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豐：80年代的人情之美，是中國人最不該丟掉的東西

文化 07-29

文 |張豐

魯迅的孫子周令飛，80年代隨妻子到台灣居住，曾拜訪祖父的論敵梁實秋。周令飛沒有讀過魯迅和梁實秋論戰的文字，但是卻很想讓梁實秋談一下當時的情景。梁實秋淡淡地拒絕了：「以後有機會單獨談吧」，說完，他站起來往周令飛的杯子里添了一些啤酒。

兩人幾度碰杯，氣氛很是融洽，周令飛甚至想為梁實秋做一串在台灣吃不到的老北京糖葫蘆。

記錄下這一幕的是丘彥明，當時任台灣《聯合報》副刊的編輯。她的《人情之美》最近在大陸出版，該書記錄了丘彥明擔任副刊編輯期間與十多位作家打交道的經歷。大陸的80年代，是一個讓人懷念的思想上的黃金時代，在台灣也一樣，丘彥明筆下的80年代也是一個有情有義的時代。

梁實秋、台靜農、葉公超，在大陸版的《現代文學史》中都曾佔有一席之地。但是，我們所知道的都是年輕的他們。梁實秋是作為魯迅的論敵存在的，魯迅那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就是針對他的。台靜農是魯迅的學生，魯迅日記里很多次都提到他。葉公超，新月派的年輕批評家。我們知道就是這些最粗的線條，隨著1949年政權的更迭，這些人就在我們的文學史中消失了。

丘彥明為我們講述了這些人的80年代。梁實秋憑藉一己之力，耗費30年時間翻譯了莎士比亞全集，然後，他又花了7年時間，寫出一部一千多頁的《英國文學史》，編輯二千多頁的《英國文學作品選》，他的堅持和耐力真是讓人敬佩。這樣的工作量，放到今天，需要一個文學所組織十幾名專家，立一個大項目，做十幾年都未必能做好，但是，這樣一位梁實秋，是不為大陸讀者所知的。

晚年的梁實秋，生活優雅而洒脫，他和太太養了兩隻貓，每天都要去菜市場為貓買活魚吃。貓枕在他腿上睡著了，他都捨不得挪動身體，怕影響貓的休息。就是這樣的人，在年輕的時候竟然和魯迅圍繞革命文學進行了一場論戰，站在晚年梁實秋的立場來看，實在覺得不可思議。但是，僅從對待寵物的角度，也能看出兩人的根本不同，魯迅厭惡寵物，把梁實秋比喻為「落水狗」，而梁實秋則是標準的「貓奴」。這樣想，兩人起衝突也就並不意外了。

丘彥明大學學的是新聞，但是喜歡編輯刊物，等她到了《聯合報》，在著名詩人瘂弦擔任主編的文學副刊做編輯，瘂弦為了鍛煉她，除了約稿外，還讓她承擔訪問作家的任務。丘彥明個子不高，聰慧而可愛，很快就和老作家們打成一片。因為女兒不在身邊，梁實秋夫婦把丘彥明當女兒來看待，梁太太韓菁清到香港出差，就讓丘彥明每天來陪梁實秋吃飯。

丘彥明與梁實秋先生合影於台北四維路梁宅

正是由於這種深入的交往，丘彥明得以深入了解作家們的生活甚至生命。梁實秋生命的最後時刻，丘彥明一直陪在身邊。戴著氧氣面罩的梁先生，突然大聲喘氣，並且大喊：「給我更多氧！」這就是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這個瀟洒的散文大家，儘管早已自稱看破生死，也對身後事做了清楚的交代，但是他對生命又是如此不舍，讓人動容。他性格的底色，就是對生命的熱愛。

和梁實秋的洒脫相比，葉公超則顯得決絕而頑固。他晚年和政治關係緊密，1978年被聘為「資政」，但是他同時還保持著文人的本分。由於對丘彥明的信任，他特別告訴秘書，丘彥明可以隨時來他辦公室，不用打電話，也不用預約。生病住院後，丘彥明每天下午都抽空到醫院陪他，成為了他心靈的依靠。得知葉公超去世，丘彥明用被子蒙著頭大哭一場，然後去料理這位批評家的喪事。

就這樣，這個小女子成為了中國新文學的守夜人，送走一個又一個老作家。這就是「人情」，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編輯與作家之間的感情，一個女孩子與文學老人的感情。丘彥明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但是，正是這種「人情」，把她和這些從大陸顛沛而來的文化人聯結在了一起，某種程度上說，她也繼承了他們精神的衣缽。

正是這種親近，讓他可以大膽地問老年的梁實秋：你還有什麼遺憾？梁實秋說了很多，最後提到的是陸遊的詩句「但悲不見九州同」。這也讓我們知道，中華文化的統一性，在老一代作家心目中是多麼重要。丘彥明在和這些作家打交道的時候，其實有著一種文化上的自覺，她有意要為時代留下一些特別的記憶，而這些老人，此時已經有點像孩童，在丘彥明面前完全打開了心扉。

如果說梁實秋、葉公超是一代人的話，三毛、白先勇和高陽，則是新一代，他們的文學之路，都是在台灣開始的。三毛把丘彥明當成最好的朋友，甚至送了一些衣服給她，在丘彥明去領獎前，還把她喊到自己家裡，給她找最好看的衣服，幫她化妝。白先勇對丘彥明也非常好，「丘彥明做的一切事情，我都支持」。歷史作家、大才子高陽，則把丘彥明當成了紅顏知己，領了稿費，去買一雙義大利皮鞋，要過來給丘彥明秀一下：你看樣式怎麼樣？後來，高陽更是向丘彥明表白：如果我再年輕10歲，就追你啦。

白先勇與丘彥明

每個人對「人情」的理解，都是不同的。這種「人情世故」，其實也並不是那麼容易，你不但要投入情感，也要把握分寸。丘彥明在當編輯的時候，和在美國的張愛玲通信好幾年。每次約稿，張愛玲都會回復，偶爾也會有一些對生活的吐槽，顯得挺親密。但是，等丘彥明從《聯合報》離職，不再當編輯的時候，再給張愛玲寫信，張就沒有回復了。

丘彥明所講述的《人情之美》，特別之處就在於它是編輯與作家之間的情感。這其實有著相當深的時代烙印，他們交往的紐帶，是報紙的「文學副刊」。那是報紙副刊的黃金時代，副刊不刊登新聞，它比新聞更慢，因此，也就更有人情味。報紙提供的新聞，塑造的是讀者對世界的看法，哪些是「現代」的，哪些是「落後」的，新聞的本質，就是為讀者提供這種理性。而文學副刊，則提供某種感性的紐帶。

80年代，以《聯合報》副刊為代表的報紙文學副刊，其實是台灣文學的主陣地，報紙上不但發隨筆和短篇小說，還要髮長篇連載。據說，最多的時候，高陽要同時為三家報紙的副刊寫歷史小說連載，怕把故事寫混，他要分別在三張桌子上寫。高陽和聯合報有很深的感情，窮到交不起房租時，就躲在報社裡，成為一名「編外人員」。

在這個時代，副刊編輯，其實文學活動的靈魂。他們負責約稿，負責組織筆會和各種文學活動，他們也必須和作者們打成一片。丘彥明就是那種最理想的副刊編輯，她本身熱愛文學，並不把與作者打交道看成是「加班」，相反，她甚至從中找到了很大樂趣，和很多作家都成為好友。他們的交往，最終超越了功利性，三毛在最絕望的時候，會打電話給他，而白先勇家的兄弟，甚至把她當成最親密的朋友，稱呼她的外號。

如今，報紙的輝煌不再，即使是台灣，進入90年代後，隨著網路的興起，報紙副刊再也沒有以前那麼大的魅力了。除了圖書編輯依然堅挺外，報紙和雜誌的編輯，都已被社會完全邊緣化，他們甚至普遍喪失了社交的興趣和動力。丘彥明所講的故事，就成為了讓人無比懷念的歷史。

我們可以跳出編輯和作者的關係模式來看待這種「人情」。它也許是中國文化中最迷人的一部分，進入工業社會或者現代社會，這種人情普遍遭遇到了挑戰。在大陸，有時候我們會用另一個詞來代替它，「關係」，這個詞的含義有時候非常負面。「有的人靠能力，有的人靠關係」，「大城市靠能力，小城市靠關係」。當人與人之間的感情變得更功利的時候，就變成了「關係」。

我們確實越來越進步，越來越現代了。但是，我們也越來越懷舊。任何一種懷舊，懷念的都是人情之美，而不是工業增長和技術進步。如今，完全在電子媒體和表情符號中長大的一代，可能已經很難理解80年代的那種感情模式了。人與人之間，如果失去了情感的聯結，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很多惡性新聞事件，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