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語言與文字遊戲大國 作者：錢理群

對付流氓最好的辦法就是拿他過去說的話和他現在說的話作對比，他最怕你比這個。所以流氓要追求一種"忘記術"，或者叫做"抹殺舊帳"。魯迅說中國人要抹殺舊帳，辦法太多了，比如說出一回洋，到國外去一圈，回來，沒事了；生一場病，游幾天山水，開一次會，演說一通，宣言一下，或者再睡一夜覺，或者自打幾個嘴巴，或者滴幾滴眼淚，照樣就變成另外一個人；如果還覺得這樣太麻煩，就白一白眼睛，反問道：這就是我的帳嗎?我是這麼說的嗎?你歪曲我嗎?有的時候連眼睛白也不白，因為白眼睛也挺麻煩的。就是這樣一群流氓! 對他們來說，理論、信仰、語言等等，都是隨手拈來，隨手拋去，他自己則穿行於這種混亂的制度和混亂的語言當中。當一個社會發生混亂的時候，舊的秩序破了，新的秩序沒有建立起來，在這樣一個轉型期間，就會出現這些穿行其中的流氓。他們把語言的遊戲性發揮到極點。也可以說，語言的遊戲走到了末路。流氓的出現是一個"末路現象"。這些年的中國正是這樣一個流氓橫行、沉渣泛起的時代。我們有泡沫經濟、泡沫政治，還有泡沫文化，這正是意味著時代要發生變化了。

下面我想介紹一下周作人的觀點。周作人也很關注這樣一種大一統權力結構的語言現象。他的關注點在"文體"，是語言的"八股"現象。他把這"八股"分為兩類，一類叫"土八股"，一類叫"洋八股"，或者叫"黨八股"。大家一般以為"黨八股"這個詞是毛澤東發明的，其實不是，毛澤東之前吳稚暉就說過，周作人也說過，但他們的理解並不一樣。

首先是"土八股"。周作人很明確地指出，"土八股"是幾千年的專制所形成的，是一種文化專制，也包括語言專制下面的語言現象。"土八股"的主要特點，一個是服從，一個是模仿。服從權力的統治，包括語言統治、語言秩序；模仿統治者的語言，主子的語言。結果弄得自己沒有思想，沒有話說。這就是奴隸的特點。跟魯迅所說的奴隸語言現象是相類似的。沒有思想，即是"失思想"；沒有語言，即是"失語"。周作人說，這也是一種"代聖人立言"的語言，他說的是聖人的話，不是自己的話。

對於"土八股"，在"五·四"以後一直有人在批判，周作人的獨特貢獻，是在他指出了"土八股"之外，還有另外一種"洋八股"。而周作人更大的貢獻在於他找到了這種"洋八股"在中國傳統中的根源，他認為這就是中國"古之史論"，是"宋以後的策論"。他認為韓愈的文章是它的"祖師爺"。這種史論、策論的特點就是"舞文弄墨、顛倒黑白"，其實就是玩文字遊戲。策論的最大本事就是做反題，做翻案文章，別人這麼說，我要那麼說，要把翻案文章說得頭頭是道，它是毫無誠意的，目的只是讓考官看得上。因為"土八股"太多了，科舉考試的考官也看煩了，這時突然出來一個策論，在主子的語言秩序允許的範圍內，做一點翻案文章，而且說得似乎有根有據，就可以博得考官的好感，達到他中舉的目的，也可以博得看客們的喝彩，全是為博得名利而已。這種策論的特點是，他並不是真的有這種主張，或者他思想真的是一種異端，他這個異端是假的，不過是沽名釣譽的手段。所以他的語言就像是繞口令、唱戲似的，聲調特別好聽，鏗鏘有力，並不管到底講什麼意思，只追求語言外在的華麗、動聽、詞藻很豐富，也很有氣勢，是形式重於內容，或者用形式來掩蓋內容，是在華麗的形式下顛倒黑白。所以周作人說，做土八股文使人"庸腐"，做策論，則使人"謬妄"，即荒謬，胡說八道，又有一種"妄"，一股流氓氣。所以"舞文弄墨"就是耍流氓手段。周作人在很多文章中反覆強調，"策論"的危害，大於"土八股"。從策論發展來的"洋八股"，後來變成"黨八股"，又變成"革命八股"，"幫八股"，其實是一種流氓文化的革命化，發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所謂"大批判語言"就達於極端。

近百年來這樣兩種語言形式，或者是以服從模仿為特徵的"土八股"，或者是胡說八道、顛倒黑白，語言形式又很漂亮的"洋八股"、"黨八股"、"幫八"、"革命八股"，基本籠罩了中國人的說話與寫作，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心理以至言說方式。這不僅是語言問題，更是一種內在的思維方式，一種情感方式，或者說是一種心理方式。這個問題我覺得至今在中國還沒有解決。

這裡我想提出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毛澤東語言的問題。"毛語言"(不僅是毛澤東本人著作中的語言，指的是以毛澤東著作為範例的一種語言模式)在中國的影響恐怕是非常地大，如何看待"毛語言"也是個比較複雜的問題。我有一個不成熟的想法："毛語言"至少有相當的"策論"成分。今天上課之前我想找一個範本--因為同學們對"毛語言"大概已經陌生了，在座的看過《毛澤東選集》的已經不多了，所以我想讓大家接觸一下，有一個感性的認識。大家知道，在60年代，中共和蘇共和東歐的各國共產黨之間有一場論戰，叫做共產主義運動的大論戰。在這場大論戰中，中共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戰文章，從批赫魯曉夫，到批鐵托，批陶里亞蒂，一直批下來，最著名就是"九評"，當時我們這代人聽"九評"可以說是如痴如迷，每天早晨醒來第一件事就是聽高音喇叭播放"批修"文章。這裡所選的是最早的一篇論戰文章，題目叫《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先介紹一下有關背景：無論是赫魯曉夫，是鐵托，還是陶里亞蒂，都是在對共產主義運動中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反思，屬於今天的"改革派"的人物。而當時中國共產黨、毛澤東是堅持一種"正統派"的立場，它實際上是正統派和改革派之間的一個論戰。另一方面這個時候蘇聯又以大國、大黨沙文主義的姿態發動這批東歐的共產黨對中國共產黨及新中國進行包圍，實行政治和經濟的封鎖，這場論戰就夾雜了一種民族情緒。所以毛澤東論戰文章裡面就具有了兩重身份，既是一種正統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派的立場，同時又堅持民族主義立場。這場論戰對我們這代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影響特別深刻，原因大概就在這裡。現在，我將其中一段朗讀給你們聽，當年就是這麼朗讀的，非朗讀不可，這種"策論"是朗讀中產生效果的，它是一種"廣場上的表演藝術" --

一種很有趣味的現象在國際共產主義的運動中普遍地出現了，什麼現象呢?就是那些自稱手中握有全部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的英雄好漢們，卻十分害怕他們所使勁地斥責的所謂"教條主義者"、"宗派主義者"、"分裂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為了答辯他們的攻擊所寫的文章。他們不敢在他們報紙、刊物上發表這些文章。他們膽小如鼠，害怕得要命，對我們的答辯文章，不敢讓自己國內的人民同它們見面，嚴密封鎖，水泄不通。甚至用強大的電台干擾，不使人民聽到我們的廣播。可愛的掌握了全部真理的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你們既然肯定我們的文章是錯誤的，何不將這些錯誤文章通通發表出來，然後逐條予以批駁，以便在你們自己國內的人民中間能夠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們稱之為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邪魔外道呢?為什麼要封鎖得鐵桶一般呢?你們怕鬼。一個"教條主義"亦即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巨大幽靈在全世界徘徊著，這個幽靈威脅著你們。你們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們。你們脫離群眾，所以你們害怕真理，害怕的情況達到那樣可笑的程度。先生們，朋友們，同志們，好樣的，站出來，在全國全世界人民面前公開辯論，雙方互登對方一切批評自己的文章。我們希望你們學習我們的榜樣，我們就是這樣做的。我們敢於全部全文地登載你們的東西。在登載你們一切痛罵我們的"偉大"作品以後，然後逐條地或者扼要地駁斥你們，當作我們的回答。有時我們只登載你們的錯誤文章，我們一個也不作回答，讓讀者們自己去思考。它難道不算公平嗎?現代修正主義的老爺們，你們敢不敢這樣做呢?好樣的，就敢，心虧理怯，色厲內荏，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那你們就不敢。我們斷定你們是不敢的。是不是這樣的呢? 請回答吧。

還有一段文章--

現在這篇文章準備就陶里亞蒂等同志多年來發表的錯誤言論，更詳細地進行一次分析和批判，作為我們對他們再一次攻擊的回答。待陶里亞蒂等同志看了我們這個回答以後，看一看他們表示什麼態度--還要說我們"往往缺乏明白的明確性"嗎?還要說我們"十分抽象和概念化"、"缺少實際感"嗎?還要說我們對義大利的情況和意共的工作" 沒有確切的了解"，對意共的立場是"明顯的捏造"嗎?還要說我們是"教條主義者和宗派主義者用過激的革命巧語掩飾他們的機會主義"嗎?待我們看一看，那時再作適當的處理。總之，只許老爺開腔，不許小的吭氣，是不行的，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是不行的。從古以來也沒有這樣一條被公眾承認的不公平的法律。何況，我們共產黨人之間的分歧，只能採取擺事實說道理的態度，而斷斷不能採取奴隸主對待奴隸的態度。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人一定要團結起來，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只能在擺事實講道理的基礎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來有往的基礎上，只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才能夠團結起來。如果只許奴隸主們向奴隸們揮舞指揮棒，口中念念有辭，說是"團結，團結"，那其實說的是"分裂，分裂"。天下的奴隸們是不能接受這種分裂主義的。我們要的是團結，堅持不允許一小撮人鬧分裂。這個語言怎麼樣?應該說是相當有魅力，相當有吸引力的。因為他的語言有這麼幾個特點：第一，文章一開頭，就把自己放在馬克思主義的代表，真理的代表，人民的代表的位置上。一下子就把對方可能有的優勢剝奪乾淨，都拿到自己手裡，這就是中國講的"取勢"，一下子佔了一個"高勢"，不用講道理你就矮三等，膽怯三分，你就無理了。他自己呢，就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了。和"高勢"相適應的語言是鏗鏘有力，用了大量的排比句，以取得倒海之勢。他佔了高勢，排山倒海，然後用了一系列氣勢磅礴的華麗的語言。對方本來已經站在一個低處，這種語言奔流直瀉下來，他就被淹沒在滔滔語言的海里，毫無招架之力了。當中再加一點調侃，使對方處於一種非常可笑的地步，最後再來一句："好樣的，站出來!"這是中國傳統的激將法。對手已經處於劣勢了，已經被你弄得暈頭轉向了，怎麼敢站出來?你站不出來那正好，恰恰說明你沒理，真理在我這邊!這種語言是太厲害了，面對這種半是正義在身，半是威脅的語言攻勢，讀者根本不可能獨立地去思考與判斷誰對誰不對了。這種語言對讀者有一種感情的煽動力，一種心理的控制力。他居高勢以後一方面精神上把對方壓倒、壓垮，對讀者則進行一種心理的控制，只能在他劃定的範圍內來思考問題，已不再可能客觀地、冷靜地思考，這種文章首先是打心理戰，心理戰加上語言戰，最後你只有投降，只有跟他走，幾乎沒有第二種選擇。他的力量在於此，他的可怕也在這個地方。今天我們在中國改革之後再回過頭去看陶里亞蒂的主張就覺得滿不是那麼一回事兒，你就發現你上當了。

問題的複雜性還在於，文章里還包含了若干合理的因素。比如大談"奴隸"，"州官放火，百姓點燈"那一段，就具有捍衛民族獨立的合理性。特別是像我這樣的年輕人當時正被西方與東方世界對中國的"封鎖"弄得一肚子火，讀到這樣的"奴隸要反對奴隸主"的文字，是會有揚眉吐氣之感的。即使今天回過頭來看，他這話也不是完全錯誤，有局部的合理性，他把那一點合理性發揮到極致。如果完全是胡說八道的話，也是不能說服人的，現在有了某些合理的內核，再用極度誇張的語言加以強化，就具有某種震撼力與征服力了。

而且作者在寫這些文字時主觀上是真誠的。雖然耍了手段，但確實真的相信自己是"真理代表 "、"人民代表"、"馬克思主義代表"。這是一個有某種程序的真誠性的語言遊戲。所以 "毛文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文體，你用簡單的肯定否定或者用簡單的是非很難說清楚。我今天也不能說清楚，但我們必須認真研究，冷靜地分析毛的思想，包括毛的語言。這個工作不做，或者做不好，我們中國人的精神不可能得到徹底地解放。我們現在很多的思維方式，很多語言方式，還有毛的思維方式，毛的語言方式。"毛文體"還在深刻地控制著今天的中國人。不過應該說"一代不如一代"。我這裡舉幾個在我看來是當代"毛文體"的文章--但是又和毛不能比了--大家也不妨看一看。這是一篇報紙上的署名評論文章--

夠了，《紐約時報》的社會撰稿人先生，你們充其量也不過是美國一個大城市裡面的一張報紙，你們的人文科學和歷史知識也十分有限，你們有什麼資格在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人面前說三道四。奉勸你們還是趕快放下那副"教師爺"的架子，老老實實地學一點社會發展史，爾後再拿起筆來撰寫社論不遲。

怎麼樣?好像很有氣勢，但這"氣勢"太虛了。他這也是從毛澤東這兒學來的。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時候寫過一篇文章，叫做《唯物史觀的破產》--

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並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比方美國的國務卿艾奇遜之流，他們對於現在中國與現代世界的認識水平，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個普通戰士的水平之下。

當年毛澤東說這些話的時候，他有一個強大的後盾，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他有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後盾。他可以說這樣的話：你，艾奇遜，還不如我們一個解放軍戰士。當時聽起來還不失為一種氣魄。而今天這位評論撰稿人，他拿五千年文明來炫耀，這就顯得滑稽了。

這裡還有一篇妙文--

……中國是偉大的，中國必須在世界舞台上有它獨特非凡的發言權，中國應成為"新的文明發源地"，形成示範效應，帶領世界走向更好的明天……我相信，如果說我們回首20世紀中國僅僅意味著中國人在形式上站立起來，當後人回首21世紀的中國，他將顯而易見地發現中國已經在實質上站了起來，一個真正的中國世紀已經降臨 !……歷史的巨輪滾滾向前，一切敢於阻撓和破壞它前進方向的人與物都將被它碾得粉碎，這就是世紀之交真實的中國形象。

這也是"毛語言"。這是大國沙文主義追求磅礴的氣勢，但每一個中國人都會感到這是虛的。我想更可怕的是"毛思維"。有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無論是當年毛澤東的文章還是今天毛澤東影響下的語言，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的作者都不以個人的身份發言，不是"我怎麼怎麼"，"我認為怎樣"，而是"我們如何如何"。也就是說自認為是一個"我們"的代表，這個"我們"可以是"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人民"，"我們歷史真理的代表"……是一種群體的力量。這其實是反映了中國人長期形成的一種思維方式與心理狀態：中國人最害怕自己不被群體納入，"文化大革命"中人們最膽戰心驚的就是不讓你參加"紅衛兵"或"革命群眾組織"。參加組織就意味著你被納入到"我們"中去了，不讓你參加，就把你開除了，被徹底孤立到"人民"之外了，成為單獨的"個體"("我")，就很恐懼也很危險。但是一旦被納入了"我們"之後，他就覺得自己是"我們"的代表，然後就飛揚跋扈，氣勢洶洶了。這就是我一向說的"拉大旗做虎皮"已經形成一種心理狀態，還形成一種語言現象。

這裡舉兩個例子。王蒙曾經寫過一篇文章，他說：有幾個魯迅就夠了，如果有上千百個"魯迅"，那就不得了!他就有這麼一個觀點，當然是可以討論的。有一篇文章反駁王蒙說，你的觀點不對，因為你"代表的絕不是廣大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者"了。那麼，這位作者就自居為廣大的腦力和體力勞動者的代表，而把王蒙開除出"廣大腦力和體力勞動者"之外了。這個"代表"就太可怕了，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邏輯的重演：動不動就是"我們貧下中農……"，"我們黨……"，"我們……如何如何"，自命為一個階級、一個群體、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將對方置之死地。大家不妨注意一下我們中國的廣播電視。每有國際國內大事或每逢重大節日，廣播電視記者總要去採訪一些觀眾和聽眾，很多人發表意見常常不是"我"認為如何如何，而總是"我們廣大人民群眾堅決擁護，堅持支持"等等，很自然地以"廣大人民群眾"的"代表"自居，在那裡慷慨發言。至於"廣大人民群眾"真的在想什麼，那是誰也不管的。我們新華社報道也常常如此，動不動就是"舉國上下沸騰"，下面就是"解放軍戰士"如何如何，"廣大革命幹部"怎樣怎樣，都用一個抽象的集體的人稱，而不說具體某個單位某個人怎麼樣，這樣的"綜述"關在房間就可以寫，只要把自己想像成是一個 "我們"(工人、農民、幹部、戰士、……)的代表，代言人就行了。這也可以說是"代表體"的"黨八股"吧。前一段還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個雜誌為了商業的目的，評選"不受歡迎的十大明星"，記者又多次去訪問當選者。這自然是生意經，我們不去議論它。其中有兩位的回答很有意思。一位說："我在部隊走過了三年歷程"，因此這回"與其說是讓我蒙羞，倒不如說是讓解放軍戰士蒙羞"。這又是文革的邏輯，毛澤東時代的邏輯："反對我就是反對貧下中農"、"反對我就是反對黨"、"反對我就是反對解放軍"。而這位"明星" 我想"文革"時大概他才生下來沒多久，居然也會說這樣的"毛語言"，這使人覺得毛骨悚然。還有一位比他老練，說起來也更可怕："國際評選，我有幸為最佳，也只有我唯一的中國人。國務委員以及都曾發來賀電。"他不正面回答問題卻這麼說，言外之意是"我後面有部長!國務委員!你罵我?我背後還有外國人!你罵我?……"自然又是拉大旗做虎皮，實在 "霸"得可以；另一面他對部長、委員又是"媚"得可以。這裡暗含著一個邏輯："我有權勢的支持，你們敢拿我怎麼樣?"大家可以仔細琢磨這裡的心態和語言形態，這是非常典型的"大一統"的統治權力下面的一種心理現象與語言現象。大家不要一笑了之，想一想背後的東西，是既可笑，同時又是非常可怕。而且我感到特別觸目驚心的是，這是一個普通的"明星"，他都這麼思維，這麼說話，就可以看出我們幾十年的"大一統"的統治，對人的心理、人的思想、人的語言的毒害到了怎樣一個程度。"毛語言"--我講的"毛語言"是包括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一種思維方式、情感方式、心理方式以及語言方式--對中國人的，對中國國民性的影響，是絕不可低估的。我覺得不但魯迅、周作人當年所批判的"國民性弱點"今天還在繼續與發展，而且這幾十年還培養出了魯迅、周作人時代還不曾有過的新國民性弱點，這就使得我們今天"改造國民性"的任務顯得特別迫切與艱巨。但這個問題我自己研究得不夠，提出來是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視與研究興趣。

最後還要講一點。魯迅在揭露"中國是一個文字的遊戲國"時，他對語言和實在的分裂，意圖和意義無法溝通，是持批判的否定態度的。他認為這是國民性的弱點的表現，也是他想糾正的。這就是說，魯迅是帶著理想主義的態度，去看待這樣一種語言現象的。魯迅曾在一篇題為《無聲的中國》的演講里，大聲疾呼："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民在世界上生活"。儘管他對現實中的人(中國人)的言說方式有著十分犀利的批判，但他對"真的人"、 "真的聲音"的存在(彼岸世界的存在)仍是不懷疑的--這正是魯迅的懷疑主義中的理想主義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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