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遇還是威脅?善變特朗普帶給中國和歐洲的選擇題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米歇爾?阿格里塔、白果(Michel Aglietta and Guo Bai)翻譯:張成 校訂:楊晗軼】
2008年全球性系統金融危機以後,世界經濟的復甦進程異常緩慢。
時至今日,危機的傷痕仍體現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許多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上,以及部分歐元區國家的銀行體系中。而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的這半年,給經濟和金融關係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並造成地緣政治的激烈變動。
在經濟方面,美國利率的未來走勢可能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意外表現,進而導致債券和外匯市場動蕩。
在政治方面,特朗普的悖論在於,他一方面宣稱「美國優先」,一方面憎惡那些幫助美國維繫戰後霸權的國際組織。
特朗普理解的全球政治,是國與國爭利的角斗場;而非各國通過協商,尋求最大公約數,共建開放性多邊體系的舞台。
在此背景下,我們或將見證由美國霸權主導的世界秩序逐步解體。問題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呢?
特朗普的政策目標矛盾重重
特朗普的政策意圖仍然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外界對其可行性也持懷疑態度。
特朗普反覆吹噓的一大目標,是要藉助金融「去監管化」、稅制改革和基建投資等手段,推動美國經濟增長率衝上3%。
隨著美國人口老齡化和新增勞動力的減少,要實現3%的GDP增速目標要求美國全要素生產率提高2.3%。自從上世紀60年代後期以來,美國從未連續10年實現這樣的增長速度。過去10年間,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為0.7%。
負責對特朗普財政政策長期評估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認為,在樂觀情況下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將於2027年緩慢恢復至1.1%左右。3%的GDP增長目標實現機會實在渺茫。
特朗普還宣稱,他要在實現3%增長目標的同時,削減財政和貿易雙重赤字。
這些目標之間,存在嚴重的矛盾。基建投資的增加,稅收的減少,和政策刺激下的私人部門收入增長,都只會擴大財政和貿易赤字。
即便我們假設在「特朗普經濟學」的作用下,美國生產率提升速度真的達到高於世界其他地方的水平,也並不意味著美國能恢復貿易平衡。恰恰相反,外國投資者將購買更多的美國資產,推動美元升值。
美國的進口規模將擴大,極大傷害特朗普口頭承諾要保護的製造業。如果特朗普削減企業稅率,將誘使公司把海外利潤輸送回國,大量外幣被兌換成美元,也會提高美元匯率,降低美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
如果特朗普執意要實現這些不切實際的目標,很可能給美國,乃至全球經濟帶來最嚴峻的風險。
特朗普的這種固執來源於他對所謂「里根經濟學」的盲目信任,源於他和他的支持者們對拉弗曲線的誤解。
他們認為,拉弗曲線意味著,只要降低稅率,就一定能刺激經濟增長到一個使得總稅收增加的水平。可拉弗曲線本身只顯示說在稅率高於50%以上時,上述效應才存在。顯然,美國現在的稅率並沒有高過50%。
另外,至少還有兩個其它的因素會影響減稅的效果。其一,私人債務的水平必須比較低。否則減稅所帶來的額外收益將會被用來償還欠債;其二,企業需要將減稅獲得的收益投入生產性努力中去。如果這些資金進入金融操作,或用於分紅,其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是有限的。
更何況,特朗普的稅改方案,是希望將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分別降至33%和15%。根據美國稅收政策中心研究顯示,這樣結構的減稅帶來的好處難以平攤到社會各個群體,因此,將會使目前已高度不公的收入分配狀況進一步惡化。
前車之鑒,後事之師。為了更直觀的展現所謂的特朗普經濟學會帶來的後果,讓我們來看看特朗普推崇備至的里根時代,究竟發生了什麼。
首先,我們要明白里根經濟學本就不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經濟政策,而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意識形態,那就是新自由主義。在這種意識形態下,市場機制和理性選擇的作用被無限放大了,而政府被認為是問題的創造者,而非解決者。
以這種理念為指導,里根大幅降低個稅,加大軍事開支,縮小聯邦政府社會性支出,放鬆金融監管。同時,美聯儲將利率提高一倍,以抑制通脹。
然後發生了什麼呢?
通脹的確得到了抑制,但利率上漲過快的代價是1981-82年經濟的衰退和一度達到10%的失業率。聯邦政府赤字從1981年的739億美元,跳升至1987年的2380億美元;聯邦政府負債率從GDP的33.5%增長到1986年的50.7%。同期的貿易逆差從242億美元擴大到1698億美元。
里根時期,聯邦政府負債與GDP的比例大增。上圖為1980年以來美國政府債務與GDP比例各節點增長情況,圖片來自Market Watch
更為嚴重的是,在放鬆金融監管政策的引導下,大量優秀人才離開了實體經濟,進入金融行業。進而開啟了美國生產率長期的下降走勢。這種走勢只在柯林頓執政期間被短暫地中斷。
里根經濟學最終醞釀了一場金融危機:1987年,黑色星期一,美國股市崩盤,道指大跌22.61%,紐交所一片混亂。
這就是里根經濟學的實際經濟效果。
考慮到里根執政初期美國的股市價格和負債率都處於低點,而目前的美國金融市場已經呈現一定的泡沫化,美國聯邦政府負債水平也屢創新高,特朗普經濟學,如果真的得以實現,效果只能更糟,帶來的危害會更大。
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金融可能再生動蕩
我們不能完全排除金融市場出現利率以超預期幅度和速度陡然上升的可能性。過去一年來經濟復甦的信號並不明確,發達經濟體經濟增速小幅提高(歐元區經濟增速從1.3%升至1.7%);部分國家勞動市場似乎回到了充分就業狀態。
但各國核心通脹率仍然未達標,工資水平停滯不前,儘管科技行業湧現出許多創新,但生產率提升速度遲緩的難題卻仍得不到解決。
在長期超級寬鬆的貨幣政策的推動下,金融市場(包括債券和股票市場)經歷了一輪持續(歐洲自2012年中以來)的繁榮,沒有出現大幅波動。但它與經濟基本面實際上是脫節的。
2016年11月,美國股市周期調整市盈率高達26.8倍,遠高於長期平均值(1960年至2016年平均市盈率為19.9倍)。自美國大選以來,美股平均市盈率迅速攀升,至2017年4月已達29.2倍。
特朗普勝選以來,美國股市大漲,泡沫加劇。圖為2016年1月以來道指K線走勢圖
然而自2017年一季度以來,市場觀望情緒加重,波動性有上升跡象。近期,出於對金融危機時代全球各大央行「注水」行動即將結束的恐慌,全球投資者拋售債券的浪潮開始波及股市。而美國未來財政政策的不確定性以及赤字擴大的廣泛預期,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恐慌。
因此,債券收益率的趨勢變化或成為不穩定性的來源。不管十年期美國國債基準收益率是否會在2017年年底前突破3%(5月31日為2.2%),全球負債公司債務展期都將面臨困難。
不論美國國債收益率上行會推動美元升值,還是抬高國內利率,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中負債較重的企業都將受到影響。如果資產負債表風險過高導致資本大規模外流,那麼美元的急速升值可能會成為債務崩潰的催化劑。
在高度關聯的國際金融體系中,危機可能會再次互相傳染。這些風險,是全球主要央行目前在政策上舉棋不定的重要原因。
金融市場的破壞性波動是否會發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央行的立場。金融市場會如何解讀接下來央行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央行是否可以在逆周期政策和金融穩定之間求取平衡?在通脹沒有顯現的情況下,加息是否必要?
現在的通貨膨脹水平不僅與商業周期相關,還受貨幣政策無法企及的結構性因素影響。科技進步不斷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普通人最關心的消費品價格一直保持低位。
然而,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去監管化的金融市場共同作用,推高資產價格,導致財富的兩極分化進一步持續加劇。這種極化破壞了社會凝聚力,剝奪了窮人受教育的機會,並削弱了增長潛力和社會穩定。一般來說,貨幣政策制定者不會考慮這些因素,他們現在是否應該將其納入考慮呢?
在這些問題的回答上,政策制定者和學術界存在意見分歧。美聯儲的選擇尤為重要,因為任何大規模市場波動都始於美國國債收益率上行,然後迅速傳導至歐元區政府債務,再波及新興市場經濟體風險更高的債務。目前美聯儲政策制定者的觀點存在分歧,因此格外令人擔憂。
地緣政治的擾動:中國和歐洲可以抓住的機遇
特朗普當選總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戰後遺留下來的世界秩序。如果各國把彼此當作政治對手,將加劇國際金融領域的緊張,也更易導致金融市場動蕩。
特朗普對現存國際秩序的否定在多個層面產生了重要影響。對於歐洲而言,美國提供的協防承諾是否仍然牢固不破?對於世界而言,特朗普在貿易等領域拒絕多邊主義原則,在外交領域拒絕尊重他國核心利益,並削弱了人類作為一個群體,應對共同問題的能力。
特朗普退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氣候變化問題,是本世紀人類文明面臨的最大挑戰。要應對這個挑戰,未來20至25年內全球需要新增投資90萬億美元的綠色基礎設施。
那些能夠參與合作、為長期投資提供投融資便利的國家,將成為新的可持續增長機制中的技術領袖。歐洲應該利用這個契機,進一步促進歐盟內部的財政和金融統一,成為更有力的財政和金融力量。
德國總理默克爾稱,將直面氣候變化挑戰
而特朗普呢,希望將美國從這些努力中拉開。他把國際互動看作零和博弈,認為各國為了自身利益應該自掃門前雪,而不是通過建立規則等制度化手段重塑全球化,以投資合作追求共同利益。
中國回應美國退出巴黎協定:《巴黎協定》凝聚了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最廣泛的共識,各方應共同珍惜和維護這一來之不易的成果。
中國將繼續落實減排目標,既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承擔的國際責任,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然而,其它國家不會放棄合作努力。也就是說,在此過程中,一個新的國際安全框架將會在這些面向未來的合作中,逐步建立起來。
「一帶一路」倡議有望改變全球化的固有模式,在亞洲、非洲和歐洲之間搭建多重社會關係網路,其中尤以金融網路最為重要。創設亞投行的目的正是在於將許多國家聚在一起,並把各國開發銀行和多邊開發銀行聯繫起來,徹底改造國際金融系統。
亞投行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追捧,就連此前試圖阻止西方盟友加入亞投行的美國也開始轉變對亞投行的態度。漫畫|中國日報 羅傑
具有公共性質的開發銀行是為大型、長期項目融資的主要金融機構。它們擁有支持此類項目的法律授權,能給經濟帶來強大的正外部性。它們的責任由公共權力部門劃定,具有長期性、權責對等特點。它們的資本來自具有金融信譽的國家和國際主權實體。
從多邊的角度來看,開發銀行只要管控好協調類風險,是可以為跨國基建提供融資、促進地區一體化進程的。
中國可以在處理國際關係時,以明確的態度,努力探索和促進正和合作。如果中國一以貫之地追求該目標,一個多極化的新世界將出現在地平線,新的均衡最終也會成為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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