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炮艦外交已過時！美航母游來盪去除了燒銀子什麼也改變不了

本文選自潘維教授新書《信仰人民：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

潘維，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維教授是一個頗具思想創造力的學人，其觀點引起過思想界和社會的熱烈討論，他的演講稿《理想主義與大學》、《科學工作者的祖國》在網上曾廣為傳播，他為《大道之行》一書撰寫的序言在微信上的閱讀量超千萬次。

在2010年夏秋之交，美國的喬治·華盛頓號航空母艦從日本海到黃海、東海、南海圍著中國巡遊了一圈，頻繁參與同中國周邊國家的「演習」。為此，有人興高采烈，有人垂頭喪氣，有人摩拳擦掌。其實，那條船游來盪去燒銀子，你不理它，它就什麼也改變不了。「炮艦外交」屬於上個世紀。

因為語言的特徵，中國在世界上處於某種文明孤島地位。但中國的發展極為迅猛，擁有特殊的視角。從疑問出發，我們或許有能力提出對21世紀國際關係的新認識。以下的五個「為什麼」大概可以刺激我們追求對當代國際關係的新認識。

(1)為什麼而今大國之間基本不存在發生戰爭的危險，和平變得明顯可以預期？在19和20世紀，大國間的戰爭是經常的危險，也是國際關係學者的主要研究對象。關於「世界和平機遇期」的判斷曾經構成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重要動力。20世紀70年代末美蘇之間還在競賽核武庫數量，中國官方的準確判斷屬於「傑出」之類。而今，和平預期已經是常識，主要國家之間的戰爭越來越難以想像了。最直觀、簡單的解釋是：核國家之間的戰爭無法產生贏家，而預期打不贏的戰爭就很難打起來。印度和巴基斯坦有深刻的利益矛盾，全面戰爭不僅是危險而且曾是現實。雙方擁有了核武器後，兩國卻再也打不起來。也因為如此，在有局部戰爭危險的地區制止核擴散非常難。在半個世紀里，核國家的數量翻了一番，據說還可能擴散到非主權國家的軍事組織手裡。然而，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核武器是持續和平唯一重要的原因。

(2)為什麼而今「軍事優勢」的作用明顯下降？在19和20世紀，弱肉強食的「強」主要體現為強大的軍力。蒙古落後，但可以憑藉優勢的軍事力量建立世界範圍的帝國。日耳曼人對羅馬帝國，滿洲人對明朝，均不脫此「規律」。然而，蘇聯在20世紀末期的崩潰，至少部分地被歸結為追求軍事優勢拖垮了經濟。在21世紀初，美國擁有空前的、絕對的軍事優勢，卻被視為相對衰落中的霸權國家。而中國軍力迄今依然屬於防衛性質，談不上先進，卻被視為「崛起」中的新超級大國。美國確實在東亞不斷尋找機會，甚至製造機會，來加強與韓國、日本、東盟的「安全合作」，但中國在東亞影響的提升並非來自軍事行動。用軍事行動來「遏制」中國，如同拳打柳絮一樣徒勞。美國軍工利益集團不斷嚇唬自己的人民，為美國尋找敵人。但中國若堅持走自己成功的路，不被牽著鼻子走，那麼喬治·華盛頓號在周邊的「演習」就成了「演戲」。防衛威懾力量可以「不對稱」，可以「足夠」，可以如核武器一樣廉價和「有效」。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挾強大的軍事技術優勢不斷在世界各地打仗，不斷贏得戰役，卻未曾打贏過戰爭。兩場「反恐」戰爭「越反越恐」，軍事實力如日中天之際再次遭遇越戰式失敗。為何美國依然動輒派航空母艦去耀武揚威，甚至傲慢到用1 000萬美元一顆的導彈去打100美元一個的帳篷？最簡單直觀的解釋是美國深陷19和20世紀的傳統思維模式，或也可歸結為制度缺陷催生了龐大的軍工利益集團。然而，為什麼軍事優勢在19和20世紀可以輕易轉換成全面優勢，在21世紀卻不靈了？

(3)為什麼而今大國之間很難彼此定義對方為(全方位的)「敵國」？為什麼(為「安全」而進行的)傳統結盟活動正在喪失吸引力？定義「敵我友」是結盟政治的前提，通過多邊的安全結盟在所有領域都削弱對方曾經是19和20世紀的慣例。在19和20世紀，對付法國、德國、蘇聯，曾經是結盟的主要理由。在21世紀，因為很難把另一個強大的國家或區域國家集團定義為全方位的「敵方」，具有傳統軍事安全性質的結盟已不復是大國日常國際活動的主要目標。傳統的「同盟」被形形色色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所取代。「華約」沒了，「北約」依然存在，卻全無確切的敵國對象，淡出了新聞關注。日本、韓國與美國結成對付中國的安全同盟，但兩國與中國經濟聯繫的密切程度卻遠勝於同美國的經濟聯繫。東盟最初起源於美國領導的對抗中國的准軍事同盟，而今卻是個區域經濟合作組織，還吸納了印支三國和緬甸。若不從「勢力均衡」角度看待東盟十國探索10+X夥伴關係，那麼「X」數量增多，意味著合作關係的拓展，而非對中國區域地位的威脅。若中國感到馬六甲海峽的石油運輸通道遭到美國威脅，那陸上輸油管道明顯更不安全，甚至連「恐怖分子」都有能力切斷這能源通道了。問題是，美國有什麼利益要阻止中國的石油供應，斷絕自己的商品供應，並與中國打一場全面戰爭？為什麼大家對(安全)結盟逐漸喪失了興趣？為什麼結盟政治在衰落？為什麼中國的快速崛起並未導致中國被視為美國和西方的明顯敵國？我們固然可以簡單地判定，美國一國超強，沒有哪個國家敢於結成同盟全面對抗美國。但也可以說，結盟阻止不了其他國家的生存壯大，沒有對抗的必要。然而，為什麼明顯的敵國不復存在？為什麼結盟無法阻止其他國家的生存壯大？

(4)為什麼而今的「大戰略」(即以地緣考量為出發點，綜合了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要素的中長期全球戰略)喪失了魅力？在19和20世紀，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出色戰略家層出不窮。今天也有國際政治學者渴望成為「未出茅廬，先知天下三分」式的大戰略設計者。但是，受各國國內政治變幻的影響，21世紀的世界變動不居，今天的戰略計劃明天就過時，難以設計有實際操作意義的全球戰略規劃。僅在21世紀的頭十年，國際政治舞台上的「焦點問題」至少變幻了四次，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打擊恐怖主義、金融風暴、氣候變遷，還不包括新世紀伊始關於「美利堅帝國」的喧囂和稍後關於「中國崛起」的熱議。美國爆發金融危機，觸發了全球慌亂的應對措施。議題突然冒出，突然消失，毫無章法線索。所有的這些「不確定」，使形形色色的國際組織倍感尷尬，而且窮於應付。什麼導致了這種不確定性？最簡單直觀的原因是國內事務的不確定性。金融危機是美國導致的。中國的崛起是中國導致的。2003年中國的GDP還只是美國GDP的1/8，而6年後的2009年就變成1/3還略多。歐元似乎堅挺，卻因為希臘債務危機而凸顯脆弱。一場墨西哥灣的漏油事故幾乎讓英國經濟的象徵BP公司趴下。國內事務變得異常不確定。國內政治不確定性導致的國際政治焦點的不確定性成了我們時代國際關係的基本特徵。如何應對「不確定」，操作相互矛盾的軍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戰略」是「國際戰略家」們面臨的一道新難題。美國是「大戰略」的教學聖地，但美國的戰略家們別說「中長期」，就連提前數年也不可能策划出「大戰略」，以應對層出不窮的新「焦點」。為什麼當今的國際關係變得如此深受國內政治影響，如此難以預見，如此不確定？

(5)為什麼大型的欠發達國家突然獲得了「發展」的良機？今天的發達國家，都是在19世紀「發達」起來的。在20世紀，有發達國家墮入欠發達國家行列的現象，很少有欠發達國家升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先例。自二戰後的半個世紀里，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差距沒有縮小，而是一直在拉大。但在21世紀，似乎欠發達國家中的大國獲得了長足發展的機遇，窮國與富國差距第一次出現了縮小的趨勢。新興工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比例大幅上升至近半，而且債務佔GDP的比例平均才40％，發達國家則接近100％，新興工業國從債權國變為債務國。不僅拉美的墨西哥和巴西，甚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也獲得了漂亮的成績單，東部和南部亞洲更出現了取代大西洋成為世界經濟重心的前景。相形之下，「西方」和日本則陷入停滯。為什麼出現了這種與「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不相符合的新現象？最簡單的解釋是：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退潮之後，西方列強對欠發達國家內政的肆意干預減少了，而且世界經濟增加了一台新的發動機——中國。然而，若印度也成為世界經濟的新發動機，我們關於國際政治動力的舊知識能不更新？

戰爭、武力、結盟和大戰略趨於過時，機構性質的「國際體制」黔驢技窮，「不確定性」和「發展」成為新潮，「南方」獲得了豐富的發展機會。按照國際關係的傳統思路，我們可以直觀、簡單地回答上述看似偶然而且互不關聯的問題。但聯繫起來看，這五個疑問彼此互為因果，展示著更深層次的新原因。

什麼是導致這些疑問的深層次原因？一言以蔽之，「全球化」。學者們對「全球化」議論紛紛，卻囿於自己熟知的邏輯，不願讓這個新現象挑戰我們從19和20世紀經驗中獲得的理論認知系統。

「全球化」的定義並不複雜，無非是商品、人員、貨幣、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的全球交流，是市場機制和交通、運輸、通信等交流的技術手段擴散到一定程度的結果，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全球化的結果。因此，全球化在物質上表現為技術、商品和資本的全球化，在思想上表現為資本主義觀念的全球化。

蘇東劇變和龐大中國人口的加入，給全球化注入了決定性的催化劑，引發了「質變」。如此，全球化突然聚成真正席捲全球的大潮。在21世紀，哪怕國家龐大到如中國和美國的地步，也不可能再「自給自足」了。一個最終消費品的生產往往通過數次原料和配件貿易才能完成，所謂「中國製造」其實是「世界製造」。資本主義市場邏輯下的生產分工使跨國貿易呈幾何級數飛速發展，龐大的世界貿易組織顯出笨拙的本色，跟不上時代，各國之間開始自行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如此全球化，有人歡喜，有人發愁，有人仇恨。但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沒有哪個國家付得起隔絕於這個大潮的代價。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而今的「西方人」正在變成「反全球化」的主力軍。「出來混，早晚是要還的。」數百年前從大西洋周邊發動的全球化進攻或許會以大西洋勢力抵抗全球化努力的失敗而結束。

在全球化的21世紀，「國際焦點」飄忽不定。技術、商品、資本和資本主義思想像大洪水一樣漫到世界的每個角落，在高低各異、坑坑窪窪的地球上，在不同地區形形色色的歷史文化條件下，催生出截然不同的物質和精神結果，而且是完全不可預料的結果。這就是「國際焦點」不確定的原因。面對如此的「不確定」，我們當然感到需要一些確定性，需要機構化的「制度」。但「制度」與變化中的不確定性是悖論。

在全球化的21世紀，「不均衡」是常態。全球化不僅在金融貿易領域，而且在每個國家的國內事務中製造「不均衡」，在國際關係和全部世界事務中製造「不均衡」。傳統認識里的均衡以及傳統地緣意義上的均衡早晚都會被涌動的大潮所消解。在這個時代，不均衡是常態，均衡才是異數；轉型是常態，平靜才是異數。正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尋求「全球均衡」的努力是徒勞的。流動的前提是「差異」，有差異才有流動，有流動就有勢，有勢就有「化」。全球化方興未艾，勢頭正猛，與中國人口同樣龐大的印度也勢必被捲入，成為繼中國之後的新動能。不把全人類在地球上的自由流動稱為「基本人權」，全球化恐怕停不下來。

在全球化的21世紀，「敵我友」界限趨於模糊。相互「敵對」的國家為彼此提供資金、技術、產品、市場、教育基地，甚至武器。如此，在某一領域的對抗隨即被另一領域的合作抵消，傳統的結盟正在喪失功效。今日之「敵」，明日是「友」，而「亦敵亦友」的情形更為尋常。今天剛簽完「戰略夥伴」協議，明天就相互指摘，甚至以制裁相威脅。金融危機期間，中資機構大規模進入拉美，好像是突入了美國傳統的「後院」，卻也穩住了原料價格，刺激了經濟繁榮，阻止了「赤化」蔓延，幫了美國一個大忙。不從「零和」的角度看世界，中國人追求「雙贏」的調門唱得最高，到處孜孜追求視中國為「敵」的國家給自己當「戰略夥伴」。雖然西方主導的世界輿論每天都充斥著對中國的批判，但價值中立的實用主義政策使得中國在世界上幾乎沒有敵國。

在全球化的21世紀，「國族」處於「人格分裂」狀態。儘管「主權國家」之間並不「相互依存」，但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各個部門卻相互糾纏在一起，撕扯著主權國家的內聚力。「國族」這個17世紀才出現的、貌似堅強的社會組織，在全世界都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在國內層面上，不管怎麼說，不管怎麼做，都有很多人反對，說得好聽點叫「多元化」。在國際層面上，政策左一步、右一步，進一步、退一步，說得好聽點叫「風險對沖」。於是，中國的愛國主義者們一面指責西方用不值錢的紙幣「蒙」走中國海量的商品，一面又指責西方壓迫人民幣升值。於是，美國的國際主義者們一面追求大中東地區「民主化」，一面又以「國家利益」為名聯手中東最「專制」的國家，打壓那個地區最「開化」的國家。

在全球化的21世紀，軍事手段的作用顯著下降。世界上的大多數麻煩起源於技術、商品、資本和資本主義思想的流動，不是軍事實力興衰導致的，也無法靠軍事手段解決。因此，19和20世紀的「炮艦政策」走向沒落，和平變成了普遍的預期。美國擁有超強的軍事手段，卻在伊拉克慘敗，連阿富汗也搞不定。於是，對付航空母艦或者太空戰的手段依然重要，軍隊依然是安全的終極保證，但訴諸戰爭手段來解決爭端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思議了。中國軍隊的主要任務是抵抗「萬一」的軍事冒險。在傳統思維模式支配下，美國政府窮兵黷武，卻坐視本國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經費不斷萎縮，令人嘆息。

在全球化的21世紀，孩子們在全球互聯網的時代長大，對父輩認為重要的事情喪失了興趣。他們不熟悉戰爭，也不關心戰爭，當然更不喜歡戰爭。他們的思想隨著自己的國際經驗而變幻莫測，他們不在意美國航空母艦去了哪裡，他們為大學畢業後陷於失業的高概率憂心忡忡。他們學習五花八門的外國語言，在全世界尋求教育和就業機會。以往的「代溝」至少是十年，而現在三五年的年齡差距就形成「代溝」。「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他們中間，不知是誰，因為什麼，就忽然踢爆一個各國政府都不得不全力處理的話題。

概言之，技術、資本、商品和資本主義思想的全球化撕扯著「國族」這個統一體，使之出現「人格分裂」，並導致結果高度不確定，導致國際焦點變幻莫測，導致「敵我友」壁壘的虛化，導致「大戰略」的蕭條，導致軍事優勢的作用下降，導致和平預期，導致「制度」無能為力，也導致大量「欠發達」國家成為「發展中」國家。正因為如此，中國古典的「天下觀」而今變得饒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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