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齊白石的收藏、信札、遺物及其他

書畫 07-28

齊白石的收藏、信札、遺物及其他

文/呂曉

齊白石借山圖冊（二十二開之五） 30×48cm 紙本設色 1910年北京畫院藏

對於齊白石的了解，我們以前較多依靠他的作品、自述和其他人的回憶，這些雖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要深入到他的內心，了解對他的人生和藝術產生影響的多種因素，則需要藉助更為廣泛的史料。所幸的是，1957年齊白石去世後，他的家屬遵照他的遺願，不僅將其家藏的作品捐獻給國家，而且還將他的手稿、收藏、信件、遺物等捐獻出來，為我們深入了解他的生活及其與藝術的關係提供了豐富而寶貴的史料。這批遺物幾乎一直封存在庫房中，僅在北京畫院齊白石紀念館內復原的「白石小屋」中展出過數件畫具和傢具。

此次出版《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筆者有幸領命整理這批遺物，共整理出近七百件，包括四大類：收藏、信札、遺物及附錄。其中收藏包括繪畫、書法、印章、書畫題跋、詩集印譜序跋、題籤、潤格、匾額、對聯、其他題字和他人手稿。遺物包括繪畫用具、生活用品、書籍、相片及雜項。附錄包括齊白石逝世後追悼會、齊白石遺作展等的相片和各種材料。由於時間倉促，僅對所有物品進行了初步的整理、釋文和考證，但從中仍能管窺到齊白石許多鮮為人知的生活片斷。

一、文人身份的確立——齊白石的文人交遊圈

齊白石從一個雕花木匠成為一代藝術巨匠，天賦與勤奮無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一些具有較高社會地位的文人師友的提攜與幫助無疑在這個過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以往論者常論及陳師曾、徐悲鴻等人與齊白石的友誼及對他的幫助，此次整理齊白石的收藏和來信，可以找到許多實證，在此不再贅述，現對齊白石的交遊圈作一些補充，以探討其文人身份的確立。

齊白石雖從小聰明好學，但因家境貧寒只隨外祖父上過半年的家塾，識字不多。拜胡沁園為師促成了他由木匠向職業畫師的轉變，進而結識了湘潭互為姻親的望族—胡、黎兩家的子弟，結詩社，學篆刻，他們很多成為齊白石一生的好友。如胡沁園的外甥王訓（曾為齊白石刪改《白石詩草》並作序，其女嫁齊白石二子良黼）、黎丹，侄子胡立三；黎松安（黎丹本家，子八人皆才俊，號為「湘潭黎氏八駿」，其中長子黎錦熙為著名語言學家，後成為齊白石的忘年交，為齊白石編年譜，修定詩集）、羅醒吾（胡沁園侄婿）、羅真吾（羅醒吾弟）、譚子荃（羅醒吾內弟）、陳茯根、黎薇蓀（齊隨其學刻印）等。使他漸漸融入到當地的士紳文人圈。因此，齊白石一直都感念胡沁園，不僅稱他為自己的恩師，而且是「生平第一知己」。齊白石一生為胡家及其親友繪製過眾多作品，有求必應。也因為這一因緣，胡沁園之孫胡文效後與齊白石三子齊子如同供職於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極力為該館收集齊白石的作品，獲得白石早年及晚年佳作尤多。但從客觀上講，胡沁園僅算是齊白石在文學藝術上的啟蒙師，他的工筆花鳥畫，齊白石居然一張都沒收藏，反倒是他畫得很少的寫意畫齊白石收藏了兩件。

如果僅止於此，齊白石可能只是聲名不逾湘潭的一位民間畫師。1899年拜王湘綺為師無疑為齊白石獲得更廣泛的社會認同，邁出了重要而關鍵的一步。王湘綺即王闓運（1932?1916年），又字壬秋，號湘綺，學者稱湘綺先生，原籍湘潭，生於長沙。咸豐二年（1852年）舉人，曾受聘為軍機大臣肅順的家庭教師，後入曾國藩幕府，不久辭職返歸故里，隱居不仕，潛心學術研究。清朝末年，官翰林院檢討加侍講銜，民國初年，出任中華民國國史館館長兼參政之職。民國五年去世時，當時的總統黎元洪親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可見當年享譽之盛。王闓運著作非常豐富，有《春秋公羊傳箋》、《尚書箋》、《湘軍志》、《湘綺樓日記》、《湘綺樓詩文集》等數十種，被譽為「一代經師」,詩文亦稱天下第一，門生弟子遍布天下。

投師王湘綺的門下，無疑對進一步提高齊白石的文學修養，使其成為一位文人畫家，建立更廣泛的社會關係網路具有重要意義。光緒甲辰（1904年）王湘綺為齊白石撰《白石草衣金石刻畫序言》，盛讚其人品及印藝，他還命弟子陳毓華以自己的語氣撰《齊山人傳》，對齊白石的聰慧及才能讚譽有嘉。對於剛從西安、北京遠遊歸來的齊白石來說，這篇傳記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齊白石常隨侍王湘綺參加各種詩會，結識了不少文人和社會名流，開闊了生活和藝術的視野。王湘綺曾介紹齊白石為兩廣總督譚鍾麟畫像，即《文勤公像》（台北故宮博物院藏），並觀摩其家藏金石書畫。最初，齊白石畫名不如印名大①。1911年，王湘綺特意邀齊白石到長沙參加在瞿鴻禨（清末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家「超覽樓」舉行的海棠詩會，當著在座的多位名流文士，王湘綺說：「瀕生這幾年足跡走遍半個天下，好久沒有給同鄉人作畫了。今天的集會，可以畫一幅《超覽樓禊集圖》啦！」其目的便是為了擴大齊白石的畫名。齊白石滿口答應，後來不知何故未能踐約。直到1938年時，瞿鴻禨之子瞿宣穎（亦是王湘綺弟子）到北京拜晤76歲的齊白石，重提27年前舊事，齊白石百感交集，為其補《長沙超覽禊集圖》（故宮博物院藏），了卻了自己多年的心愿，並在畫上題了三首詩，第一首詩云：「憶舊難逢話舊人，阿吾不復夢王門。則思處處堪揮淚，食果看花總有恩。」表達了對恩師深深的懷念之情。北京畫院所藏瞿宣穎所作《白石老人八十壽言》也記述了這段往事。

檢視齊白石的收藏，可以發現來自王湘綺的序跋、信札、楹聯等共計13件。如1904年（甲辰）為齊白石題《借山館圖》，1911年為齊白石題寫「寄萍堂」，並附以箴言暢談處世之道。後來齊白石將其製成的匾額掛在北京的家中。還有一件論述詩詞的手卷，立論宏闊，文采飛揚，是難得的佳作。齊白石還珍藏有王闓運寫給他的《招飲會客便箋》及另一封書信，後者云：「瀕生仁兄晚安，??闓運借頓初十日午刻借瞿協揆樓約文人二三同集，請翩然一到，藉瞻清揚，想不吝也。亦有汪九與君雅，故恕不自詣為幸。」由此也可見師生親密無間。齊白石的好友夏壽田為其所作《甄屋主人傳》還記載齊白石曾對他說：「我嘗從湘師求志先大母墓。師曰：子年少乃知求此有用之文，固當如子意。」對於一位出生貧寒的村婦，王湘綺會因白石的拳拳孝心而屈尊為其作墓誌，可見對齊白石的厚愛。齊白石後來親自奏刀勒石為碑，並將拓本和這篇《齊璜祖母馬孺人墓志銘》的原本一直隨身珍藏。

師出王門也使齊白石的社會地位得以提升。這從北京畫院所藏齊白石歷年的潤格亦可見一斑。比如1902年齊白石在西安初識大詩人樊樊山，樊氏為其首書的潤格中，便首先言明：「湘潭齊山人，少貧有奇慧，能雕繢萬象，斤風鏤冰。王湘綺先生見其印譜，奇賞之，招致門下，教之讀書，學為詩，有國初六家風格。」1919年再次為其書潤格時，仍首先提到：「齊山人璜，字瀕生，湘綺門下士也。」次年吳昌碩為齊白石重訂潤格，仍言：「齊山人瀕生為湘綺高弟子，吟詩多峭拔語，其書畫墨韻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漢遺意。曩經樊山評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覺手揮不暇為，特重訂如左。」足見投師王門對於擴大齊白石的社會知名度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王湘綺作為一代大儒，門下弟子三千，齊白石與王門弟子多有往來，很多成為終生摯友，同門之間的唱和與扶助對齊白石的藝術及生活影響甚巨。同被稱為「王門三匠」的張仲颺（？?1923年）雖較熱衷名利，後與齊白石心存芥隙，但一直是齊的詩友，其女張紫環還嫁給齊白石三子齊子如。1902年，同門友人夏午詒力勸齊白石不要「株守家園」，資助他遠遊西安，走出了五齣五歸的第一步。齊白石在西安結識大詩人樊樊山，在北京結識曾熙、李瑞荃，並與王湘綺的另一位弟子楊度及眾多詩人在陶然亭餞春。1917年齊白石在北京時，其潤金全交楊度管理，足見對其的信任。兩人書信往來甚頻，北京畫院現存就有五件。楊度之弟楊庄、之妹楊鈞皆出自王門並與齊白石交往甚厚。此外，齊白石的好友易實甫、陳兆奎、張篁溪等也都是王湘綺弟子，張篁溪之子張次溪後來拜齊白石為師。「張次溪出色的社會活動能力使他成為齊白石晚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交紐帶，『授辦外交』是齊張之交的主旋律。」②1932年齊白石出版《白石詩草》，為了使詩草增色，「使世人知有齊璜能詩」，擴大白石老人的詩名，張次溪奔走於詩家名流，代求題詞。他將齊白石的詩分送給楊圻、宗威、趙幼梅、吳北江、李釋戡等名重一時的大詩人賞鑒，他們讀後都認為白石的詩確非凡品，只可惜詩名為畫名所掩，紛紛為他新印行的《借山吟館詩草》題跋（這些題跋現在仍珍藏在北京畫院）。齊白石也因此與他們結為詩友，詩人宗威曾多次將自己的詩作寄給齊白石，請其吟正。20世紀30年代末，張次溪開始為齊白石記錄口述的自傳材料，這便是我們今天了解齊白石最重要也最直接的一份傳記——《白石老人自述》。

羅家倫在《看完〈白石老人自述〉後的感想》一文中認為王湘綺對齊白石較刻薄，常在日記中以「齊木匠」稱之③。王湘綺門下有所謂的「王門三匠」—鐵匠張登壽、銅匠曾召吉、木匠齊白石。但從北京畫院的藏品來看，王湘綺對於齊白石的器重與提攜是不遺餘力的，每次提到齊白石時用語都含有敬意，看來他私下以「木匠」相稱，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自己獨具慧眼的自得。

1902至1909之間，齊白石「五齣五歸」，不僅開闊了眼界，而且結識各地的文人，其交遊圈進一步擴大。1909年返鄉後，齊白石不想再做遠遊，隱居鄉里，讀書作畫，足不出湖湘。但1917年，連年的戰亂使他不得不背井離鄉，在好友樊樊山的邀請下，北上京師，最終在1919年定居北京。有著深厚文化積澱、文人薈集的古都北京進一步擴大了齊白石的文人交遊圈，而且對他的藝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促進了他的「衰年變法」，他的藝術也逐漸獲得了全國性的認同。

從齊白石收存的書畫作品和信札來看，我們可以開列一個長長的交遊名單，如汪詒書、易順鼎、羅惇、羅復堪、周大烈、龔佛平、趙世駿、郭則澐、陳雲誥、梅蘭芳、庄蘊寬、鄭孝胥、馮臼、符鑄、壽石工、袁克文、邵章、于右任、歐陽漸、潘天壽、黎丹節、李作賓、趙元禮、孫哲甫、金梁、方旭、張伯英、曹熙宇、張書雲、陳家慶、葉恭綽、郭沫若、張鏡明、邢端、吳祖光、符九銘、楊增犖、宗威、李釋戡等。其中有詩人、書法家、戲曲家，也有政治人物，他們或與齊白石有直接交往，或是千里神交的詩友，可以看出齊白石的社會交往並非想像般局限。齊白石與眾多文人、藝術家交往唱酬，真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這完全是一種中國傳統式的文人生活方式。

在這其中，樊樊山贈送給齊白石的書法和寫給齊白石書信尤多。樊樊山即樊增祥（1846?1931年），字嘉父，號雲門，別號樊山，晚號鰈翁，湖北恩施人。光緒進士，曾官陝西布政使、護理兩江總督等。1912年，袁世凱篡竊大總統位，樊去京任參議員、參政。晚年閑居北京，以詩酒自遣，與周樹模、左紹佐稱「楚中三老」。1902年齊白石在西安初識樊樊山，樊氏便極推崇他的篆刻和繪畫，親為其書潤例，使齊白石的聲名大振。並題其《借山吟館圖》，贊曰：「平生三絕詩書畫，樂石吉金能刻劃。前明四家白虎尊，揚州八怪冬心亞。」第一次將齊白石與金農並提。樊樊山還有數封書信與齊白石探討詩歌、治印。1919年齊白石定居北京之初，賣畫生涯並不好，閑居北京的樊樊山又再次為其書寫潤格。後來又為齊白石的《借山吟館詩草》兩次作序，北京畫院藏有後序的謄清稿，年過八旬的樊樊山雖老眼眵昏，不能作細書，仍「特命曾孫輩鈔呈，間有訛字，隨手塗改。」齊白石則在文稿上註明：「樊山翁序白石之詩。文章之妙，此序不如前作，余固不用，他日兒孫棄之可矣。余不忍棄者，與樊君之交情，見前敘可知，可感耳。」1926年齊白石出版《借山吟館詩草》時用的便是齊白石所稱「前作」。在序中，樊樊山對齊白石的詩歌給予了高度評價：「瀕生書畫皆力追冬心。今讀其詩，遠在花之寺僧上，真壽門嫡派也。??冬心自道云：『隻字也從辛苦得，恆河沙里覓鉤金。』凡此等詩，看似尋常，皆從劌心鉥肝而出，意中有意，味外有味，斷非冠進賢冠，騎金絡馬，食中書省新煮?頭者所能知。惟當與苦行頭陀在長明燈下讀，與空谷佳人在梅花下讀，與南宋前明諸遺老在西湖靈隱昭慶諸寺中相與尋摘而品定之，斯為雅稱耳。」樊樊山曾多次為齊白石畫作題籤，贈送書法作品。齊白石對樊樊山的詩文也極推崇，常以之題畫，1926年父母去世後，還請樊樊山為父母各寫墓碑一紙，各作像贊一篇。齊白石也成為樊樊山晚年的情感依託，兩位惺惺相惜的老友常相往來④。樊樊山去世後，齊白石極為悲痛，親往弔唁，並作詩追思道：「似余孤僻獨垂青，童僕都能辨民音。怕讀贈言三百字，教人一字一傷心。」並刻「老年涕淚哭樊山」印（現藏北京畫院）以志懷念。

齊白石暮年，尤其是建國後，具有極高的聲望，他的交遊面更為廣泛，不僅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對他表示關懷，許多普通藝術愛好者也紛紛寫信給他求畫或求教，並多次接見外國友人。北京畫院藏有大量的書信，其中老舍的來信正是那封非常著名的《命題求畫信函》，以四句古詩為題求畫。從信的內容來看，老舍事先對每句古詩都做了一定的提示，如「（二）蛙聲十里出山泉。查初白句。蝌斗四五，隨水搖曳，無蛙而蛙聲可想矣。（三）凄迷燈火更宜秋。趙秋谷句。一燈斜吹，上飄一黃葉，有秋意矣。」齊白石則以自己的畫筆含蓄地傳達出了詩歌的境界，創作出膾炙人口的傑作。

以前我們更多地把齊白石當作一位書畫篆刻家，而忽略他在詩歌方面的成就；我們一直強調他作品中的平民性，而忽視他作為文人畫家的精神境界；我們推重他一生秉持的那份農民的勤儉，而較少注意到他文人化的生活方式。揭示他與眾多文人師友的交往，無疑為我們打開了了解他的真實生活狀態之窗。

二、借山館內無收藏——齊白石的收藏觀

在齊白石的收藏中，幾乎沒有古代書畫收藏，都是同代書畫家或門人弟子的贈畫。這是為什麼呢？

齊白石早年可能是因為有限的經濟條件不足以支持古畫收藏。《癸卯日記》1903年四月十五的日記云：「巳刻廠肆主者引某大宦家之仆，攜八大山人真本畫冊六頁與賣。欲賣千金，余還其半不可得，意欲去。余鉤其大意為稿，惜哉。??午後又攜大滌子真本中幅來，亦賣千金，不可分少。余欲留之，明日來接，不可。代午貽出金六百數，不可。共前冊頁合出千四百金，不賣。余印眼福印付之，即去。」⑤可見早年他也想收藏，但因財力不足只能作罷。當然，他也買過一些作品，如《寄園日記》八月十二的日記云：「今日於裱畫店見一聯，無款識。語云：我有仙方煮白石；天留閑客管青春。午後再去裱畫店觀此聯，其字之用筆有法。問之須賣四千錢，以三千錢得之。」此外北京畫院收藏有一件王豫的《花鳥》畫上有齊白石的題跋云：「予在成都，無可得，買此幅紀其遊歷。」這是筆者找到齊白石為數極少的購畫記載，而且並非名作，且價格低廉。《庚申日記》二月十七的日記云：「得尹和伯畫一幅，以余畫與人交換。計算此幅值三十二元半，余去四尺屏四幅，伊求再補四尺中幅一幅。皆著色者。想多求一幅贈凌植支，不可得。」連同時代的尹和伯的畫都要以自己的畫與人交換，可見齊白石至少不熱衷於古畫收藏。到了晚年，齊白石賣畫所得及在美術學院擔任教授所獲薪金當不少，仍不好收藏，究其原因概因他出生貧寒，養成節儉的習慣。據他的女婿易恕孜回憶：「他晚年雖已富有積蓄，也總是不肯輕易動用。他當年賣畫刻印所得的收入，多換成黃金、銀元，埋入地下，口頭還常向別人說他沒錢。」⑥他的女兒齊良憐也回憶道：「對於家裡任何吃的、用的，都一概愛惜備至，諸如米、面、油、鹽、茶、也都是由他親自經營，連同他最心愛的畫和印，都鎖起來。」⑦齊白石的節儉甚至使他背上「吝嗇」之名。收藏家往往為了一件藏品而一擲千金，這無疑是節儉的齊白石無法接受的。

另一方面，不熱衷古畫收藏也與他對傳統的看法和學習傳統的方法有關。齊白石一生見過的古畫應該不少，而且有自己的鑒賞標準。比如其《癸卯日記》記載1903年他第一次到北京，常與朋友到廠肆看畫，或到朋友家中觀賞古畫，並作品評，對於名人畫，他「見其筆墨不高平佣庸無味者作偽觀。」有時也借古畫臨摹。如1903年五月「廿四日，平明使人與筠庵假大滌子畫。??廿五日。臨大滌子畫。」四月廿一日，「晨興畫《借山吟館圖》與午貽。既數百年前有李營邱先生《梅花書屋圖》，又有高房山先生《白雲紅樹圖》，徐文長先生《青藤老屋圖》，不可不存數百年後有齊瀕生先生《借山吟館圖》之心。」訪曾熙，曾熙「出王麓台先生中幅見示。余以偽觀。」⑧他常將自己心怡而無力購買的古畫雙鉤保存，並不刻意收藏。如他在一件《魚》（北京畫院藏）畫稿上題云：「丁未夏客廣東省城，有持八大山人畫售者，余留之，約以明日定直（值）。越夜平明，余陰存其稿，原本百金不可得，即以歸之。」北京畫院藏有大量齊白石的雙鉤畫稿，包括揚州八怪金農、李鱓、李方膺等的作品，他的老師譚溥及同鄉前輩尹和伯的梅花，甚至還有宋代王居正的《紡車圖》。更多的時候，他僅吸取自認為有用的東西。其《庚申日記》云：「趙無悶嘗畫瓜藤，余欲學之，過於任筆胡塗。世間萬事皆非，獨老萍作畫何必拘拘依樣也。畫有欲仿者，目之未見之物不仿前人不得形似，目之見過之物而欲學前人者，無乃大蠢耳。」他反對死臨摹，常說「山外樓台雲外峰，匠家千古此雷同」，「一笑前朝諸巨手，平鋪細抹死功夫」，「胸中山水奇天下，刪去臨摹手一雙」⑨。因此，他不熱衷於收藏古畫並時時臨仿。他的收藏印極罕見，筆者僅見三方，其一是鈐在其師王湘綺的四條屏書法（北京畫院藏）上的「老蘋曾見」白文印，其二是一方兩面印（北京畫院藏），分別刻「白石曾觀」和「齊璜觀」；其三是刻於1938年的「齊白石藏」（北京畫院藏），邊款云：「予見古名人字畫，絕無真者，故『三百石印』之內無『收藏』二字。今因得黃癭瓢《採花圖》，佩極！始刊此石。戊寅五日，時居故都。白石並記。」亦可見他對古畫收藏的態度。因此，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將齊白石的「收藏」稱為「收存」更為妥貼。

中國畫發展到明末已高度成熟，所形成的強大傳統和程序甚至可能束縛畫家的創新。既有條件真正打進傳統，又能真正打出來，並有所創新的畫家真可謂鳳毛麟角。齊白石對一些自己欣賞的古畫勾臨而不收藏的習慣，實際上使他有選擇地吸取了傳統中的優點，從而避免了對古代經典的沉迷，反而有利於他的創造。

齊白石的繪畫收藏中，多為師友和弟子的作品。如有兩件胡沁園的寫意畫，一畫蝦，一畫蟹，都可見出齊白石早年在隨胡沁園學工筆畫的同時，也學習寫意畫，並找到其水族畫風格的源頭。在齊白石的友人中，郭人漳曾為其畫過《荔枝》扇面，很可能作於1906年齊白石在欽州時，當時齊白石館於郭家，教其如夫人作畫，並為郭代筆。1917年，郭人漳又為齊白石作過《梅花》扇面。定居北京，齊白石雖秉持「一切畫會無由加入」的原則，不捲入京派畫家的派別之爭，但他和許多京派畫家都是好友，偶爾也一起唱和併合作作畫。如他與陳半丁合作的《壽帶松柏石》，與陳半丁、汪慎生、吳鏡汀、王雪濤、蕭愻合作的《秋趣圖》。還為《可園修禊》的引首題寫篆書畫名。一些京派畫家也曾贈畫給他，如凌文淵的《荷花》（1921年）、陳半丁的《蝴蝶蘭》（1923年）、蕭龍友的《壽石圖》（1939年）等。此外，尚有一些外地畫家因崇敬齊白石的藝術而贈畫給他。比如最早聘請他到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任教習，講授中國畫的林風眠送給他的《雞圖》（1931年），嶺南派畫家趙少昂1940年贈送他的《柳樹知了》，建國後關良為其作《戲劇人物》（水墨冊頁四開）、葉淺予作《齊白石像》。此外，還有一些外國藝術家贈畫給他，如1953年，俄國建築家B·安德烈耶夫為他畫《齊白石素描像》等。有一些齊白石的藏畫曾被誤當作他本人的作品，這次都加以甄別歸入《齊白石全集·綜合卷》。

齊白石收存弟子的繪畫作品較多，如瑞光、郭自存、李苦禪、杜性音、伯珩、楊溥、柏雲、王嶦農、盧光照、王妙如、劉玉珊、曹克家、王瑤卿、邱石冥、金圭鎮（韓國）、婁少懷、張萬里和姚石倩等人，他們的一些得意之作在得到老師的讚許後常呈獻給老師收藏，齊白石常欣然在畫上題跋以示鼓勵。如1933年，女弟子伯珩畫《讀書圖》，齊白石跋道：「伯珩女弟畫人物比第一回殊大有可觀，苦工於工緻花鳥四五年，不如此一刻之工。吾甚喜，願吾弟敬曰，即呈我夫子可矣。老年人尚能雀躍也。」1935年王嶦農仿吳昌碩畫《梅花》，齊白石跋云：「此幅能似缶廬，乃門客王鑄九所作，余喜之，題記數字藏於借山館。他日開借山門客畫會，此幅不在諸生下。」有時，齊白石也讓弟子為其畫存畫稿，如1934年他在弟子柏雲的《兒戲圖》上跋云：「余為廠肆作《兒戲圖》，令柏云為餘存其稿，下筆老辣。余喜填其色，裱褙補壁可矣。」齊白石不僅收藏弟子的作品，對於弟子的優點也謙虛學習。如他作《鍾馗圖》題云：「門人僧瑞光見古瓷器上有鍾馗像，放大之畫呈於余，余略為改定，另畫小幅與之。此乃畫第二幅，自存其稿也。」他作《大滌子作畫圖》，題云：「釋瑞光畫《大滌子作畫圖》，乞題詞，余喜之，臨其大意。」

齊白石收藏的書法作品較多，多為當時名流的贈品，這些作品或直接贈予，或經友人代求輾轉得來（如歐陽漸為齊白石所書之扇及對聯、題畫等均經徐悲鴻代求）。齊白石收存他人所刻印章不多，其中有四方曾被誤當作齊白石本人所刻而歸入《三百石印》中。此次經《齊白石全集·書法篆刻卷》主編黃惇先生鑒定後剔除而歸入《齊白石全集·綜合卷》。其中吳昌碩、陳師曾和陳半丁分別為齊白石所刻印章最為珍貴，其餘有兩方齊白石弟子羅祥止所刻「齊寶珠」和「蓮華山」印。尚有部分是建國後一些篆刻愛好者寄來請齊白石鑒賞的印章，水平一般。

綜觀齊白石的收藏，讓筆者想起1947年他題門人邱石冥畫展的一句話：「畫家不要以能誦古人姓名多為學識，不要以善道今人短長為己長。」正如郎紹君先生所言，這透露出他不薄今人而稍遠古人的態度。郎先生還援引王森然《回憶齊白石先生》中的一段敘述，有一次王森然問齊白石他的詩句「食葉蠶肥絲自足，採花蜂苦蜜方甜」的大意，齊白石回答說：「我六十年來的成就，無論在刻、畫、詩文各方面，不都是從古書中得來的。有的是從現在朋友和學生中得來的。我像是吃了千千萬萬人的桑葉，才會吐出絲來；又似采了百花的蜜汁，才釀造出甜蜜，我雖然是辛苦了一生，這一點成績，正是很多古往今來的師友給的。」可見白石一生從身旁師友獲得的，確比得自古人的多⑩。齊白石的收藏再次應證了這一點。

三、《借山圖》和《借山吟館圖》題跋考

在齊白石本人的藏品中有46件是為其《借山吟館圖》或《借山圖》題寫的題跋，尺寸和裝裱形式幾乎完全相同，但未成冊。《借山圖》現存22開，藏於北京畫院，但為什麼不將它們放在《山水雜畫卷》的《借山圖》之後呢？主要是因為《借山吟館圖》和《借山圖》的關係現在幾乎無人能說清。1946年齊白石請胡適為其作年譜時，曾提供過一冊《借山圖題詞》（1932年鈔本，現已佚），胡適認為：

白石在游長安之前，曾作《借山圖》，亦名《借山吟館圖》。其後他游西安、北京、江西、廣西等地，都「自畫所游之境」，總名借山圖卷。《白石自狀》不記起於何時。我細檢查《借山圖題詞》鈔本，見其中有年月可考者，重加排比，始得考定《借山圖》的最早一部分是在他游西安之前畫的。如譚延闓題兩絕句，款題「壬寅六月」，這是在他游長安之前半年。又如徐崇立題的六絕句，有長跋云：寄園先生自畫所居借山吟館為圖，並自題二絕句。一時朋簪和者甚眾。見而心賞，雅欲續貂。塵世匆匆，游即罷去。壬寅殘臘，相遇於長安，??出紙屬題，得償夙願。事隔兩年，重逢異地，亦自幸墨緣為不淺矣。??癸卯早春同郡徐崇立初稿。這篇跋最可證明白石初畫的是《借山吟館圖》，其時約在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後來白石遍游南北好山水，每「自畫所游之境」，範圍年年擴大了。日子久了，他自己也不記得他開始在何年了。他甚至於不記得他自己原題的兩首絕句說的什麼了。許多題詩都是和他的原韻，第一首用還、關、山韻腳；第二首用風、蛩、鍾韻腳。但白石在民國廿四年（乙亥，1935年）自題《借山圖題詞》鈔本云：「黎蘇庵詩是用余原韻。余之原韻詩亦不見，余自忘矣，追思不可得也。」⑩

顯然胡適已經看出其中的混亂，但未能真正道出混亂的原因及這些題跋與兩畫的關係。其實，仔細梳理齊白石的自述及這批題跋還是可以理出一點頭緒的。

首先，正如胡適所言齊白石最初畫的並非《借山圖》，而是《借山吟館圖》。齊白石在他的自述中言及，自己在1900年用給江西鹽商作畫所得潤金320兩典下梅公祠及幾十畝祭田，把梅公祠取名為百梅書屋，祠內有一點空地，添蓋了一間書房，取名「借山吟館」，在此讀書學詩。「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我39歲，朋友問我：『你的借山吟館，取了借山兩字，是什麼意思？』我說：『意思很明白，山不是我所有，我不過借來娛目而已！』我就畫了一幅《借山吟館圖》，留作紀念。」由此看來，《借山吟館圖》最初是一幅表現齊白石借山吟館及其周圍環境的山水畫。畫好之後，自題二絕句，遍請友朋和詩並題跋。北京畫院所藏的黎承福、黎承?、宋煥卣、黎承禮、譚延闓、陳少藩、王仲言、夏壽田、樊增祥及徐崇立等人在1902年至1903年的題跋只會是題《借山吟館圖》。

齊白石自述又說1902年「一出一歸」到西安的路中，「畫了很多，最得意的有兩幅：一幅是路過洞庭湖，畫的是洞庭看日圖；一幅是快到西安之時，畫的是灞橋風雪圖。我都列入借山吟館圖卷之中。」似乎後來齊白石又將之發展成一套畫卷，不斷將自己旅途中的紀游之作收入其中。他還回憶道：「1908年，到越南，見野蕉數百株，映得滿天都是碧色。我畫了一張綠天過客圖，收入借山圖卷之內。」 1909年，齊白石五齣五歸路過小姑山，「在輪中畫了一個小姑山圖，收入到我的借山圖卷之內。」卻又變成了「借山圖卷」。1910年，齊白石「把遊歷得來的山水畫稿，重畫一遍，編成借山圖卷，一共畫了五十二幅。」後來這些畫又散佚了一些，現在尚餘22開。那麼，現存的《借山圖》22開就應是1910年才創作的。齊白石1934年的《跋楊泊廬臨借山圖》云：「五十六圖半天下，吾賢得仿十之三。剩水殘山真位置，經營與俗太酸咸。借山圖原名紀游，湘綺師曰：何不皆題借山，可大觀矣。原圖五十有六，前丁巳來燕京，友人陳師曾假去月余，歸來失去八圖，欲補畫擬作，恐未真面目，故止之。」

綜上材料，筆者推測，齊白石最初在1901年畫過一張表現借山吟館及周圍環境的山水畫——《借山吟館圖》，後來在遠遊過程中，他又畫了很多紀游圖，王湘綺建議他將所有的紀游圖都題為《借山圖》。1910年他雖重新創作了《借山圖》，但也有可能把以前的《借山吟館圖》和五齣五歸期間畫的紀游圖拿出來給朋友題跋，但他自己不再嚴格進行區分。因此，在1932年手抄所有這些題跋時直接命名為《借山圖題詞》。但這批作品到底有多少，其實他自己也說不清楚了。正因為沒有人能說清這些題跋對應的確切作品，而且《借山吟館圖》已散佚，故不置於「山水雜畫卷」的《借山圖》後。

從題畫人可以看出，最初來自齊白石家鄉湘潭的師友，如黎承福、譚延闓、黎承?、黎承禮、宋煥卣、王仲言、張仲颺、陳少蕃、夏壽田、王闓運等。後來齊白石在五齣五歸的遠遊過程中，不斷請人題跋，如在西安請樊樊山、徐崇立，在北京請曾熙、曾炳熿，在桂林請余誠格、汪詒書；路過上海時請金鶴翔等人題跋。因此，郭人漳言「大江南北凡稍知詩畫者。無不知有此圖。己酉秋初。寄園道兄攜圖來游天涯。依韻和之。」結束遠遊後的鄉居期間，題跋的人相對較少，僅同門楊鈞、楊庄兄妹（1911年）和楊壽籛（1916）題跋過。1917年第二次來北京時又請夏午詒、楊增犖、方表、陳嘉言、朱德裳、楊度、陳師曾、胡朝梁等人題跋。而且陳師曾還留下了那則鼓勵齊白石變法和革新的重要題跋：「曩於刻印知齊君，今復見畫如篆文。叢蠶束紙寫行腳，腳底山川生亂雲。齊君印工而畫拙，皆有妙處難區分。但恐世人不識畫，能似不能非所聞。正如論書喜姿媚，無怪杜甫譏右軍。畫吾自畫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

齊白石不斷請友人題畫，說明他對這些山水畫作品的重視，想讓更多的人認識到自己在山水畫方面的造詣，而且在唱酬之中也擴大了他的交遊圈。

四、齊白石的傳記

在齊白石生前，曾有多人為其作傳。這些傳記齊白石大都留有手稿，現藏於北京畫院。最早的是1904年王湘綺令其弟子陳毓華所作《齊山人傳》，其次是好友夏壽田為其所作《甄屋主人傳》，均為師友為助其聲名而作。20世紀40年代末，白石弟子王森然在《中國公論》上分上、中、下連載《齊璜評傳》，齊白石閱讀評傳初稿後曾致函曰：「森然先生清鑒：承賜鄙人之小傳，其中多過譽之辭。昨有友人攜去，代為先行一讀，有過之不及之事，必告余。過目時，有覺愧之語，自不客氣，必刪去，即當原稿奉還。」發表之文現在已很難查找，但原稿的謄清稿正好藏在北京畫院，確如老人所言，讚譽之辭頗多。稿本上尚可見刪改痕迹，不僅圈出了一些過譽之辭，還在一些描述齊白石與人矛盾之處標出「不要」。不知是否即老人自己親筆所為。另外，王森然此稿對齊白石的藝術評價較多，但對於生平考證較弱，如對於齊白石的出生年月，仍按當時齊白石自己所稱年歲上推而為咸豐十一年辛酉（1861年）。而且文中未提隨胡沁園學畫之事，誤稱「28歲始讀書學詩於王湘綺」。當然，其中也保存了一些親眼所見的史料，比如他提到：「先生客廳中所置鏡框中最能表現其孝之誠者，一為王湘綺先生之放大像，一為其祖母馬孺人墓志銘，蓋不忘其師、不忘其親也。」此外，評傳還引用了許多老人好友的贈詩等材料。

齊白石生前傳記中最著名者有二，其一是《白石老人自述》。「齊白石71歲時曾請國學大師金松岑（1874?1947年）為其寫傳，因自述生平，由門人張次溪筆錄寄金氏，備作傳記取材之用。中因世事推移，或作或輟者再。乃齊氏晚年，體力漸衰，難於久坐，又復屢續屢斷，故其自述，止於1948年。」家屬捐獻之物中未見手稿。其二是胡適、黎錦熙、鄧廣銘合編的《齊白石年譜》，於1949年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北京畫院藏有一部胡適編，黎錦熙校的《齊白石年譜》手稿。內文用鋼筆抄於稿箋上，上有黎錦熙用毛筆加的多條注釋。剛好在家屬捐贈的這批物品中有一本商務出版社1949年印行的《齊白石年譜》，兩相對照，有許多不同之處，稿本沒有胡、黎及鄧廣銘的序及跋，而且正式出版物比稿本增添了不少內容。這份稿本是否胡適的親筆呢？

在這本年譜的第一頁有胡適和黎錦熙兩人的題識云：「卅六年八月七日寫成初稿。卅七年十一月七夕，校補暫去一段落，校補處不盡寫在此中，另繕清稿。黎錦熙。齊白石年譜稿本敬贈白石老人。胡適。卅七，十一，十八日。」

胡適在《齊白石年譜》序一中說他是民國35年（1946年）秋天在齊白石的請求下開始編寫這份年譜的。胡適於民國36年8月寫成初稿，因為引用了許多齊白石自己的話作材料，故題名為《齊白石自述年譜》。他「把一本清鈔本送給白石老人審查批評。我的原稿留在家裡，預備黎劭西回到北平時我要送給他看，請他添補改削。劭西回湖南去了，直到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四月才回北平。??劭西把他訂補的白石年譜送給我看，那時已是民國三十七（1948年）十一月了。我又請我的朋友鄧恭三（廣銘）先生把全稿拿去細看了一遍。??在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開始的幾天，恭三夫婦和他們的大女兒可因分工合作，鈔成這一部齊白石年譜的定本，遼遠的寄給我。」與手稿上記載的時間相對比，剛好吻合，那麼，北京畫院所藏的這部手稿很可能就是胡適請黎錦熙添補改削後的原稿，後來贈送給了白石老人本人。而鄧廣銘完成的「定本」很可能是重新抄寫的。因此在北京畫院藏的稿本上並不見鄧的筆跡與批註。當然這個稿本是否為胡適的親筆，尚需進一步考證。全集刊印了這部手稿的全部書影，並作釋文，主要是因為從上面在年歲上的塗改痕迹可以看出胡適對於齊白石年齡考證的過程，直到黎錦熙後來在批註中揭示齊白石在75歲時按照長沙算命先生舒貽上（之鎏）「瞞天過海法」，跳過75歲，直接稱77歲，才為自己的懷疑找到確證，從而解開了齊白石年歲的秘密，因此，胡適後來將齊白石每年的歲數都進行了修改。此外，黎錦熙許多手書的按語也顯得尤其珍貴。

五、齊白石的日常遺物

在家屬捐獻的齊白石遺物中，有部分是他生前使用過的繪畫用具和生活用品，大多樸實無華。其中有一個背面貼了不少紙條的櫃門鏡頗引人注意。其中有兩條分別記錄他的祖母、父親、母親、妻子、祖父、繼室、長子良元、三子良琨、四子良遲、五子良已、六子良末的生辰。還有一張是他90歲時的藥方，一張記錄了治肚腹病的七寶妙靈丹的購買地址。這些都可看出齊白石的孝親觀念和生活上的細心。此外，尚有一張榮寶齋倫池齋在戊寅（1938年）年寫來的一張字條，上面註明代銷齊白石畫冊及詩集的情況。原來齊白石初來北京曾受北京琉璃廠倫池齋掌柜張致岩的照顧，後齊對此念念不忘，每年除依例為倫池齋作畫之外，且親自登門，送上自己的一幅得意之作以示謝忱。齊去世前為倫池齋畫牡丹一幅，作最後報答。此條至齊白石逝世貼了近20年，足見齊白石非常重視他與張致岩的友誼。

遺物中有部分書籍，包括齊白石閱讀過的書法字帖、果木譜十八冊，還有他曾出版過的詩集和畫集，這些書籍現在已很難尋覓，故亦彌足珍貴。遺物的另一大宗為相片。齊白石的父母逝世於1926年，均有生前相片留存，遺憾的是，現在很難見到齊白石早年的相片，最早的一張攝於1936年他蜀游期間，是四川藝術專科學校歡迎齊白石的留影。其次是齊白石78歲時的相片，此外，還有一張齊白石與日本友人平島君的合照，老人在相片背後寫有「白石七十八歲日友平島君合照戊寅春。買畫之朋友，此君最快爽，絕無一點繁瑣。」可以看出他賣畫為生的另一面。此外，他收藏有徐悲鴻的照片及他與徐悲鴻，與吳作人、李樺等人的合影，當攝於1947年前後，徐悲鴻繼聘齊白石為北平藝專教授期間。其餘大部分都是建國後作畫或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的相片，見證了齊白石在建國後聲名達於極盛的最後輝煌。

雜項收錄了齊白石各個時期的聘書、與榮寶齋簽定的出版合同以及1953年文化部頒發給齊白石的獎狀。最珍貴的是1956年由世界和平理事會頒發的和平獎獎章和證書。另有在老人辭世當天製作的石膏遺面像。

六、齊白石作品的捐獻及齊白石紀念館的建立

本卷的附錄收錄了齊白石辭世後舉行公祭儀式、遺作展，家屬捐獻作品的清單及齊白石紀念館籌建的諸多珍貴史料。

1941年，在齊白石的原配夫人陳春君去世後，齊白石在親友的勸說下將胡寶珠立為繼室。「並邀請北平的親友二十餘人，到場作證。並把自己積存下的一點薄產，分給在湖南和北平的子女。春君所生的三子，分得湖南家鄉的田地房屋，寶珠所生三子，分得北平的房屋現款。」並未明言自己的作品及收藏如何處置。據現在仍健在的齊白石弟子婁師白介紹，建國後，齊白石獲得前所未有的尊崇與地位，他聽從三子齊子如的勸告，決定在百年之後將自己的作品捐獻給國家。1957年9月16日齊白石因病辭世，9月22日在嘉興寺舉行了盛大的公祭儀式，在簽到簿上，我們可以找到包括周恩來、陳毅等許多國家領導人和來自各行各業的代表、文化界的名人、外國駐中國大使館的代表和齊白石弟子的名字，許多國家都發來了唁電。從各種檔案和活動日程安排來看，悼念活動安排得井然有序，規模宏大，極盡哀榮。

半個月後，齊白石的家屬便遵照老人的遺願，將家藏的作品捐獻給國家。《齊白石先生字畫器物一本》記錄了當時的情況，參與接收捐贈的有齊白石在北京的三個兒子齊良遲、齊良已、齊良末，好友胡佩衡，女弟子賀澹江（黎錦熙夫人）和書法家王傳恭，每頁上都鈐有他們的印章。第一次捐獻的主要是作品，清點工作完成於1957年10月6日，共計745件。後來為了建立齊白石紀念館，又捐獻了印章共計316方，未刊的106方，及印譜及畫具、傢具，生活用品等。一些傢具於1960年全部取回，陳列於雨兒衚衕白石老人紀念館。齊白石藏品及物品的捐獻日期現在還未查明，從現存的文件資料來看，有一份齊白石收藏、物品的清單共計135件，但缺少交接的時間和接受單位。另有一份交接包括這些物品在內及部分作品、書籍的清單，經收人是朱月影，時間為1958年3月19日。可見，物品及藏品的捐贈應當完成於1958年之前。

1958年元旦，在北京蘇聯展覽館（即今天的北京展覽館）舉行了規模空前的「齊白石遺作展覽會」，展出了家屬捐獻及借自故宮博物院、東北博物館、榮寶齋、徐悲鴻紀念館及私人收藏的齊白石作品七百餘件。觀者如潮，人數達到十一萬餘人。周恩來、陳毅等國家領導人和許多國外友人前往參觀了展覽。

遺作展後，開始籌建齊白石紀念館，並向社會徵集購買了部分作品，一些收藏者還熱心地捐獻出自己的收藏，最突出的便是齊白石生前好友關蔚山。1959年3月他向文化部捐贈了齊白石或與齊白石有關的作品75件（包括王夢白的兩件作品，其一為《背面仕女圖》，齊白石曾應關蔚山之請臨摹過一張，現藏北京畫院），後又捐贈姚茫父山水一張和齊白石的書信兩封，共計78件。所有這些作品和家屬捐贈的作品後來都劃歸北京中國畫院（後更名為北京畫院）收藏。為了建立齊白石紀念館，北京中國畫院派專人到齊白石曾居住過近一年的雨兒衚衕甲五號進行清掃工作，並繪製了雨兒衚衕展廳平面圖，制定了齊白石紀念館修繕布置計劃草案等。郭沐若親自題寫了館名，紀念館的公章也已經刻好。但當時正好遇到三年自然災害，加上其他原因，紀念館並未真正建成，且從未對外開放過。所幸的是，齊白石的作品和藏品在劃歸北京中國畫院收藏後得到了很好的保護，在文革期間也未散失。直到2005年，終於在北京畫院美術館內建立了齊白石紀念館，使這些作品獲得了更好的收藏環境和展示空間。（作者單位：北京畫院）

責任編輯：鄭寒白

注釋：

①齊白石「五齣五歸」期間，求他刻印者眾，而求畫者少。

②《齊白石與張次溪》，見《齊白石研究大全》第203頁，湖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③⑨ 依次見齊白石著《白石老人自述》第220頁、第168—169頁、第90頁、第95頁、第102頁、第104頁、第104頁、第202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版。

④1929年樊增祥作《謝齊山人贈鵝茸被歌》，並曾寫信感謝齊白石招飲。均藏北京畫院。

⑤⑧齊白石著《癸卯日記》，北京畫院藏本。

⑥《白石老人生平略記》，轉引自郎紹君《二十世紀中國畫家研究叢書·齊白石》第47頁，天津楊柳青畫社，1997年版。

⑦《我的父親齊白石》，轉引自郎紹君《二十世紀中國畫家研究叢書·齊白石》第47頁。

⑩郎紹君《二十世紀中國畫家研究叢書·齊白石》第155頁。

見《齊白石年譜》原稿本，北京畫院藏本。

《齊白石全集》卷九，第95頁，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