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主席一生最後悔的事！

1974年的毛澤東，已然不願意繼續「天下大亂」了。正像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決定在近期召開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通知中所傳達的毛澤東的指示那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毛澤東希望在保證文化大革命政治成果的同時，保持全國政局的穩定。

因此，在1974年底有關四屆人大的組閣問題，毛澤東抑制了江青的野心。這個一直難產的四屆人大，曾經在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引發出林彪事件。因為四屆人大是一個重建國家政權的程序，它涉及到一次重大的權力再分配。

當林彪一夥在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上吵吵鬧鬧時，問題遠不在於使林彪當上國家主席或者副主席，因為林彪本人身體不好，太多的國務活動未必是他本人所熱衷的。然而，林彪擔當國家主席或者國家副主席，必然會使葉群、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林立果這些人的權力越出軍隊範圍，擴展到政府領域。這無疑是非常誘人的前景。這個誘人的前景催發出的野心膨脹，使得林彪集團更早地覆滅了。

當1974年再次提出準備召開四屆人大時，江青一夥在組閣問題上的忙碌同樣因為這是他們把權力由黨內、政治局內拓展到國家政府的機會。毛澤東沒有給他們這個機會。江青要王海容、唐聞生利用毛澤東接見外賓的機會向毛澤東轉達她的意見，由王洪文任副委員長，排在朱（德）、董（必武）後面時，毛澤東明確地對王海容、唐聞生說：「江青有野心。她是想讓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

這時的毛澤東目光十分犀利。對江青這一提議的整個心理背景，看得清清楚楚。毛澤東一方面仍然需要江青、張春橋等人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想勢頭；另一方面，他絕不願意將中國的整個權力交給這個極端而不穩妥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他越來越需要啟用鄧小平。

鄧小平這個不尋常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九個年頭，開始全面浮現出來。這時，世界及中國的目光才將這個「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歷回顧了一下。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除了毛澤東這個人物最值得研究以外，另有兩個人物也是特別重要的：一個是江青，一個是鄧小平。他們都特別值得我們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扮演了一個最不「通情達理」的角色，而鄧小平則表現得最「通情達理」。將這兩個人物放在一起對比，他們的路線，他們的作風，他們的人格，都形成鮮明的對照。江青顯得極端、瘋狂、激進。鄧小平顯得穩定、堅固、求實。江青有著一整套矯揉造作、虛假誇張、沽名釣譽的表演。鄧小平的作風則顯得言行一致、簡練明確、磊落樸素。

鄧小平是我們要略做深入考察的人物。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中表現出的正常的、健全的人格，無疑是中華民族在那個歷史階段中還多少可以自信的地方。包括他在江西喪失自由的勞動生活中，做工、種菜和親自照顧殘疾兒子的平常表現，都讓我們感到中國人穩定如常的性格素質。和毛澤東一樣，鄧小平早年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投身於革命運動的。然而，由於他在意識形態領域內沒有過多的理論色彩，不被更多的理論教條所束縛，因此，在他一生的政治行動中，表現出一種超越身邊很多人的求實精神。

任何意識形態、任何理論框架，既能給人增加睿智，也能給人增加愚蠢。理論具有穩定的品格，這種品格能夠保證思維的連續性，也能造成思維的僵化。理論是財富，也可能成為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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