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可撥亂反正 小可思患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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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春秋》不是一本脫離具體情況而空言義理之書，相反它是一本行動指南。善用《春秋》，可以「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從而將禍患消滅在萌芽狀態，具有防微杜漸的意義。

」

孔子曾言「志在《春秋》」，唐代徐彥曾對此言進行解釋，他認為：「《春秋》為賞罰善惡之書，見善能賞，見惡能罰，乃是王侯之事，非孔子所能行，故但言志在《春秋》。」

漢代司馬遷早年曾就《春秋》一經問學於《春秋公羊》學大師董仲舒。（他的《史記》一書，也有效法「孔子作《春秋》」的意圖在，這一點從其《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也可以看出。）

對於《春秋》的經世價值，司馬遷提出了「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的命題，還具體指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在司馬遷看來，《春秋》在撥亂反治的同時，在具體方面還可以「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就是說《春秋》不是一本脫離具體情況而空言義理之書，相反它是一本行動的指南。

藉助於《春秋》，我們在具體政治情勢下可以起到辨別嫌疑、明辨是非、消除猶豫的效果，甚至可以具有防微杜漸、曲突徙薪的意義，並將禍患消滅在萌芽狀態。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司馬遷指出：「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就以《春秋》中「鄭伯克段於鄢」為例。

鄭莊公與共叔段為兄弟，鄭莊公出生時候驚嚇到了母親姜氏，給姜氏留下了心理陰影，所以姜氏不喜歡他而喜歡共叔段。

鄭莊公即位君後，姜氏與共叔段密謀廢掉庄公。鄭莊公表面上不為所動，反而將鄭國的一個大城市「京」封給共叔段，助長其反叛的實力。

大臣勸阻鄭莊公，庄公只是冷冷地說：「多行不義必自斃，等著瞧吧！」

待到共叔段實力聚集、反叛跡象已經顯露後，庄公果斷調集兵馬，迅速打垮共叔段，並將姜氏幽禁起來。

《春秋》認為鄭莊公的做法欠妥。作為兄長，他失去教養弟弟的本分，反而有處心積慮助長兄弟之惡的嫌疑，故而《春秋》在記述這件事時用了一個「克」，對鄭莊公的這種行徑進行了批評。

經過《春秋》這一筆法的揭露，鄭伯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共叔段雖有過錯，鄭伯不免有「首惡之名」。

這體現出孔子對政治道德的強調，這也正是《論語》中「不教而殺謂之虐」的真義所在。

漢代自天子以至於公卿大夫皆注重《春秋》，而《春秋》「別嫌疑，明是非」的價值也在漢代政治運行中有著明顯的體現。

不少人或許聽到過一句話：「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句話出自西漢名將陳湯。

陳湯調集漢朝西域駐軍和附屬國軍隊，剿滅了北匈奴郅支單于，並將之傳首長安，南匈奴呼韓邪單于在得知後「且喜且懼」，最終決定臣服漢朝，陳湯這一壯舉在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但或許很少有人知道，陳湯這次的行動是矯詔的，在並沒有向朝廷請示的情況下擅自行動的。

因而在這一行動結束後，如何對待陳湯，朝廷上產生了爭議。當時很多高官不但反對獎賞陳湯，還主張追究陳湯的矯詔責任。

這時劉向援引《春秋》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的經義，為陳湯辯護，最終使陳湯得到了應有的激勵，也避免了因此動搖後來士人精忠報國的赤心。

漢代董仲舒在評價《春秋》之義時提到：「《春秋》之道，大得之則以王，小得之則以霸。」

在他看來，善用《春秋》，大者稱王，中者為霸，小者思患而預防之，避免陷入窘境。

由上可知，《春秋》之所以能發揮出如此巨大的政治威力，在某種程度上，與它對善惡是非的纖悉入微的辨析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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