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將領徐樹錚收復外蒙，含金量幾何？

圖：1925年6月，徐樹錚（中）與考察團隨員攝於義大利

文 | 楊津濤

近年來，「北洋政府武力收復外蒙古」一事，在網路上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執行此事的北洋將領徐樹錚，也與孫中山並列，被稱為「當時中國唯一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收復包括外蒙古在內的一切失土的兩個愛國者」，盛讚其「以一人之力收復外蒙古」乃不世之功。

揆之史料，徐樹錚折衝樽俎，自是功不可沒；但其成就之含金量卻亦有限：一者，北洋政府依仗特殊的時代背景借勢而為，是其可取之處；二者，徐樹錚使用了過於激烈的不必要手段，以致產生不良後果，埋下外蒙古得而復失的隱患。

機會很好

辛亥革命之際，沙俄趁中國內亂，扶植了以外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為「皇帝」的「大蒙古國」。後經交涉，中俄於1915年簽署協約，中國獲得外蒙名義上的宗主權，冊封外蒙活佛；但沙俄獲得在外蒙居住、貿易、司法等諸項特權，實際控制了外蒙古。隨後外蒙古撤銷「獨立」，改稱「自治」，中國政府獲許在庫倫（烏蘭巴托）派駐無實權的「都護使」、「庫倫辦事大員」。

至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外蒙古問題方發生轉機：

首先，外蒙王公、活佛財源斷絕，急需中國政府援助。「十月革命」爆發後，沙俄政府無暇顧及外蒙，新成立的蘇俄政府也不再撥款，兼之盧布大幅貶值，一度使外蒙行政運轉、上層人士生活無以為繼。外蒙王公感嘆：「自治是件非常好的事，可是，如果沒有年金俸祿的話，生活又能像什麼樣子呢？」希望中國政府能像前清那樣，繼續給他們發俸祿。

其次，外蒙古高層內部存在很深的矛盾。1915年「自治」後，活佛及喇嘛掌握大權，王公權力被嚴重削弱。按照前清舊制，外蒙王公（黃派）管政治，喇嘛（黑派）管宗教，但「自治官府」以活佛為領袖，很多喇嘛因而成為官吏，掌握了行政權力。他們偏袒自己統轄的徒眾，向王公所轄地區大肆攤派稅收。同時，王公的世襲權也控制在喇嘛手中，讓王公們常有朝不保夕的危機感。蒙古王公撫今追昔，「感覺歸附中央，較多利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外蒙當時存在嚴重的外患。在日本的支持下，沙俄舊軍官謝米諾夫、布里亞特等人，意圖在外蒙建立一個「大蒙古國」。外蒙懼怕日本，但又無力對抗謝米諾夫的侵略。外蒙王公認為，「非依賴中央，請求進兵不可」。這為中國突破限制，出兵外蒙提供了可能。

基於以上幾點原因，外蒙王公於1919年8月向都護使陳毅表示願意「撤治」——取消「自治官府」，恢復前清舊制。陳毅遂同王公們商定了63條善後條例，報呈北京。但由於善後內容有利於王公，引起以活佛為首的喇嘛不滿，上書大總統徐世昌，要求「保存自治」。「撤銷自治」一事因此停滯。

圖：北洋皖系將領徐樹錚

處理失當

趁陳毅招撫外蒙失利，西北籌邊使、西北邊防總司令徐樹錚，從其手中奪過了談判大權。鑒於外蒙王公不掌握實際力量，徐樹錚改變了陳毅倚重王公、忽視喇嘛的做法。決定「擒賊先擒王，王公可暫從冷淡，一意向喇嘛市好（其實更多是威懾）」。時任外蒙「總理兼內務長」的上層喇嘛巴特瑪，成為徐樹錚「攻堅」的重點。

徐樹錚手握皖系段祺瑞的唯一嫡系部隊「邊防軍」，很自然地選擇了以武力威懾為主要手段（有學者認為，當時外蒙的實際可用兵力，不過數百人）。1919年11月13日，徐樹錚帶領手下軍官，到巴特瑪家中，下達最後通牒：「外蒙為國家領土，我為外蒙長官，有彈壓地方之責，不能坐視。請往告活佛，明日速應則已，不應當即拿解入京，聽政府發落。」巴特瑪驚懼之下，連夜求見活佛，「痛陳厲害，繼之以泣，佛感悟，遂允撤治」。但是活佛不能同意陳毅偏袒王公的63條善後條例，要求另商條件。

11月14日，徐樹錚向巴特瑪出示了改定後的8條善後條例，要其簽字。他要求外蒙先行撤治，隨後再議具體條件。這一次，徐樹錚的通牒更為嚴厲：「禍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寬限一日，夜晚定須解決，否則拿解者不止一佛，執事雖老，亦當隨行。」巴特瑪十分害怕，於15日召集王公喇嘛大會。因畏懼徐樹錚所率的一旅邊防軍，會議同意撤治。11月22日，徐世昌發布大總統令，正式公布外蒙撤治。

徐樹錚雷厲風行，在20餘天內實現了外蒙撤治，在當時獲得了國人的熱烈稱讚，連作為政敵的孫中山，也致電徐，說他是「當代班超」。不過，徐的武力威懾，也埋下了隱患。如論者謂：

「自徐樹錚被任為西北籌邊使後，對待蒙人，一主嚴厲，大失外蒙人心，其敦勸外蒙之取消自治也，且以強迫之手段出之，外蒙雖一時懾於徐之兵威，不得不俯首相從，但外蒙活佛王公喇嘛等則多有欲待機而動者」。

略言之，當時，外蒙王公與喇嘛之間存在利益衝突。在徐樹錚的立場，合理的做法當是「政治解決」——充分利用兩派勢力間的的衝突，使其互為制約，且利用二者均有求於北洋政府這一事實，借勢強化中央在外蒙的存在，軍隊則引而不發以為後援。可惜的是，徐樹錚選擇了「武力解決」的下下之策，沒有使中央與任何一派的外蒙勢力建立起共同的利益關係。

直皖戰爭後，徐樹錚下野。蒙古王公、喇嘛再次要求恢復自治，並不惜向日本借款600萬元，勾結謝米諾夫部屬恩格。1921年，恩格攻陷庫倫，建立「外蒙古獨立政府」，依舊以活佛為首領。中國政府雖任命了張作霖為蒙疆經略使，負責平定外蒙；但張志在關內，根本無意出兵。稍後，蘇俄政府提議和中國一同出兵，消滅盤踞外蒙的沙俄餘黨。要求被拒絕後，蘇俄徑自以幫助中國平亂為借口，出兵外蒙，驅逐了退守恰克圖的中國軍隊，又擊敗恩格所部，佔領庫倫。1921年7月，蘇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圖：徐樹錚墓，位於安徽宿州

注釋

曹心寶：《徐樹錚與皖系興亡研究》，陝西師範大學，2014年；《要自治還是要銀票》（1919年11月1日），鄭曦原編《共和十年：民初觀察記（1911-1921）》，第91頁；高博彥：《蒙古與中國》，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77年，第150頁；李毓澍《外蒙古撤治問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第176頁；《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八年（1919）十一至十二月》，1981年，第460頁；《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中華民國九年（1920）正月至十二月》，第26頁；張忠紱：《中華民國外交史 1911年-1921年》，華文出版社2012年，第307—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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