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毒藥和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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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葵

（蔣立冬 繪）

成都中醫藥大學教授王家葵先生對本草學、藥理學深有研究，除了日常的教學、研究之外，他還擔任中國藥學會葯史本草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藥與臨床》雜誌副主編等職務。同時，他在道教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豐碩成果：著有《陶弘景叢考》，輯錄、校注的數種道教文獻，都收入「道教典籍選刊」。此次訪談，是去年暑期的一個訪談的繼續。當時的一次閑談中，王家葵先生聊到，《水滸》所載「蒙汗藥」的「蒙汗」作用，在醫學上確有根據。由這個話頭深談下去，就有了一篇《王家葵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藥物》。可惜的是，當時竟然沒有涉及「毒藥」和「解藥」這個話題。今年夏天，我們彌補上了這個遺憾。

採訪︱鄭詩亮

很高興能在去年和您談完古典文學裡的藥物之後，今年繼續有關「毒藥」的話題。能否請您首先定義一下，什麼叫「毒藥」？

王家葵：說到「毒藥」，首先明確一點，我所談論的「毒藥」，就是毒理學（toxicology）所定義的毒藥：在一定條件下，以較小劑量進入機體就能干擾正常生化過程或生理功能，引起暫時或永久性的病理改變，甚至危及生命的化學物質，此即通常意義的毒藥（poison）。

為什麼這樣糾結呢？因為中醫有一派意見認為，古代醫藥文獻裡面出現的「毒藥」並不全都是指毒性，更是對藥物「偏性」的概括——事實上，所謂「偏性」，本身就需要準確定義。他們常舉的例句，一是《周禮·天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鄭玄註：「毒藥，葯之辛苦者，葯之物恆多毒。」另一句是《素問·臟氣法時論》「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王冰註：「葯謂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魚、鳥獸之類，皆可以祛邪養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謂之毒藥也。」

《神農本草經》明代盧復輯本

我不同意這樣的看法，研究專業辭彙的定義，專業文獻的表述最有說服力。「毒藥」是藥學辭彙，不妨先看《神農本草經》的意見。《本草經》把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毒性之有無，是分類依據之一，所以經文說：「上藥無毒，多服、久服不傷人。」請注意，句中「多服」與「久服」是兩個概念，多服指短時間攝入較大劑量，久服指常規劑量較長時間攝入，如果出現「傷人」的後果，對應的毒理學概念分別是急性毒性（acute toxicity）和慢性毒性（chronic toxicity）。具體使用例句，如「（麻蕡）多食令人見鬼狂走」，「（劉寄奴草）多服令人痢」，「（白堊）久服傷五臟，令人羸瘦」，「（礬石）久服傷人骨」等。

《諸病源候論》為隋代太醫巢元方「奉詔所作」，是一部代表官方意見的病理學著作。該書「解諸葯毒候」條開宗明義即說：「凡藥物雲『有毒』及『有大毒』者，皆能變亂，於人為害，亦能殺人。」這可以視為針對本草條文中「有毒」字樣的司法解釋。

因此，儘管古代本草學家對具體藥物毒性判斷存在若干錯謬，但其所談論的，就是符合於現代毒理學定義的「毒性」，這也是我們今天對話所涉及的「毒藥」。

明清小說裡面寫到過很多毒藥，情節往往很神奇，效果常常很驚人，這些毒藥真的都存在嗎？

王家葵：我們從「見血封喉」談起吧。「見血封喉」是明清小說裡面的辭彙，檢索一下，《鏡花緣》有這樣的情節：一隻斑毛大蟲中了獵戶的葯箭，「大吼一聲，將身縱起，離地數丈，隨即落下，四腳朝天，眼中插著一箭，竟自不動」，多九公喝彩道：「真好神箭，果然見血封喉。」轉向唐敖解釋說：「此箭乃獵戶放的葯箭，系用毒草所制。凡猛獸著了此箭，任他凶勇，登時血脈凝結，氣嗓緊閉，所以叫見血封喉。」

「見血封喉」並不僅形容毒性劇烈或者毒效迅速，其實也可以是箭毒（curare）類毒藥中毒的客觀寫照。

箭毒木（桑科見血封喉）

呼吸運動主要依靠膈肌和肋間肌收縮舒張來完成，這些都屬於骨骼肌，受運動神經的調控。南美印第安人從防己科箭毒藤屬植物中提取浸膏，稱為箭毒，塗抹在箭簇上，用於戰爭和捕獵。箭毒中的主要成分是筒箭毒鹼（d-tubocurarine），能夠阻斷運動神經與骨骼肌之間的信號傳遞，產生強大的肌肉鬆弛作用。但不同部位的骨骼肌對筒箭毒鹼敏感度不一樣，眼部肌肉最先鬆弛，然後是肩胛四肢、頸部和軀幹肌肉的鬆弛，再以後是肋間肌鬆弛，出現腹式呼吸，最後膈肌麻痹，呼吸停止死亡。身軀龐大的野獸中箭以後，首先癱軟下來，數分鐘到半小時左右死於呼吸抑制。在人而言，同樣也是頸部肌群的鬆弛效應早於肋間肌、膈肌的抑制；故在受害者中毒死亡以前，能夠感受並表達出因喉肌麻痹而出現的強烈窒息感，於是給旁觀者留下「見血封喉」的殘酷印象。

晚近醫書中也提到「見血封喉」，清人所撰《外科證治全書》卷四有一條，說毒箭傷人，其中「一種是草烏膏，喂塗箭鏃名射罔，人若中之，見血封喉而死」。草烏的毒性成分主要是二萜雙酯類生物鹼，如烏頭鹼（aconitine）之類，中毒者多數死於心律失常，而非呼吸抑制。植物學家把分布在兩廣、海南、雲南的一種桑科喬木箭毒木（Antiaris toxicaria）稱作見血封喉樹，這種植物莖幹、枝葉等都含有乳白色汁液，當地人也用來塗抹箭頭，射殺野獸。但箭毒木所含毒性物質為強心苷（cardiac glycoside）結構，也是心臟毒性，似乎不會出現「見血封喉」的效應。如果「見血封喉」確實是對毒理效應的客觀描述，相關物種還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剛才您提到「射罔」，這是什麼？

王家葵：「射罔」在古代是一類鼎鼎大名的毒藥。《神農本草經》烏頭條說：「其汁煎之名射罔，殺禽獸。」陶弘景注釋：「搗榨莖取汁，日煎為射罔，獵人以傅箭，射禽獸，中人亦死，宜速解之。」清代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引用《白猿經》，有用草烏製作射罔膏的詳細方法，可以得到砂糖樣的烏頭鹼結晶，據說「挑起取用，上箭最快，到身走數步即死」，按照李約瑟的觀點，這是最早的生物鹼提取物。烏頭鹼獵殺野獸，當然也可以殺人。《國語·晉語》「驪姬受福，乃寘鴆於酒，寘堇於肉」，賈逵註：「堇，烏頭也。」這應是使用烏頭投毒較早記錄。

《本草品彙精要》烏頭圖

烏頭植物圖

另一則記錄見於《漢書·外戚傳》，女醫淳于衍受霍光夫人的指使給漢宣帝的許皇后下藥，使用的也是附子、烏頭一類。皇后飲下毒藥，頓覺不適，問道：「我頭岑岑也，葯中得無有毒？」淳于衍敷衍幾句，皇后便「遂愈加煩懣而崩」。「岑岑」亦寫作「涔涔」，煩悶不舒的樣子，《尚書·說命》說「葯不瞑眩」，應該就是這種昏昏冒冒的狀態。這也是烏頭鹼中毒的標準狀態，乃由中樞毒性所致。《涌幢小品》說，朱熹曾誤服烏喙中毒，當時的癥狀也是「頭涔涔，漸煩憊，遍體皆黑，幾至危殆」，所幸及時發現，通過催吐而得以減輕。

烏頭鹼中毒在臨床最為常見，時有死亡案例。以下幾種情況尤其注意：附子是中醫常用藥，如果處方劑量過大，且調劑處理不當，所含烏頭鹼未得充分水解，可引起中毒反應；民間風濕藥酒許多都有烏頭屬植物，如草烏、雪上一支蒿等《中國藥典》嚴禁內服的「草藥」，病人偏聽偏信而中毒；市售外用風濕酊劑，塗抹過量，或皮膚有創口，烏頭鹼吸收中毒。

在我國古代的文學作品與文人筆記中，有一種毒物常被提及，就是斷腸草。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毒物呢？它真實存在嗎？效力如何？

王家葵：這個說來話長，我們要先從鉤吻說起。

作為毒藥，鉤吻比烏頭更加「有戲」。就跟「見血封喉」一樣，「鉤吻」一詞也是刻畫藥物的毒效，如陶弘景說：「（鉤吻）言其入口則鉤人喉吻。或言『吻』作『挽』字，牽挽人腸而絕之。」而因療效得名的藥物，很容易發生同名異物現象，即不同時間、不同地域，凡下咽即能斃命，或者令咽喉部產生強烈不適感的植物，都有可能被稱為「鉤吻」。而「鉤吻」急呼為「茛」，《廣雅·釋草》「茛，鉤吻也」即由此而來。歷代與「鉤吻」名稱相關，大致毛茛科、百部科、漆樹科、馬錢科、衛矛科多種有毒植物。

《雷公炮製藥性便覽》炮炙鉤吻圖

一種鉤吻與黃精形狀相似而善惡相反，《博物志》云：「黃帝問天老曰：天地所生，豈有食之令人不死者乎？天老曰：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而食之，可以長生。太陰之草，名曰鉤吻，不可食，入口立死。人信鉤吻之殺人，不信黃精之益壽，不亦惑乎？」陶弘景也說：「鉤吻別是一草，葉似黃精而莖紫，當心抽花，黃色，初生既極類黃精，故以為殺生之對也。」這種植物大約是百部科的黃精葉鉤吻（Croomia japonica）。此植物有一定的毒性，據說舐食其葉，有很強的割舌感，但也達不到下咽立死的程度，估計採藥人挖黃精時誤收，後來以訛傳訛，被附會為大毒藥鉤吻。

鉤吻又名野葛，也寫作「冶葛」。白居易《有木》組詩中有一首涉及誤食野葛中毒：「有木香苒苒，山頭生一蕟。主人不知名，移種近軒闥。愛其有芳味，因以調麹糵。前後曾飲者，十人無一活。豈徒悔封植，兼亦誤采掇。試問識葯人，始知名野葛。年深已滋蔓，刀斧不可伐。何時猛風來，為我連根拔。」不過，非常之人必有過人之處，《博物志》說魏武帝曹操「習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飲鴆酒」，大約是百毒不侵的意思。可注意的是，這裡鉤吻以長度計量，《南州異物志》也說，「取冶葛一名鉤吻數寸」，提示入葯部位為藤莖或者根莖，原植物可能是漆樹科毒漆藤（Toxicodendron radicans）。此植物掌狀複葉三小葉與豆科葛相似，所以得名「野葛」，《博物志》說「野葛食之殺人，家葛種之三年不收，後旅生亦不可食」者，或許即是同類。

《本草綱目》鉤吻，一名爛腸草。

唐代的鉤吻又不一樣，《新修本草》說：「野葛生桂州以南，村墟閭巷間皆有，彼人通名鉤吻，亦謂苗名鉤吻，根名野葛，蔓生。」《嶺表錄異》補充說：「野葛，毒草也。俗呼為胡蔓草。」這種生嶺南的鉤吻，為馬錢科植物胡蔓藤（Gelsemium elegans），是後世鉤吻的主流品種。這也是武俠小說中經常提到的「斷腸草」之一，《本草綱目》說：「廣人謂之胡蔓草，亦曰斷腸草。入人畜腹內，即粘腸上，半日則黑爛，又名爛腸草。」

這幾種「鉤吻」中，以胡蔓草的毒性最大，土人常用來毒人或自殺。《清稗類鈔》說：「嶺南有胡蔓草，葉如麻，花黃而小。一葉入口，百竅潰血，人無復生，凶民將取以毒人，則招搖若喜舞然。或有私怨者茹之，呷水一口，則腸立斷。或與人哄，置於食，以斃其親，誣以人命者有之。製為麻藥，置酒中，飲後昏不知人，然醒後不死。」讀過一篇茂名市公安局關於鉤吻（胡蔓草）中毒四十例屍檢報告，其中投毒十五例，自殺二十例，因治病內服或外用五例，約半數在一到兩小時內死亡，最小致死劑量為三片嫩葉。從癥狀看，咽喉部有燒灼感、窒息感，並回出現劇烈腹痛，這也與「鉤吻」或者「斷腸草」的名義相符。

既然名叫斷腸草，足以說明毒性之強了，史籍中記載，宋太宗賜李煜「牽機葯」，令其自斃。這個比斷腸草更厲害的「牽機葯」是什麼呢？

王家葵：南唐後主李煜降宋以後，偶然發故國之思，為徐鉉探知，報告了宋太宗，於是賜下牽機葯，飲之斃命。王銍的《默記》說：「牽機葯者，服之前卻數十回，頭足相就如牽機狀也。」事件的真實性存在爭議，但服藥後軀體狀態，顯然就是背肌強直性痙攣，致使頭和下肢後彎而軀幹向前成弓形的「角弓反張」體態，由此我們相信，「牽機葯」確實是用馬錢子調配。

馬錢子這一較鉤吻更厲害的毒藥，是馬錢科植物馬錢（Strychnos nux-vomica）的種子，含有馬錢子生物鹼，劇毒。馬錢是外來物種，因為種子的形狀略同於葫蘆科植物木鱉子（Momordica cochinchinensis），所以《本草綱目》稱之為「番木鱉」。李時珍說：「番木鱉生回回國，今西土邛州諸處皆有之。或雲能毒狗至死。」馬錢子生物鹼中所含士的寧（strychnine），能增加脊髓的興奮性，使脊髓反射的應激性提高，反射時間縮短，神經衝動易於傳導、骨骼肌的緊張度增加，曾經用於輕癱、偏癱等，民間也用於男性勃起功能障礙的輔助治療。但士的寧安全範圍狹窄，稍過量可致中樞廣泛興奮，全身骨骼肌攣縮，強直性驚厥，角弓反張，死亡率極高，已經從現代藥物中淘汰。

《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番木鱉圖

小說《甄嬛傳》有中安陵容吃苦杏仁自殺的記載，苦杏仁真的能令人中毒身亡嗎？

王家葵：安陵容吃苦杏仁自殺，確實是氰化物中毒。愛看阿加莎推理小說的讀者，一定記得經常飄蕩在兇案現場的那一股淡淡的苦杏仁味兒，對，那就是氰化物特有的氣味。氰化物抑制呼吸鏈，導致組織缺氧，死亡可以在染毒數分鐘到一小時內發生。杏仁、桃仁中含有苦杏仁苷（amygdalin），屬於氰糖苷（cyanogenic glycoside），在種子中所含苦杏仁酶的作用下，釋放出微量的氫氰酸和苯甲醛，所謂「平喘止嗽」作用，大約即通過此環節發生。苦杏仁苷在苦杏仁中含量可以高達百分之三，一次攝入大劑量，確實可能發生氰化物中毒。至於零食甜杏仁、巴旦木，氰苷含量極微，一般來說是安全的。

《食物本草》杏仁圖

古代醫藥家對這種毒性有所認識，所以本草中杏仁、桃仁都被標記為「有毒」；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從《名醫別錄》開始就強調杏仁「其兩仁者殺人」，後來又加上去尖、去皮的要求，所以通常的說法是，處方使用的杏仁、桃仁皆需要「去皮尖及雙仁者」，否則可能「殺人」。按照現在已知，這樣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可以設想，古人觀察過因服食苦杏仁引起的死亡事件，不明原理，遂將責任歸結為操作不當（未去皮、尖），或者罕見狀態（雙仁）。但問題不止於此，乾癟的苦杏仁不容易去皮，於是炮炙中習慣採用「焯法」，讓杏仁在沸水中過一下，其本意是便於去皮，而此短暫的受熱過程，使得種子中所含苦杏仁酶部分滅活，從而減少氫氰酸的釋放，居然也達到減毒的效果。

古代的一些史籍如《史記》《漢書》《南唐書》等，有很多關於以鴆酒賜死和飲鴆酒自殺的記載。根據傳說，鴆酒是用鴆鳥的羽毛划過的酒，有劇毒，真實的情況是什麼呢？

王家葵：問得好，「鴆」才是史上最神奇的毒藥。還是引《博物志》的說法吧，這算是當時博通上下古今的第一八卦書。該書引《神農經》，給「有大毒「、「入即殺人」的藥物排名，鉤吻排第一，鴆只排第五。

鴆排位不在第一，卻因為「飲鴆止渴」的成語膾炙人口。此語出自《後漢書·霍諝傳》：「譬猶療飢於附子，止渴於酖毒，未入腸胃，已絕咽喉，豈可為哉。」據注釋家的意見，「酖」本意是飲酒為樂，此處假借為「鴆」；我意寫作「酖」，可能還有一層意思，鴆毒幾乎都是酒劑，如前引《國語》「寘鴆於酒」，所以「酖」可能就是「鴆酒」二字合體會意。翻檢史書，飲鴆的記載不絕如縷。

《漢書·齊悼惠王劉肥傳》說：「太后怒，乃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令齊王為壽。」顏師古注引應昭云：「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吃毒藥所以自己也有毒，這是古人的簡單思維，不必當真。《離騷》「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余以不好」，王逸註：「鴆，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洪興祖補註引《廣志》云：「其鳥大如鴞，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巵，則殺人。」真是「好厲害的說」。

《本草綱目》鴆圖

鴆是著名的毒鳥，當然也見載於本草，《名醫別錄》說鴆鳥毛「有大毒，入五臟爛，殺人」，陶弘景注釋說：「鴆毛羽，不可近人，而並療蛇毒。帶鴆喙，亦辟蛇。昔時皆用鴆毛為毒酒，故名鴆酒。」《新修本草》勇於不信，認為 「羽畫酒殺人，此是浪證」，即胡說八道的意思。陶弘景謂鴆鳥出交廣深山中，「狀如孔雀，五色雜斑」，《新修本草》也不以為然，說陶被交廣人所欺誑。羽毛含有劇毒的禽鳥，迄今沒有發現，恐怕也不真實存在，若只從形狀似鷹鴞且能食蛇來看，這種鴆鳥頗像是鷹科猛禽蛇雕（Spilornis cheela）。或許古人驚驚異於鳥能食蛇，於是給這種鳥附會了若干神秘元素；至於能毒死人的「鴆酒」，從古代人所掌握的毒藥資源推測，我覺得很可能就是烏頭製劑，製作者神秘其說罷了。清人陳士鐸《辨證錄》記鴆酒中毒的情況：「人有飲吞鴆酒，白眼朝天，身發寒顫，忽忽不知如大醉之狀。心中明白，但不能語言，至眼閉即死。」對照烏頭鹼中毒，勉強也能解釋得通——搜索到於賡哲老師的博客，也認為鴆毒可能是烏頭鹼，喜其所見相同。

在古代一些小說中，丹頂鶴頭上的「丹頂」被認為是一種劇毒物質，稱為「鶴頂紅」，一旦入口，便會致人於死地。這種藥物真的存在嗎？

王家葵：鶴頂紅本是山茶花的品種，蘇東坡詠山茶有「掌中調丹砂，染此鶴頂紅」之句，這是以丹頂鶴（Grus japonensis）頭上一點朱丹為比擬。可能到明清之際，鶴頂紅才被用作一種劇毒藥的隱名。

這種毒藥早期秘密流傳，外人不得知，遂根據名字想像為丹頂鶴的紅頂，剛才說到的醫生陳士鐸都曾上當，《辨證錄》討論鴆酒時說：「夫鴆毒乃鴆鳥之糞，非鴆鳥之羽毛，亦非鶴頂之紅冠也。鴆鳥羽毛與鶴頂紅冠皆不能殺人，不過生病，惟鴆糞則毒。」現代文獻將毒藥鶴頂紅指認為三氧化二砷礦石，因含有雜質，呈粉紅色，俗稱「紅信石」者，姑且備一說。

另外，還有一種叫做「孔雀膽」的毒物，真的跟孔雀有關係嗎？

王家葵：至於孔雀膽本是毒藥中比較偏門的一種，因為郭沫若同名話劇，大眾才有所耳聞。《孔雀膽》是一部悲劇，先抄幾句百度百科：「元末紅巾起義，梁王逃至楚雄，向大理總管段功求援。段功助其擊退義軍。為感恩，梁王將公主阿蓋許給段功為妻。後來，梁王打算除掉段功，於是密命阿蓋公主以孔雀膽毒殺段功。阿蓋拒受王命，並以實情告段功。段功雖然沒有死於孔雀膽，仍然沒有逃脫梁王的手掌，死於非命，阿蓋公主不久也香消玉殞。」

這段故事在《南詔野史》《滇略》《堯山堂外紀》中都有記述，提到的毒藥就是孔雀膽。孔雀膽並不是孔雀的膽囊，而是一種芫青科昆蟲大斑芫青（Mylabris phalerata）乾燥的蟲體，中醫作為「斑蝥」入葯。或許去除頭部足翅後的蟲體形似膽囊，遂以「孔雀膽」為隱名。斑蝥含斑蝥素，口服對胃腸道和泌尿系統有較強刺激性，對全身器官系統都有損害，可發生急性腎功能衰竭致死。

《雷公炮製藥性便覽》斑蝥圖

大斑芫青

很多小說裡面還有養毒蟲的記載，如蜘蛛、蜜蜂、蠍子、蟾蜍、蜈蚣等，這些記載靠譜嗎？這些毒蟲真的能夠通過人工養育，來加強它們的毒性嗎？

王家葵：古人真實了解或確切使用的毒藥，以植物來源為主，其次是礦物來源，動物來源較為少見。至於你提到小說中常見的，利用毒蛇、蜘蛛、蜜蜂、蠍子、蟾蜍、蜈蚣等毒蟲，撫育培養出「珍罕毒物」，抱歉，多數都是「小說家言」。

先解釋原因。動物來源的毒藥，以動物毒素為常見，這是一些動物進攻防禦的武器，多由毒腺分泌，以蛋白為主。首先，中國境內劇毒動物不多，獲取困難；更重要的是，對古人來說，毒素還面臨提取、保存、使用三大難題。毒素以蛇毒為最常見，在中國，眼鏡蛇科、蝰蛇科的一些蛇種，毒素可以致死。但即使獲得足夠量的毒液，精製並妥善保存，也需要通過開放性創口才能進入受害者體內而產生毒性。一般而言，口服會被消化屏障隔離，達不到效果。這樣的毒藥，可算是高成本低收益。至於蜘蛛、蜈蚣、蠍子，絕大多數中國本土品種的毒力太低，可以忽略不計。

非蛋白類的毒素在動物體內存在不多，但有兩個很特別。一是河魨毒素，這是自然界天然存在的已知活性最強的神經毒素，這是一種生物鹼，性質非常穩定，常規加熱或酸性環境都不能破壞。中毒潛伏期短，缺乏有效的解救措施，可以在中毒後數分鐘內死亡。另一個是蟾酥，這是中華大蟾蜍（Bufo gargarizans）、黑眶蟾蜍（Bufo melanostictus）等，耳後腺、眶下腺分泌物的乾燥品，所含強心苷類物質，心臟毒性和局麻作用也可以致死。或許是太常見，不能勾起讀者的新奇感，這兩種毒性道具，都不經常在小說中出現。

《雷公炮製藥性便覽》炮製蛤蟆圖

附帶一說，我至今沒有想明白的是，古代人對自然界廣泛存在，且活（毒）性明顯的大型真菌如蘑菇之類，認識明顯不足，檢索筆記，僅得聊聊數條。《墨客揮犀》卷五說：「菌不可妄食。建寧縣山石間，忽生一菌，大如車蓋，鄉民異之，取以為饌，食者輒死。」南宋初年的一則毒蘑菇故事，一波三折，特別有意思，《宋人軼事彙編》說：「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蕈，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寺主驚喜，以為珍品，不敢食，獻之楊郡王。王亦奇之，曰：是當為玉食。奏進於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復賜靈隱，盛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液沾濡，兩犬舐之，一時狂死，寺僧大驚。」

還有不少小說渲染苗疆的蠱毒，神乎其神，這種東西真的存在嗎？

王家葵：你問「蠱毒」，那可是古代的「生物武器」。「蠱」的研究涉及醫學、生物學、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文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研究都很深入，結論倒也直白，根本不存在人們想像中的那種「蠱毒」。

不僅是「蠱」的問題如此，由於缺乏科學邏輯，古人某些有關毒性的觀念，荒謬得超乎想像。舉一個例子吧。巴豆是大戟科植物巴豆（Croton tiglium）的種子，載《神農本草經》屬於「有大毒」的藥物，巴豆所含脂肪油對腸道有極強的刺激性，引起劇烈腹瀉，本草用來「盪練五臟六腑，開通閉塞」，也是真實療效的寫照。《鹿鼎記》中韋小寶使壞，買通馬夫，給吳應熊的馬喂飼巴豆，拉得一塌糊塗。林則徐起複不久，病瀉痢而死，傳說也是廚人用巴豆湯禍害。

《證類本草》戎州巴豆圖

巴豆

巴豆毒性如此，可自古以來就有一項傳說，謂巴豆能肥鼠，《淮南子·說林訓》云：「魚食巴菽（豆）而死，鼠食之而肥。」《博物志》云：「鼠食巴豆三年，重三十斤。」《南方草木狀》也說：「鼠食巴豆，其大如豚。」陶弘景亦相信此說，言「人吞一枚便欲死，而鼠食之，三年重三十斤」，並感嘆說：「物性乃有相耐如此爾。」實驗室經常用巴豆油製作大鼠、小鼠腹瀉的動物模型，只看到鼠們拉肚子到脫肛，還真沒有「食之而肥」的現象發生。

何以荒謬如此呢？這如果不是誤傳的話，恐別有原因。巴豆油（croton oil）中所含巴豆醇二酯（phorbol diester）有致癌或促癌作用，可誘發小鼠、大鼠胃癌、肝癌。所謂巴豆肥鼠，或許是鼠類荷瘤後體態畸形，古人錯誤觀察，以訛傳訛。還有一種可能，除了巴豆以外，本草中強調藥物在不同種屬動物間反應性差異的記載還有很多，如《新修本草》說赤小豆「驢食腳輕，人食體重」，《本草拾遺》說生大豆的藥性「牛食溫，馬食冷，一體之中，用之數變」等。其所依據的，未必是客觀事實或使用經驗，更像是方術家的故弄玄虛，或者某種巫術邏輯。

說到古人對毒性的錯誤認識，能否請您多舉一些例子？

王家葵：我講個輕鬆一點的故事吧。

蜀椒也載於《神農本草經》，此為芸香科花椒屬植物的果實，因為物種和產地不同，名目甚多，漢代以秦椒、蜀椒為大宗，大抵以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為主流。《孝經援神契》說「椒姜御濕」，本意可能是調味之用。作為調味品，花椒並沒有明顯的毒性，或許是憚於椒強烈的麻味，被標記為「有毒」；又將毒性歸於閉口，謂「口閉者殺人」，換言之，只要將閉口椒去掉，便能安全無虞。關於椒的毒性，有一段掌故可資談助。

《證類本草》蜀椒圖

《本草品彙精要》越州秦椒圖

據《後漢書·陳球傳》，熹平元年（172），竇太后去世，宦官曹節等不欲太后與桓帝合葬，廷尉陳球力爭。這是一場朝臣與宦官的鬥爭，其他大臣也是有備而來，傳中提到太尉李咸「搗椒自隨」。李咸出門前對妻子說：「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椒便是花椒，無異辭，椒豈能成為自殺工具？通讀後文，頗懷疑這是范曄在調侃李咸。

按照范曄的敘述，經過陳球慷慨陳詞，事情漸有轉機，「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然後范曄寫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大言」云云似乎已經含有譏諷，「會者皆為之愧」，究竟是會者自愧，還是為李咸愧，說不清楚。李咸之「搗椒自隨」，恐怕也不是為了仰藥自盡，而是麻痹口腔，關鍵時候好唯唯諾諾，真是老奸巨猾。張錫純《醫學衷中參西錄·例言》對此事別有說法：「嘗因胃中受涼，嚼服花椒三十粒，下咽後即覺氣不上達，移時呼吸始復常。乃悟古人諫君恐有不測，故有搗椒自隨者。由斯觀之，用藥可不慎哉。」他的意思是椒吃得死人，恐怕不是這樣的，但大劑量或許能產生短暫的麻痹。

范曄《後漢書》沒有為李咸立傳，其他人著的《後漢書》則有之。袁宏《後漢紀》卷二十三說法不同，徑言「公卿不敢諫，河南尹李咸執葯上書」云云，然後「章省，上感其言，使公卿更議，詔中常侍趙忠監臨議」云云，其後接范書公卿議論，陳球的意見。對此《後漢紀》整理本有注釋說：「范書陳球傳，以眾議在前，咸上疏在後。廷議時，陳球仗義直言，咸觀望許久，才曰與球意合，會者皆為之愧。通鑒考異曰：『今按：史稱咸廉干知名，在朝清忠，權幸憚之。其能搗椒自隨，必死之心已固，不當臨議畏葸不言。且若無李咸之先諫，中官擅權，無須延議而以馮貴人配桓帝，故當以袁紀為是。』」

我對此不敢苟同，歷史真相固然不得而知，但范曄的敘述顯然帶有傾向性。袁宏說李咸是「執葯上書」，而范曄直接點明所執的「葯」不過是花椒；若能了解所搗之「椒」基本上不會致人於死命，這就足夠了。

關於花椒的毒性，有人舉《魏書》孝文帝的馮皇后被迫「含椒而盡」的故事反駁。我理解，這就跟徐達患「發背瘡」，朱元璋遣人送肥鵝一樣，只是皇帝「恩賜」一種「體面的」死法罷了，與「發背食鵝則死」的真實性毫無關聯。進一步引申，前面說李煜死於「牽機葯」，真偽雖然不得而知，但李後主所遭遇的一定是酷死，卻是毋庸懷疑的。

那種憑藉空氣擴散的毒物，有現實的可能性嗎？而且，有些小說還將其描述成無臭無味，一聞即中毒，效果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王家葵：你問了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無臭無味不是關鍵，重點線應該劃在「憑藉空氣擴散」下面。你說的這類毒藥，古代肯定沒有，現代則有，那就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沙林、索曼、芥子氣等「化學武器」。

《鐵圍山叢談》裡面記了一件事，政和初年，徽宗親自巡查內庫，打開一個無字型大小的倉房，專門貯藏兩廣、蜀川進貢的毒藥，野葛、胡蔓藤皆在其中，鴆毒尚只排在第三，更厲害的毒藥「鼻嗅之立死」云云。自然界氣態的毒物當然有，高濃度的硫化氫、二氧化硫在溫泉區比較常見。但把天然存在的「毒物」做成「毒藥」，卻有一項困難，如何搜集、貯藏，如何保證在使用環境中維持毒效濃度，如何保護施毒者不受侵害。若做不到，則一切免提。

關於「無臭無味」也可以啰嗦兩句。這屬於錯誤思維，顏色、氣味與毒性有無、毒力強弱沒有關聯性，但此問題的背後，隱含民眾對「快速鑒毒能力」的熱望。事實上，除了「以身試毒」外，古人並沒有更好的測毒手段。流傳最廣的是銀器驗毒，《本草綱目》說：「今人用銀器飲食，遇毒則變黑，中毒死者，亦以銀物探試之。」記得小時候蘑菇燉肉，做好以後先要用銀筷子插入肉中，看有沒有變黑，然後才放心食用。後來才知道，這種驗毒方法非常不靠譜。

古人常用的大毒藥砒霜，成分是As3O2，主要由各種砷礦石升華製得，技術所限，未能完全脫硫，所以砒霜裡面雜有少量的硫，遇到銀可以生成黑色的硫化銀，肉眼所見即是銀器變黑。蒙昧時代，這一經驗被無限擴大，銀子不僅可以驗毒，甚至傳說還能防毒呢。

前面說了這麼多毒藥，但我們還漏了一個重大問題——解藥，能否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王家葵：中毒是急診醫生經常處理的情況，如果染毒物質判斷明確，幾項工作應同時進行，一是儘快脫離毒源，一是使用特異性解毒劑，一是對症支持療法。古代解毒療法大致也包括這三項，但無法截然分開，可以籠統地稱作「解藥」。

蕹菜

前面引《博物志》說曹操「習啖冶葛至一尺，亦多飲鴆酒」，後人覺得不可思議，於是自動「腦補」。據說蕹菜能解毒，所以《南方草木狀》就說：「冶葛有大毒，以蕹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能啖冶葛至一尺，雲先食此菜。」蕹菜就是小菜場常見的空心菜，又名藤藤菜，為旋花科植物蕹菜（Ipomoea aquatica），這個菜能解鉤吻野葛之毒，姑妄聽之吧。

說到這裡，我忽然想起，《博物志》關於曹操的這段八卦，以前似乎有人討論過，大意是曹操為了避免中毒，經常小劑量服毒，以增加對毒藥的耐受性。現在想來，完全不對，且不說許多毒藥的耐受未必可以後天培養，用這種方法來防毒風險也太大。我更相信這個傳說就是曹營的人散布，暗示曹操既不怕野葛，也不怕鴆酒，以減少被人投毒的可能。後人以先食蕹菜再吃野葛來解釋，未免自作多情了。

武俠小說中經常看到，主人公預先或事後服下「解藥」，於是對手的毒藥無效，或者已經發生的中毒霍然而愈。真有這樣的「解藥」嗎？

王家葵：特異性解毒劑以免疫學家貢獻最大，這就是我們或許聽過的各類抗毒血清。除此而外，則是化學解毒劑，如針對亞硝酸鹽中毒的亞甲藍，砷中毒的二巰基丙醇，氰化物中毒的亞硝酸鈉與硫代硫酸鈉聯用（這是旅美藥理毒理學家陳克恢先生的貢獻，陳先生研究麻黃鹼，是中藥現代研究的先驅），嗎啡中毒的納洛酮，安定類中毒的氟馬西尼，有機磷中毒的解磷定、阿托品聯用等。

古人也有尋求特異性解毒劑的想法，剛才說蕹菜解野葛毒就是一例。《博物志》引《神農經》說：「一曰狼毒，占斯解之；二曰巴豆，藿汁解之；三曰黎盧，湯解之；四曰天雄、烏頭，大豆解之；五曰班茅，戎鹽解之。」

那麼，這些方法能夠取得解毒效果嗎？很令人懷疑啊。

王家葵：這些方法顯然無效，於是尋求廣譜解藥方案，古人最常使用的有以下三種。

第一是甘草，又名「國老」，載《神農本草經》，是解毒的上品。《名醫別錄》說甘草能「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解百葯毒」。藥理研究證實，甘草煎液口服，能提高動物對多種毒素的耐受力，是一種非特異性解毒劑。甘草中含甘草酸（glycyrrhizic acid），因其甜味是蔗糖的二百五十倍，故又名甘草甜素（glycyrrhizin），含量約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甘草甜素在肝臟分解為甘草次酸（glycyrrhetinic acid）和葡萄糖醛酸，後者可與含羧基、羥基的物質結合，使之失活，從而發生解毒作用；前者則具有腎上腺皮質激素樣作用，可提高機體對毒素的耐受力。

《本草品彙精要》汾州甘草圖

第二是地漿水，載於《名醫別錄》，陶弘景說：「此掘地作坎，以水沃其中，攪令濁，俄頃取之，以解中諸毒。山中有毒菌，人不識，煮食之，無不死。又楓樹菌食之，令人笑不止，惟飲土漿皆差，余葯不能救矣。」地漿解毒，筆記中甚多，如《茅亭客話》說：「淳化中有民支氏，於昭覺寺設齋寺僧，市野葚有黑而斑者，或黃白而赤者為齋食，眾僧食訖悉皆吐瀉，亦有死者。至時有醫人急告之曰：但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澄清，名曰地漿，每服一小盞，不過再三，其毒即解。當時甚救得人。」地漿解毒並非玩笑，這很類似活性炭作為解毒劑的吸附作用，吸附胃腸道中尚未吸收的毒性物質，經大便排出，從而避免中毒進行性加重。

第三是糞清，這就比較噁心了。用或干或稀的便便來解毒，也見於《名醫別錄》，一番繁瑣操作製成所謂的「黃龍湯」，甚至還是解救河魨中毒的「特異性解毒劑」。由此鬧出的笑話不少，救回的人命幾乎沒有。既然無效，為何又屢用不絕呢，在《證類本草評註》人屎條我有一段按語，抄在下面，並以此結束本文：

古代治療水平低下，面對嚴重疾病，經常使用各類「令人作嘔」的骯髒物事作為藥物。如人部糞尿枯骨之類，除了催吐作用有可能減少經口染毒者毒物吸收以外，不會有真實療效。其屢用不止，推考原因大約三端：其一，巫術之厭勝原理，或醫術之「以毒攻毒」理論。如《本草綱目》人屎條的「四靈無價散」，主治痘瘡黑陷，腹脹危篤者，「用人糞、貓糞、犬糞等分，臘月初旬收埋高燥黃土窖內，至臘八日取出，砂罐盛之，鹽泥固濟，炭火煅令煙盡為度。取出為末，入麝香少許，研勻，瓷器密封收之」。專門說，「此為劫劑」，「乃以毒攻毒」。其二，站在治療者的立場，可能更寧願病人因厭惡這些惡劣之品而拒絕服藥，使醫者比較容易擺脫治療失敗的尷尬。其三，從患者親屬的角度，也可因「已經採取如此極端的治療方案而依然無效」，從而獲得心理安慰。

本期編輯 彭煒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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