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途中，周總理一席語重心長的話，改寫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文史 07-30

博古，原名秦邦憲，祖籍無錫，據說是北宋著名詞人秦觀的第32代孫。秦家在清康乾年間極其鼎盛，康熙、乾隆下江南時就曾經到秦家的「寄暢園」歇駕。

博古本人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書生，口才好，寫得一手好文章，卻陰差陽錯地走上一條革命之路。

1925年9月，在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的博古加入了共產黨，這一年，他剛好十八歲的。第二年10月，博古由上海特別市黨部推薦，經中共中央批准，遠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在蘇聯，博古給自己起一個俄文名字——「博古諾夫」，這就是博古一名的由來。

1930年5月，博古回國，因為有在海外「鍍金」的經歷，很快就擔任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

1931年，顧順章、向忠發先後叛變，供出許多高層領導在上海的住址，許多共產黨人被捕，中共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留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只剩下陳紹禹(王明)、周恩來與盧福坦三人，而重新組織起來新的政治局也只有博古、張聞天、陳雲、劉少奇等9人而已。又因為周恩來要去中央蘇區任軍事部長，王明要去蘇聯任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團長，誠此危急存亡的生死關頭，24歲的博古在六屆四中全會當選政治局委員和常委，成為了中國共產黨實際最高領導人，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1933年初，中央遷到了瑞金。

受王明路線的影響，並盲從於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指揮，博古犯下了一連串的錯誤，致使中央蘇區在第五次反「圍剿」中蒙受重大損失。

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與周恩來、張聞天、項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博古任總書記。不久長征開始，博古與周恩來、李德組成了「軍事領導三人小組」。三人的分工是：博古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施。

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中共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博古以中共最高領導人的身份主持了整個會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來的「三人團」，仍由朱德和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其中周恩來是「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後，先是確立了毛澤東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在長征隊伍路經打鼓新場時，又成立毛澤東、周恩來與王稼祥組成的3人軍事指揮團，這個3人團代替了以前的3人軍事領導小組，毛澤東開始正式成為黨的軍事負責人。

可是，這個時候，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還在博古手裡。

老實說，博古心裡還是有些疙瘩沒有解開的。

博古的兒子秦鐵後來回憶說：「毋庸諱言，父親曾經一度對遵義會議有不同意見，轉不過彎子來，認為自己沒有什麼錯誤。路線上如果有問題，那是共產國際來負責的；軍事指揮是和周恩來負責的，他最想不通的，是把肅反擴大化的責任全加在他的身上，他覺得非常冤。」

1935年2月5日，行軍到雲、貴、川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一帶宿營時，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正式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擔任黨中央書記，在黨內負總責。

周恩來那天晚上在那個地方與博古有一次徹夜長談。

金一南先生在《浴血榮光》一書中記載：「那天晚上，周恩來沒有一句批評博古的話，他完全用現身說法告訴博古，你我都是吃過洋麵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過洋麵包的人都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對中國的國情不是那麼了解。周恩來又說，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後，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吃過洋麵包的人領導不行，我們要找一個真正懂中國的人，這個人才有資格領導中國革命，而且他才能夠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你我都當不成領袖，老毛行，我們共同輔佐他，大家齊心協力把這個事情搞成。」

周恩來推心置腹的一席話，讓博古心中的鬱結一掃而空，豁然開朗。

博古坦坦蕩蕩地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交給周恩來。

第二天，凱豐私下裡建議博古不要交權，說先得把情況彙報給共產國際，由共產國際最後來處置。

但是，受周恩來那番話的影響，博古還是顧全大局，義無反顧地把象徵著中央總書記權力的兩隻鐵皮箱送到張聞天的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