

如今真是慚愧，不知如何懺悔，

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竟不知，

我們中國這麼有么大規模，

這麼系統的文化藝術！」

「在我有生之年，

我一定要去敦煌看看。」

在這個想法越來越強烈後，

常書鴻向妻子陳芝秀說：

「我要回中國，到敦煌去。」

聽了丈夫的想法，妻子十分不滿：

「我們剛剛安頓下來，孩子要上學，

聽說甘肅那裡都是住窯洞的！」

妻子的反對沒能改變他的心意，

巴黎五光十色的優越生活，

無法超越他內心對敦煌的渴望。

1936年秋天，他隻身回到北平，

暫時接受國立北平藝專聘請。

就在他打算去往敦煌時，

1937年抗戰爆發，山河動蕩。

1938年，妻子剛帶女兒回國，

就不得不踏上逃難之旅，

一路上躲避空襲，

差點被炸死。

整整7年後，

常書鴻才和家人安頓下來。

但這樣的平靜是短暫的。

常書鴻依舊惦念著敦煌，

找到梁思成、徐悲鴻、于右任，

向國民政府提出組建研究所。

1942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

常書鴻成了主要負責人。

得知丈夫要動身去敦煌，

妻子陳芝秀大吵大鬧，

最終未能扭轉丈夫的心意。

不但妻子不贊同，在那個時候，

身邊沒有任何人願意跟他去敦煌，

常書鴻四處招兵買馬，逢人便問：

「你願不願意跟我去敦煌？」

經過無數次的苦口婆心，

才說服5個人跟他一同前往。

他們坐著卡車顛簸了二十多天，

又騎了整整三天的駱駝，

才來到心目中的聖地。

而在他們達到前，

荒涼沙漠中的藝術寶藏，

已經遭受了巨大的毀壞。

敦煌莫高窟，始建於公元366年，

在鳴沙山頂上建造了490多個洞窟，

其中布滿彩色佛像和佛教壁畫，

佛像多達2000多身，最高33米，

壁畫技巧高超，數量無比驚人，

如果一方方地連接起來，

可排成足足25000米長的畫廊。

隨後歷經北魏、隋、唐、北宋、

西夏不斷擴建，

元以後被廢棄。

它不但是世界上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寶庫，

還是體現歷代禮儀風俗的生動文獻。

假如沒有敦煌，

唐代的壁畫繪畫書法，

因為五代時期的遺失和損毀，

將成為永遠的空白。

永遠沒人知道，

史書中記載的社會風貌，

究竟是真是假。

公元1035年，

為躲避西夏入侵，

窟中的和尚將經卷、畫幅等，

30000餘件寶藏封藏在洞中，

以土牆堵上，

畫上菩薩像做偽裝。

西夏佔據敦煌百餘年，

封藏寶藏的人早已化為塵土，

近千年間，無人知曉這個秘密。

直到1900年，

看守莫高窟的王道士，

意外發現牆內密室，

獲得珍寶，

將一系列寶藏賣給了西方探險家。

王道士

探險家們

經卷、畫幅流往西方後，

整個世界都被震驚了。

隨後，無數的探險家、漢學家，

來到莫高窟用馬蹄銀誘騙王道士，

換走了洞中大部分的經卷、文獻。

不久後，美國強盜華爾納，

來敦煌發現已經沒東西可拿，

殘忍地將壁畫切割下來偷運回國，

對莫高窟造成不可逆的破壞。

臭名昭著的華爾納

華爾納竊取的莫高窟第328窟供養佛像

華爾納剝離莫高窟第323窟壁畫的殘痕

1920到1921年間，

蘇聯十月革命結束後，

在陸軍少校阿連闊夫的帶領下，

戰敗的數百名沙俄白匪逃竄出國，

越過邊界，逃到中國後被拘留。

他們被安置在莫高窟長達半年，

在絕望潦倒中，洞窟壁畫，

就成了他們恣意發泄的對象。

不僅在壁畫上亂塗亂抹，

他們還在洞窟角落生火做飯，

導致壁畫被油煙熏黑污損。

這個被譽為20世紀，

最有文化發現價值的地方，

曾經數百年地被人遺忘，

又不斷地遭到各種洗劫，

等常書鴻一行人來到時，

已是殘垣斷壁，破敗不堪。

當心中的聖地變成「廢墟」，

常書鴻感到無比痛心。

國學大師陳寅恪有言：

「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當時面對這片藝術奇蹟，

沒有人把它當文物來保護，

它成了流浪者的棲身之所，

當地牧民避風躲雨之地。

常書鴻最終決定留下來，

就地建立敦煌藝術研究所，

以全部精力來保護敦煌石窟。

由於常年無人管理，

洞內積累了約10萬立方米的沙子，

常書鴻沒有錢僱人來排沙，

就自己製作工具清理。

整個團隊10個人都不到，

可想他們要花去多少時間，

才能將那些沙子清理完畢。

大風沙甚至給大家留下陰影，

一個測量員病後懇求道：

「我死了，千萬埋進土裡面，

不要埋在沙漠裡頭。」

排完積沙、補全裂隙後，

常書鴻想修築一道大圍牆，

阻止外界的人進入莫高窟。

但整個石窟長約一公里，

修這麼大的圍牆談何容易？

常書鴻找到縣長時，

縣長覺得他在開玩笑：

「我說我的大藝術家，

這裡連水和磚頭沒有，

修圍牆比修長城還難啊！」

最後常書鴻硬是克服困難，

用帶鹼的泥巴壘起了圍牆。

做好這些清理保護工作後，

常書鴻才帶大家編號、查窟，

並對破損的壁畫進行修復，

以免翹皮之處繼續脫落。

美術片《九色鹿》的原型

唐僧和石磐陀

緊接著，

他帶領大家臨摹壁畫，

系統整理畫作，編纂文獻。

當時沒有梯架，沒有照明，

大家只能用吊繩吊入洞內，

懸在半空中一點點描摹。

在臨摹穹頂的壁畫時，

頭和身子彎成九十度直角。

遇到陽光照不到的角落，

就用白紙將光亮反射進來，

太陽落山後，用油燈對著牆壁，

照一下，看一眼，畫一筆。

莫高窟壁畫數量為世界之最，

如此龐大的壁畫群一一臨摹，

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但為了讓世人看到這些畫作，

讓敦煌的文化價值走得更遠，

常書鴻和他帶領的工作者，

一天一天堅持了下來。

1914年的莫高窟

1964年，敦煌研究院院長常書鴻和莫高窟的藝術家

不但工作量巨大，

當時敦煌的生活條件，

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因為和縣城距離太遙遠，

豆腐買回來就酸了，

天氣熱，肉也臭得快。

當地的水質都是鹹的，

為此大家只能吃腌菜，

連咖啡燒出來都變味。

這裡一年四季都是風沙，

能吃上糧食都算不錯了。

所以，當常書鴻的妻子，

帶著女兒沙娜抵達敦煌後，

矛盾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當初在巴黎過著光鮮生活，

整日沉浸在藝術中的陳秀芝，

一直在努力地保持體面，

她描眉、塗口紅、穿高跟鞋，

不願活得像個農婦。

陳芝秀

但敦煌的生活，

讓陳芝秀無比痛苦，

丈夫常書鴻整日工作，

在感情上對她諸多疏忽。

由於缺乏有效的溝通，

夫妻間的埋怨也來越多。

敦煌的保護工作複雜繁瑣，

常書鴻為此苦惱不已，

兩人三天兩頭吵架。

常書鴻帶著女兒沙娜

終於在1945年的一天，

陳芝秀離開了丈夫，

再也沒有回到過敦煌。

那天，陳芝秀聲稱去蘭州治病，

結果跟著一個男人私奔了。

常書鴻騎馬去追，暈倒在途中，

醒來之後，妻子已發表聲明，

宣布與自己脫離關係。

這對相守了二十年的夫妻，

就這樣走上各自的人生。

而在離開丈夫後，

陳秀芝過得並不好。

因為各種歷史原因，

與之私奔的男人死了，

陳秀芝被打為反革命家屬，

只能在別人家裡當傭人。

與女兒沙娜重逢時，

她已是形容枯槁的老人，

完全沒有了當初的優雅。

後來，常書鴻提及這段婚姻，

也反思出了自己的錯誤，

「我沒有重視她的情感，

每天只知道埋頭工作！」

在守護敦煌和當個好丈夫之間，

常書鴻顯然選擇了前者。

常書鴻畫作，曾經美滿的一家

如果不是敦煌，

常書鴻的人生將截然不同，

很可能成為一個世界級畫家，

絕不會失去心愛的妻子。

在莫高窟254號洞窟里，

有一幅《捨身飼虎圖》，

佛的前身是古印度的王子，

他看到山崖下的母虎與虎崽快死，

便縱身跳下山崖，以身飼虎。

每每遇到困境和阻力，

常書鴻就會在這幅畫前看很久。

失去妻子的哀傷還未褪去，

更沉重的打擊緊接著來了。

抗戰勝利時，國民政府教育部，

要求撤銷研究所，將敦煌交給政府。

焦急的常書鴻四處寫信求助時，

遠赴敦煌的工作人員都想回家了。

荒涼的沙漠上，凄冷的夜晚里，

只剩下常書鴻和他的兒女。

常書鴻與女兒

而就在幾天前，

縣城裡的一位官員，

曾試圖拿走洞窟內的菩薩像，

是常書鴻用畫作交換，

才留下那件重要的泥塑。

常書鴻知道，一旦自己離開，

敦煌必將陷入萬劫不復。

多少人走進這孤獨的石洞，

為後世留下如此輝煌的藝術，

怎能就這樣看著它被毀掉？

常書鴻變賣了所有家產，

作為路資，四方遊走呼籲，

終於說服了國民政府，

讓敦煌研究所歸於中央研究院。

有了足夠的保護經費之後，

一批又一批年輕人遠赴敦煌，

在常書鴻的帶領下臨摹、維修。

這裡面有個叫李承仙的姑娘，

被稱為「敦煌痴人」。

常書鴻與李承仙

報名去敦煌的時候，

常書鴻皺著眉頭對她說：

「敦煌不是你想像的那樣，

那是一個非常艱苦的地方，

一個女孩兒去了會受不了的。」

但李承仙堅決填上了自己的名字。

到了敦煌之後，常書鴻才發現，

姑娘吃起苦來絲毫不輸給男性，

實實在在想保護這片文明奇蹟。

當時為了給敦煌換取物料，

常書鴻經常給地主畫像，

讓李承仙對他佩服不已。

最終兩人越走越近，結為夫婦。

他們的第一個孩子，

被取名「常嘉煌」。

常書鴻與李承仙的臨摹

1949年的時候，

國民政府曾要求常書鴻，

帶著臨摹的畫作去往台灣。

但常書鴻偷偷藏起那些畫作，

最終選擇了留在敦煌。

此後十多年，他悉心守護，

繼續修復、臨摹，整理文獻。

常書鴻將自己的最好的年華，

都獻給了這荒漠中的文化寶庫。

他編選出一本本壁畫合集，

帶著臨摹作品到北平辦展，

讓更多國人見到這些民族瑰寶，

了解中國還有如此絢爛的藝術。

這份選擇，他一生無怨無悔，

即便是在「浩劫」當中，

敦煌被視為「魔窟」，變成「牛棚」，

他和妻子在莫高窟外被鞭打，

在回憶錄中，他也並無太多怨言，

只是無不哀傷地說道：

「我是一個倖存者。」

千百年以前，

無名的僧侶們，

在石洞之中忍受孤寂，

以畫筆完成一生的修行。

常書鴻則選擇放下畫筆，

放棄了成為世界巨匠的前途，

選擇默默來到這裡。

他原本可以過從容優雅的生活，

卻把一生交給了茫茫大漠，

交給了孤寂的月夜和風沙…

1994年，病危之際的常書鴻，

在北京病房裡，仍牽掛著敦煌，

牽掛著莫高窟，對女兒說：

「我死也要死在敦煌，

以後把我的骨灰送回去。」

他說：「我不是佛教徒，

但如果世上真有輪迴，

我願意來生還是常書鴻，

去完成未完成的工作…」

如果沒有常書鴻，

沒人知道敦煌的命運會怎樣。

他無怨無悔地將自己的一生，

都獻給了這座文化寶庫，

從沒想過自己要從中獲取什麼。

我想，在一個喧囂、浮躁的時代，

一個精緻利己者層出不窮的時代，

我們不該忘記這樣一位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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