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清朝文字獄看《紅樓夢》成書年代，兼論胡適派紅學的荒謬

（作者：慧讀古典）

任何作品都不可能脫離時代而存在，必然和當時的社會背景、人文思想息息相關，《紅樓夢》當然也不例外。《紅樓夢》只能成書在清初的康熙年間，而絕不可能如胡適派紅學所說的成書於清中葉乾隆年間。

提起清代的歷史，文字獄是一個十分重大的話題，論述清代的歷史和文化，無論如何也繞不開文字獄的話題。

清廷以異族入關，文化落後，在奪取江山的過程中大肆殺戮。在坐穩江山後，又凸顯了文化的不自信，其中的一個表現則是大興文字獄。

文字獄自古就有，但是文網之密，處刑之重，規模之廣，在歷朝歷代中，以清朝為最甚。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先後發生了數十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獄。

清朝最早發生的較大文字獄，是康熙時的庄廷鑨《明史》案。庄廷鑨從明朝宰相朱國楨的後人那裡，買來一部朱著《明史》中《列朝諸臣傳》稿本。朱國楨的《明史》已刊行於世，《列朝諸臣傳》是未刊部分。庄廷鑨將它和自己所補的崇禎朝歷史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名字刊刻。他所補的崇禎朝歷史，對清人有攻擊之詞。公元1663年，被歸安知縣吳之榮告發。當時庄廷鑨已死，結果被刨棺焚屍。他的弟弟廷鉞被殺。為庄書作序的李令哲和他的四個兒子也都被殺。南潯鎮有個大富翁朱佑明，和吳之榮有私仇，吳嫁禍於他，說庄書序中所稱「舊史朱氏」是指朱佑明，結果朱佑明和他的五個兒子也都被處決。此外，牽涉此案的一些官吏和書商、刻工、列名書中的人等等，有的罷官充軍，有的處死，這個案子一共處死七十餘人。

也正是有「明史案」的前車之鑒，使得文人不敢再明目張胆地寫清初的那段血淚史，要寫只能晦澀地隱寫。丁耀亢在《續金瓶梅》中借寫金兵在揚州屠城影射清軍在揚州的屠城暴行。但這樣隱寫，還是給作者帶來了麻煩，丁耀亢因此入獄，差點死於非命，經友人營救，賄賂各級官員方才出獄。

清代康熙朝的文化環境還算比較寬鬆。《明史》案因為太過明目張胆地反清，這才惹得鰲拜掌權時的清廷忍無可忍，下此狠手。

清初另一個比較著名的文字獄是《南山集》案，又稱戴名世獄案。戴名世著有《南山集》，書中採用了桐城方孝標《滇黔紀聞》一書的材料，對南明諸王朝頗發感慨，寄以同情，並書南明桂王永曆年號。公元1711年(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趙申喬參奏戴名世為書狂悖，結果戴名世被斬。此案根據原來刑部的判決，牽連三百多人，但康熙對漢族文人實行懷柔政策，所以只處斬了戴名世一人。

從這裡可以看出，康熙為了籠絡人心，採取了懷柔政策，對文人還算比較寬容，只要在文章中沒有太「出格」的文字一般不予追究。也正是在這個時代，一些由明入清的文人懷著對明王朝的懷念和對清王朝的鄙夷，在一些詩文中用隱寫的手法，來抒發自己對明王朝的感情。

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一些篇章就表達了對清王朝的鄙夷和蔑視，以及對反清志士的無比同情，也隱約鞭笞了清軍的屠城暴行。如《夜叉國》就將清廷比作食人的夜叉，極盡嘲諷愚弄之能事；《鬼哭》一文，著力描寫清軍在淄川的屠城，如：「未幾北兵大至，屠濟南，扛屍百萬。二人亡匿得免。」

洪升的《長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並稱清初戲曲界的「雙璧」。《長生殿》承續自唐，以安史之亂為故實，審視外族入主中原，以帝妃之間纏綿情愛的覆滅為媒介，讓人們在對愛情悲劇唏噓感嘆的同時，引發對悲劇原因的思索，展示了強烈的遺民情緒。《長生殿》中，借用雷海青罵賊之語言，把「恨仔恨潑膻腥」的外族侵略者，「大家都是花花面」的投敵變節者，統統罵了個狗血噴頭。挺身而出的是位卑身微的樂工雷海青，他對安祿山報以正氣磅礴、大義凜然的怒罵，並以樂器擊賊，不惜以身殉國。他一罵安祿山興不義之師、顛覆社稷：「恨仔恨潑腥膻莽將龍座渰 ,癩蝦蟆妄想天鵝啖，生克擦直逼的個官家下殿走天南。你道恁胡行堪不堪？」二罵滿朝文武變節趨奉、認賊作父：「平日價張著口將忠孝談，到臨危翻著臉把富貴貪。早一齊兒搖尾受新銜，把一個君親仇敵當作恩人感。咱只問你蒙面可羞慚?」

作者沒有在此停筆，而在雷海青被殺後，將筆鋒一轉，通過四個偽官的說唱，把那些叛降者心靈深處「無價值的東西撕破給人看」：「一個樂工，思量做起忠臣來，難道我每吃太平宴的，倒差了不成?」「大家都是花花面，一個忠臣值甚錢?雷海青，雷海青，畢竟你未戴烏紗識見淺!」這裡展現的是兩類人格、兩種靈魂的內在衝突：一邊以卑微之身全報國之志，捨生取義，視死如歸；一邊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寡廉鮮恥，糞土不如。

而《桃花扇》就更為明顯了。為了寫作這部傳奇，孔尚任在南京拜訪了大量的南明遺民，還與冒辟疆做過長時間的深入交流。正是這些探訪和交流，奠定了《桃花扇》的寫作基礎。只要不是太遲鈍的人，都能夠讀出《桃花扇》中強烈的斥責變節，懷念故國的情緒。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康熙皇帝在讀到《桃花扇》戲文半年之後，就找了個理由將孔尚任罷職遣返回鄉。好在此時，清朝的文化環境還比較寬鬆；如果孔尚任生在乾隆朝，因為《桃花扇》而腦袋搬家也是極有可能的事情。

也正是因為康熙朝還算寬鬆的文化環境，這才使得這些文字作品得以問世。當然另一方面，這些作品在處理這種情緒時，也不是那樣的明目張胆，而是顯得比較晦澀。至於詩文中的遺民思想以及譴責清軍暴行的作品，在康熙朝比比皆是，但清廷為了政權穩定，並沒有全部加以追究，唯恐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引起星火燎原之勢。

到了雍正時期，文字獄帶有明顯的借題發揮特點。如汪景祺、查嗣庭、謝濟世、陸生枬等人，因與雍正的反對派有些瓜葛，雍正就藉機在他們的文字中找毛病，下獄處死。

汪景祺是年羹堯的紀室(文書)，著有《西征隨筆》。年羹堯獲罪後，《西征隨筆》也被扣上「譏訕聖祖，大逆不道」的罪名，汪景祺被處死。

查嗣庭是隆科多同黨。隆科多獲罪後，查嗣庭被參。罪名是任江西考官時，所出題目有心懷怨望，諷刺時事之意。又查抄出他的兩本日記，說其中「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查嗣庭在獄中死去，被戮屍梟首，其子坐死，家屬流放。

謝濟世曾注《大學》。公元1729年以毀謗程朱罪被參。雍正帝指出謝濟世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注文，是藉以抒發怨望誹謗之私。但雍正沒有處死謝濟世，而是罰他去當苦差，受些折磨，就算很寬大了。

陸生枬寫了《通鑒論》十七篇被參，罪名是「非議朝政」。雍正帝因為《通鑒論》中對君王專制有所攻擊，十分惱怒，大罵陸生枬「狂肆逆惡」，為「天下所不容」，把他殺死。

由此可知，雍正時期的文字獄主要是為了控制思想，加強君主專制，和明代遺民關係不大。

到了乾隆時期，文字獄可以說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不僅案件頻繁發生，處理也極為嚴酷。字裡行間稍有悖逆，甚至是無意中某個字的用法「不當」，都極可能被當作議罪的「鐵證」。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的胡中藻詩獄案，是乾隆朝較大的一次文字獄。胡中藻是鄂爾泰的門生。乾隆帝對鄂爾泰、張廷玉兩人在朝中結黨營私、權勢過大極為忌恨，於是興起胡中藻獄案，借題發揮以打擊鄂、張朋黨。胡中藻著有《堅磨生詩鈔》，乾隆指摘詩中「一把心腸論濁清」之句，「加濁字於國號之上，是何肺腑?」詩中「與一世爭在醜夷」、「斯文欲被蠻」等句，因有「夷」、「蠻」字樣，被指責為詆罵滿人。又：「雖然北風好，難用可如何?」「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間，不能一黍闊」等詩，則扣以南北分提，別有用心之罪。結果胡中藻被殺，鄂爾泰撤出賢良祠。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8年），有徐述夔獄案。徐述夔著有《一柱樓詩》，其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句，徐述夔和兒子懷祖戮屍，孫子及校對人都處死。

著名詩人沈德潛，因其《詠黑牡丹詩》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被認為諷刺清廷奪了朱明天下，是「異種稱王」，惹得乾隆帝大怒，其人也被剖棺戮屍。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9年），又有馮王孫、沈大綬、石卓槐、祝庭錚等獄。馮王孫著有《五經簡詠》一書，因其中有「飛龍大人見，亢悔更何年?」之語，說他想反清復明，凌遲處死，兒子坐死，家屬發遣為奴。這簡直就是強詞奪理，得要有多大的腦洞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啊？沈大綬刻《碩果錄》、《介壽辭》二書，死後，其子榮英呈首，自稱內有悖逆語。結果大綬戮屍，榮英仍被斬決，兄弟子侄坐斬者九人，家屬發遣為奴。石卓槐著《芥園詩鈔》，內有「大道日以沒，誰與相維持」等句，凌遲處死，家屬發遣為奴。祝庭錚著《續三字經》，內有「發披左，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等語，開棺戮屍，孫五人坐斬。

乾隆朝的文字獄不勝枚舉，真可謂是登峰造極，無與倫比。到了乾隆晚年，這樣的文字獄有所減少，但文人已是噤若寒蟬，以至於到了嘉慶和道光年間，大詩人龔自珍一想起文字獄仍心有餘悸，寫下了「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的名句。

乾隆朝以後，清廷再無大規模的文字獄，這絕非清廷的仁慈。一方面是其控制力減弱，再像乾隆朝那樣大動干戈，已經是不大可能；另一方面，經過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一百多年的文字獄，尤其是乾隆朝的血雨腥風，國人已經麻木了，習慣性地接受清廷的思想控制，不敢有任何的差池。

說到這裡，我們再來看看《紅樓夢》，如果真如胡適派紅學家們所說成書在乾隆時期的話，首先這個書名就是犯禁的，誰不知道朱就是紅，紅就是朱呢？書中的什麼悼紅軒，怡紅院，絳洞花王，千紅一窟，都是寫紅的，僅憑這一點，《紅樓夢》就難逃厄運。這書剛一出來就一定會被追查，更談不上讓作者以及整個批書集團「增刪十年」了。

其次，《紅樓夢》一書有著強烈的隱喻意味，比如女媧補天，共工撞擊不周山，在前面的文章中，筆者已經指出，這是隱喻清廷 「水患」充滿了人間，作者感嘆自己無能，不能像女媧一樣去補天。至於什麼葫蘆廟，說白了就是「胡虜廟」，難道這世上就只有《紅樓夢》的創作集團聰明，當別人都是傻子嗎？

書中的許多人物，比如說庸醫胡君榮、金榮、夏金桂等人，光從這名字上來看，就是對清廷的大不敬，誰不知道清廷是胡人當政？誰不知道「金」即是「清」，愛新覺羅就是金的意思？《紅樓夢》的作者還破口大罵「姓金的，你是個什麼東西？」這不是太明目張胆了嗎？

《紅樓夢》字裡行間充滿了對故國之思，尤其是對明朝的思念，更是比比皆是，這在前面的文章中，我們已經多次論述過了，在這裡再作一下簡單介紹。比如對「明」的懷念，「雙懸日月照乾坤」，「 座上珠璣昭日月」……在秦可卿的葬禮上，提到了「奉天洪建兆年不易之朝」，其實即是指大明，洪建即是指大明建國之初的兩個年號，一為洪武，乃明太祖朱元璋的年號；一為建文，乃明惠帝朱允炆的年號。而兆年不易，從字面上來講，即是永遠不變，即是明神宗的年號萬曆！

也許有人會說，這樣的解讀實在是太過牽強了。但乾隆朝的文字獄，又有哪個不牽強呢？比如說沈德潛的那兩句「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分明是詠黑牡丹的，但就有人聽出了弦外之音。如果按這樣的標準定罪，《紅樓夢》只會更甚，而不會被清廷放過的。

按胡適派紅學的說法，《紅樓夢》的作者是罪臣之子，清廷對其網開一面，只是沒收其家產，並沒有對曹家趕盡殺絕，那曹家人就應該對朝廷感恩戴德，老老實實地夾著尾巴做人，而不是寫什麼小說去詆毀朝廷。雖然書中說這本書和朝政無關，但當時的明眼人都看得出來，許多地方分明就是干涉朝政的，以家喻國的手段並非難以理解。

更為荒謬的是，胡適紅學家們竟然認為「曹雪芹」三個字是真名實姓。作者再傻，寫出這樣一本書，會蠢到留下自己的真名實姓？即便說曹雪芹本人不怕死，難道說他不怕牽連無數的家人和朋友嗎？作死也沒有這樣作的。

綜合各方面因素來看，《紅樓夢》只能成書在康熙年間，雍正年間是絕無可能的，因為那些批語的干支在雍正那十三年間是沒有的。正因為康熙年間，清廷的統治還不算十分穩固，反清勢力還十分活躍，為了收買人心，容許這些文人發些牢騷，只要不那麼赤裸裸、危及到政權的安穩，清廷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予追究。《聊齋志異》、《長生殿》和《桃花扇》等等帶著強烈的遺民情結的小說和戲曲出現在這個時代就不足為奇了。

一旦政權穩定了，清廷就會毫不客氣，容不得半點嘲諷，就連弦外之音也是絕對不允許的。乾隆時期的那血雨腥風般的文字獄，即是明證。

《紅樓夢》犯禁之處很多，筆者絕不相信《紅樓夢》能逃脫得了這樣嚴厲的文字獄而存活下來，並且流傳於世又風靡全國。《紅樓夢》是一部思想開放、文字鮮活的文學巨著，是中國傳統文化集大成之作。胡適派紅學家們卻提出成書時間是幾千年來思想文化控制最為嚴密、文網最嚴酷的清乾隆時期，這樣的論點顯然是違背歷史和文化常識的，是典型的誤讀。

也正因為《紅樓夢》成書於康熙年間，到乾隆時期已經歷經了數十年的時光，流傳已經相當的廣泛了，在江南一代幾乎達到了家喻戶曉的地步。據乾隆時期的文人周春記載，《紅樓夢》在乾隆八年（公元1743）就已經在浙江海寧一帶廣為流傳。「癸亥（乾隆八年）、甲子（乾隆九年）間，余讀書家塾，聽父老談張候事，雖不能盡記，約略與此書相符，然猶不敢臆斷。再證明《曝書亭集》、《池北偶談》、《江南通志》、《隨園詩話》、《張候行述》諸書，遂決其無疑義矣。案靖逆襄壯候勇長子恪定候雲翼，幼子寧國府知府雲翰，此寧國、榮國之名所由起也。」（《閱〈紅樓夢〉隨筆》）而這個記載顯然是和胡適派紅學相悖的，他們認為此時的曹雪芹還只是一個幾歲的小孩子，《紅樓夢》根本連影子也沒有。實際上，周春沒必要撒這樣的彌天大謊。周春的記載和我們「吳氏紅學」的立論是不謀而合的。從這點也可看出胡適派紅學的荒謬之處。

正因為這部小說在乾隆時期已經相當流行，若是對此進行徹查的話，反而會打草驚蛇，引起人們的好奇心，刺激更多的人去找尋這本書來閱讀，探尋《紅樓夢》背後的故事。這樣一來，禁書反而變成了傳書，得不償失，自然不會為清廷所接受。

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許多滿蒙貴族為了裝點門面，也收藏了《紅樓夢》的手抄本。若是徹底查禁此書的話，那麼這些人應該怎樣處理，這也是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這其實也從另一個方面驗證了《紅樓夢》成書於康熙年間。那時清廷入關才數十年，漢化還不算深，對《紅樓夢》這本書的弦外之音了解不夠，只是單純地當作一本精彩的世情小說來看，紛紛收藏此書。而到了乾隆年間，清廷定鼎已達百餘年，漢化已深，哪怕是再高明的文字遊戲都不太可能瞞得了清廷的統治階層。

根據《紅樓夢》一書前面的情節伏線，80回後肯定有十分露骨的干政情節，參與創作的成員為了使本書傳世，故意砍掉了後面的內容，以一部殘書傳抄於世，這也恰好被清廷所利用。清廷一方面組織文人對前八十回進行篡改和刪減，另一方面採用了一個不管是思想和文字都跟前八十回格格不入的後四十回，並且大規模地刻印出版，巧妙地將《紅樓夢》的主題從「反清悼明」變成了一本普通的世情小說。而出版物比手抄本有著更為廣泛快捷的傳播優勢，於是，120回程高本佔據了《紅樓夢》版本主流。久而久之，帶批語的手抄本就越來越少了，《紅樓夢》原本的思想也漸漸地不為人所知。不得不說，清廷的這一手段，比起禁書更加高明，是另一種變相的「禁書」。

最後需要說明的一點是，在乾隆時期，人們對《紅樓夢》作者是誰含混不清，沒人能確切說出作者是誰。清廷如果大興文字獄，到哪裡去追查作者？乾隆時期的大才子袁枚認為作者「相隔已百年矣」。裕瑞認識的那個曹雪芹「身胖，頭廣，色黑」， 敦誠在《鷦鷯庵雜誌》抄本之《挽曹雪芹》中，曾這樣記載曹雪芹：「四十蕭然太瘦生，曉風昨日拂銘旌。」顯然他們二人認識的曹雪芹不是同一人，而且兩人的記載中都沒有提到過曹雪芹寫過《紅樓夢》。許多人雖然認為《紅樓夢》是曹寅子孫所著，但都只是猜測，並無真憑實據。如果在乾隆時期，真的如胡適派紅學所說有一個叫曹雪芹的寫作《紅樓夢》，那他一定逃不出清廷的魔爪，《紅樓夢》這書恐怕也早已湮沒不存了。

綜上所述，《紅樓夢》只能成書於康熙年間，作者為規避麻煩和風險，增刪者、批書人全都是化名，而且故意砍去了赤裸裸犯禁的後數十回，這樣才能使《紅樓夢》的前八十回在世間順利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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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王華東 至真齋主 編輯：瀟湘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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