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為何在北京奧運火炬傳遞上沒保護好？薩科奇甩鍋巴黎市長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文】

【2017年7月12-26日，長期主張「腳底板下做學問」的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先後密集走訪了瑞典斯德哥爾摩、芬蘭赫爾辛基、俄羅斯聖彼得堡、愛沙尼亞塔林、拉脫維亞里加、丹麥哥本哈根、荷蘭阿姆斯特丹、比利時布魯日、英國倫敦、義大利羅馬等地，參加了第三屆東西方經濟文化論壇並發表主旨演講，沿途還與法國前總統薩科齊、英國前首相卡梅倫等多位政治人物、多位企業家和多位著名學者深度交流溝通，對中國崛起、企業國際化、全球社會發展等有了全新感悟。

7月28日晚，王文回京後力邀同行的徐二明教授、謝耘教授第一時間將相關體會與公眾分享，現整理王文講座內容精華部分編髮如下。】

各位朋友周末好，感謝各位周末光臨人大重陽，一起與我們探討實地調研十個歐洲國家後的一些感悟式的結論。

我一直主張「腳底板下做學問」。現在這個年代可謂是「知識貶值，見識增值」的時代，因為獲得知識的成本幾乎為零，要想獲得知識，百度一下就知道了。當然，百度不能做學問，不過，很多學者以Google做學問。相比之下，獲得見識需要非常高的成本，包括時間、金錢、精力等。有時候，知識和見識之間有很大區別，甚至是截然不同的。

在知識層面看，一提到我們這次去的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尤其是北歐國家，百度或者Google上搜，一搜「北歐」基本上都是「北歐模式」，基本的內容是小國寡民、福利高、收入高、幸福國度等等，但我去了以後感受卻比百度谷歌上更豐富、更多元、更複雜。

不過，知識層面對北歐的正面是有現實基礎的。25年前，著名美籍日裔學者弗蘭西斯·福山寫過一本書《歷史的終結》，就把把歷史終結點的榜樣國家視為是北歐的丹麥。去年，差點成為美國總統候選人的桑德斯也曾經講過，我們美國未來發展就要像丹麥、挪威、瑞典那樣看齊。前年蓋勒普調查，155個國家眼裡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北歐國家。從這個角度看，與我們一路走過看到的表面現象也是一致的，街景很平靜，天空很藍，郊區很美，老百姓安居樂業，一幅中國古代道家所言的「小國寡民」狀態。但深刻思考，問題可能更複雜一些。

在我眼裡，大概有三點特殊的感受：

第一，滿大街看到相當多老人，顯示了非常嚴重的老齡化現象。無論是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哥本哈根，服務生、售貨員、司機、教堂禮拜者、廣場步行者，五六十歲以上的比例相當高。回想一下，的確，原來北歐國家是世界上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挪威、瑞典、芬蘭、丹麥、冰島等北歐五國共計2600萬人口左右，65歲以上老齡人口將近550萬，約佔20%。這什麼概念呢？按聯合國的標準，如果65歲人口超過7%，算「老齡化社會」，14%就是「老齡社會」，超過20%就是「超老齡社會」。

當然，有媒體也誇挪威、瑞典等的平均壽命在85歲左右，都是正面報道，但另一方面，由於預期壽命增加，退休人員領取養老、醫保以及其他服務的時間拉長，使得國家財政承受的壓力陡增，國家不堪重負，發展成本加大，北歐國家的債務上限屢創新高。2011年歐債危機，第一個破產的國家就是北歐國家冰島。芬蘭等國家的債務也已超過了歐盟的警戒線。從這個角度看，恐怕我們要更全面地看「幸福國家」的定義了。

第二，因為老齡化的嚴重，整個社會福利體系近乎終結。我一路上買了一些東西，在最後一國退稅，發現北歐國家的稅率是最高的。再核實，發現北歐國家稅收在50%-60%。對此，我們知識體系中認為，稅率高是社會保障高的表現，的確，北歐國家瑞典、芬蘭、丹麥社會保障費用佔GDP比例達到40%以上，其他國家像日本約25%，美國約18%，中國可能在10%。稅負比較高的確是福利社會高的基礎，但理論上看，這種模式並不能持久，而會產生競爭力的下降、社會活力不足。

根本原因是，誘使相當大一部分年輕人不願意工作，養了許多懶漢，有人把他稱為「30％的人養活了70％的人」。我在赫爾辛基、里加、塔林街頭，的確看到許多年輕人在做街頭表演，提琴、舞蹈、古樂器等，但有一搭沒一搭的，表情輕鬆，目光卻是空洞，這實際上是社會慵懶症。數據顯示，在瑞典一度有年均400萬僱員沒上班，占人口40%的國民靠休「病假」、領取各種社會福利金生活。病假補貼佔到瑞典公共總支出的16%，失業率持續上升。由此再審視知識層面的「福利社會」概念，可能會更複雜一些。

更糟糕的是，如瑞典對收入最高階層的徵稅率達到84%，資本外流嚴重，企業成本上升，人才流失嚴重，創新能力下降。近十年來，北歐國家經濟平均增長率持續在2%上下徘徊，低迷不前。北歐最著名的三個企業品牌：諾基亞、愛立信、沃爾沃。前兩個最新年報顯示，2016年同比收入均下降了14-17%。一度壟斷手機市場的諾基亞，未能跟上智能手機創新大潮，已退出了全球智能手機市場。沃爾沃的利潤增長了66%，沃爾沃人透露，主要原因是2011年被中國公司收購了。

不過，據《經濟學人》報道，瑞典已在改革，把公共開支佔GDP的比例從1993年的67%降到2013年49%。個稅、財產稅、贈與稅、遺產稅紛紛下降或被廢除，種種最新的事實已說明，傳統知識層面上的「北歐模式」正在終結或被改革，不再是當年人們內心的擁躉。

第三點感悟是，這一路十個國家，我們有不同的嚮導，但特別有意思的是，每一國都有嚮導提醒我們，要小心扒手，社會治安令人堪憂。在聖彼得堡，曾發生了掛在胸前的照相機大鏡頭蓋被人不知不覺間順走的案例。在羅馬，「扒手」更是重災區，聽說中國人每兩三人里就有一個在羅馬被人割了口袋、偷搶了包的事例。過去，我去巴黎、維也納，都曾被提醒要小心扒手。

當地人把這種社會治理的失效歸因於「全球化衝擊」。難民和中東歐的移民（如吉普賽人）大量湧入北歐、西歐國家，產生了大量社會問題，進而導致了主張極端排外的北歐極右翼政黨支持率的上升。目前，瑞典極右翼的政黨已是議會的第三大黨，丹麥極右翼政黨已是第二大黨。

極右翼政黨有很強的民意基礎。比如，這次我們在丹麥參觀某城堡，走錯了路，從出口進去了，看門的一位大媽就相當不友好，對我們吹鼻子瞪眼睛，好像欠他們什麼似的。多年前，在北歐另一個富國挪威，乘坐公交車，我與同行的中國朋友坐在最後一排，當時剛放學，幾個高中生，人高馬大上車，看到后座有幾個外國人，就一邊看我們一邊竊竊私語。下了車以後，集體朝我們座位邊的窗戶上吐唾沫，場面較為驚恐，行為相當粗魯。據說對中國人還算好一些的，對穆斯林就更受歧視。所以，歐洲正在面臨非常強烈的「伊斯蘭報復」。一些城市如布魯塞爾、倫敦等穆斯林人口極劇上升，甚至有的區域90%人口都是穆斯林。有一本書中曾記述把歐洲稱為叫「歐拉伯」（Eurab），是Europe和Arab的詞合在一塊兒，意指歐洲的阿拉伯化。

最後一點感悟是，一路見證了中國影響力在歐洲的提升。在聖彼得堡冬宮門前、彼得大帝像下，中國旅行者是可以用人民幣直接購買東西的，這說明背後是與人民幣國際化的清算與匯兌體系掛鉤的。在北歐、西歐等每個人多的地方，都會有當地人用「你好」、「謝謝」、「再見」與你打招呼。這些年中國軟實力的提升是明顯的。

這次還非常有幸見到了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和英國前首相卡梅倫。卡梅倫在英國脫歐後辭職，很少見到他的消息。這次他公開講解了許多看法，包括要向中國學習基礎設施建設，反思民主政治等等。

但我印象更深刻的還是薩科齊總統。他公開有一場大的講座，我向他提了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2008年你當總統的時候，也沒有保護好北京奧運火炬傳遞，還見了達賴喇嘛，後面幾年中法關係特別好。是什麼原因讓您對後面幾年中法關係做了調整和扭轉？」他一看有些挑釁性，立刻來勁了，說「不要以為2008年我對中國不好，2008年我是第一個表示來參加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許多歐洲大國都沒來。」「為什麼巴黎沒保護好火炬？因為巴黎市長是我的反對派，他是在反對我。你應該去問他。」「為什麼我要見達賴喇嘛，因為沒有任何人決定我見誰和不見誰，但我也很顧及中國的感受，我沒有在巴黎總統府見他，而是在波蘭見他」等等。他很坦誠，給我很直率的印象。第二天早上，有機會與他早餐，他一見到我就說，你的問題我很享受，我喜歡有挑戰性的問題。我也說，是啊，那麼多的人，給了您一個機會回應。

後來，在倫敦，薩科齊還與卡梅倫做了一場對話。他對中國的看法也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我們要向中國學習最重要的事情是，願景！他特別欣賞中國領導人每五年、每十年給國民的許諾，讓國民能夠有更大的可能性實現生活願景。而這些願景正是國家發展的希望。另外，他還講到，全世界最大的問題和挑戰是不確定性，但中國很確定。中國是個古老的國家，極其難以駕馭，非常佩服中國領導人的駕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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