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是有彈性的優質鋼，為堅持己見可以辭職

文史 07-30

周總理創造了一個奇蹟。他既是中國歷史上作為類似於宰相地位時間最長的人，又是中國共產黨黨史內時間最長的政治局委員，時間長達52年之久。也是唯一一位職位曾經高於最高領導人的領導人。外國記者說他是「有彈性的優質鋼」。

1.評價總理要懂政治、要懂歷史，你自己在現實生活中什麼樣呢

有些人過高地估計了周總理的地位，因此，對總理在歷次運動中的作用有些微詞。其實，說這些話的人要麼涉世不深、要麼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要麼是不熟悉歷史特別是中國歷史。

我經常對這樣的朋友說這樣的話：在工作、生活中你有許多看不過去的事情，、看不過去的人，但你又必須與他們打交道。甚至當你是正確的時候，而你的上司卻不同意你的方法，這個時候你該怎麼辦？越級找更高的人？

如果你在工作中，碰到貪污腐化、碰到有人狐假虎威、碰到企業主或企業董事長或總經理的至親、至愛之人的胡作非為，你敢於揭露、敢於反抗嗎？如果說你敢，那麼，算你牛。

要知道，你所做的頂多是丟了工作，對你的家人或許會有些影響。對你的朋友、古舊、親屬沒有任何影響。但你想想在政治僅僅是丟工作嗎？

從冒進、反冒進、反反冒進這一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問題。

當我們乘坐在以光速行駛的時光列車上時，我們發現：中國從1955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建設便開始了曲折緩慢的進展，中間有過停滯乃至是倒退。因為，各項工作開展順利，「一五計劃」（1953—1957）中的許多指標都提前完成，為此，許多人都開始頭腦發熱起來。再加上，當時美蘇爭霸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中的第一小波段的全方位的硬碰硬，極度危險。朝鮮戰爭就是期間的典型代表。

雙方有著嚴重正面衝突危險之後，美蘇兩大國開始了短暫的經濟建設比拼（其後又出現了古巴導彈危機）。在國際環境的影響下，中蘇兩國在經濟建設上便出現了以超越美英為目標的經濟建設衝動。

2.冒進與反冒進

1955年年底，最高領導人過於的樂觀中國建設的形勢。他先後主持並制定了《農業十七條》（1955年10月開始主持制定）、提前實現工業化等不切實際的主張。

總理在當時勉強的同意了他的觀點。之所以說勉強是因為，總理的這種態度與之前的態度形成了對比，總理以前經常告誡領導幹部要反對冒進、不要頭腦發熱。對於這種轉變，許多人認為，總理之所以沒有提出反對，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在中國重大的戰略決策方面（這一點1956年以前的歷史已經證明了的，本文作者注），最高領導人的主張和意見往往總是高人一籌的。

其次：這個重大決策是在沒有事先在黨中央高級領導層中充分醞釀的情況下提出的，總理很難在短時間內提出自己的成熟的反駁意見，如此就要遵守1943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的：最高領導人對重大問題有最後決定權的決定。

再次，當時的國際環境使許多領導人都認為戰爭不可避免，應該爭取時間加強自己的抵抗能力。所以，更有激情的搞建設在許多領導眼中認為是應該的事情。

就這樣，最高領導人在1957年提出了15年超英國的口號（後來最高領導人竟然認為7年可超過英國，沒過多久又認為兩年便可），同樣蘇聯也提出了超美國的口號。

3.總理開始「反冒進」

1956年年初，在內心深處沒有過好心理關、思想關的總理便覺察到了危險情況的出現。1月30日，周恩來針對全國的一片盲目熱情。在政協二屆二次會議所作的《政治報告》中，隻字未提「提早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這個口號是最高領導人提出的，劉少奇剛剛在中央座談會上傳達，對此，一些會議代表為此提出了質疑。

總理對此說：講提早完成工業化應慎重。工業化比三大改造困難得多，要實事求是，不要沒有根據地提，要區別提，不要混同提。因此，《政治報告》中只說加快速度，而不說提前完成工業化。大家要認識到，工業化是需要時間和知識的。

其後，總理又果斷地提出了反對「急躁冒進」的主張，他的正確意見使當時多數主管經濟的領導思想逐漸接近。

從1956年6月上旬到年底，總理開始著手糾正經濟中的「冒進」，並以自己長期堅持的「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建設方針實施經濟建設。

此時的總理，根本沒有想到反冒進就是反對最高領導人的「正確」主張，只是認為這是屬於糾正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和正常措施。「正因為沒有思想顧慮，才有反冒進的鮮明態度和果敢決策。」（石仲泉前輩語）。

其例證便是胡喬木的回憶：「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1956年基建預算20個億，受到與會同志的反對。在會上，猶以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基建預算將會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主席最後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後，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在反冒進問題上，總理的態度多麼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