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平：高考恢復讓青春走出絕望深淵

徐小平 1956年出生於江蘇泰興，1978年參加高考，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系。真格基金創始人、中國著名天使投資人。在創辦真格基金前，徐小平是新東方的聯合創始人，與俞敏洪、王強並稱為新東方「三駕馬車」。

上世紀80年代中期，畢業後在北大團委工作的徐小平和學生們去長城活動。

上世紀90年代，徐小平在新東方彈吉他為學生們演出。

1980年，徐小平和同學們去北京動物園遊玩。

6月7日，在母校加拿大薩斯喀徹溫大學，徐小平被授予法學博士學位。合影時，61歲的他擺出了剪刀手，引得台下師生歡笑鼓掌。

30年前，徐小平和妻子來到這裡，從北京地下室來到加拿大遼闊草原，在當了幾個月的外賣小工後，他成為了該校音樂系的研究生。

他與音樂結緣甚早。

18歲到22歲，他在江蘇泰興的小城劇團里演出，每天除了在田間地頭演奏手風琴，他還通過看書、聽唱片學習英語、古文。

恢復高考的消息終於來了。在演出後的昏黃夜晚，徐小平收到了來自中央音樂學院的招生簡章，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機會，最後如願考上了音樂學專業。

高考後嶄新的生活在北京展開，帶著小城印記的徐小平在這裡拚命讀書、聽講座、觀看世界級大師的演出。

畢業後，徐小平進入北大工作，在這裡結實俞敏洪、王強，1987年出國深造，後來回國加入新東方，做留學諮詢。

積累財富之後，徐小平幫助歸國學生解決創業資金上的難題，成為了一名天使投資人。

回看40年前的高考，徐小平仔細思考後在小黑板上寫下了「高考讓青春走出深淵」幾個字。

他解釋說，積壓了十幾年的人才，終於有機會去尋找人生的上升通道。

劇團生活之餘自學英文背唐詩

從18歲到22歲，在本該上大學的年紀里，我和我的青春夢想被擱置在蘇北小城——江蘇泰興。

那時，我到處走街串巷拉手風琴，到各個鄉村、各個小站去演出。但對於心懷大學夢的我來說，這樣的生活不是充滿流浪藝術家的浪漫，而是燃著夢想擱淺的焦急。但我對於知識渴望的火苗從未熄滅。

在走街串巷的劇團生活之餘，我自學五線譜、英文，背誦唐詩三百首，閱讀了大量那時能夠出版的涉外書籍，包括基辛格寫的《基辛格越戰回憶錄》，還有托爾斯泰、泰戈爾的書等。

這些「文革」前出版的外籍書還有唱片，大多是我從當地一個中專師範學校中找來的。這些，對於一個渴望蘇北之外世界的少年來說，簡直如獲至寶。

如今我可以自由飛行世界各地、在各國演講，但我依然記得青春期時從電視中聽到英文的激動。

我學習英語的最初機會來自於電視英語節目，在演出間隙，我聽到北外陳琳教授在電視上說「there is a book in the desk in the classroom」（教室的書桌里有一本書）。多年之後，我依然可以脫口而出第一次聽到的這句英文。

青春就在這樣的絕望與熱望的交替煎熬中度過。

我渴望外面的世界，渴望知識，對世界心懷神往。但高考的閘門緊閉，大學不開放，圖書館關門，既沒有書，也沒有開放的機會和制度。但我對於知識的渴望、那種擁抱世界的衝動，一直沒有平息。

寄去五毛錢收到招生簡章

1977年，高考恢復了。

這讓積壓了十幾年的人才，終於有機會去尋找人生的上升通道。不過當時參加高考，考生必須獲得單位批准。那年，我所在的劇團不放人，因此遺憾地錯過了第一次高考。

第二年，我從2、3月份就開始備考，到了5月份，我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了中央音樂學院的招生信息，說只要給學校寄去5毛錢就可以收到招生簡章，於是我就給中央音樂學院寄了一封信。

在一個昏黃的夜晚，我還在演出，招生簡章就寄到了。打開它的那一刻，我就看到了我的機會。

中央音樂學院78級新設音樂學專業，要求考生要懂英文、懂古文。而我曾經自學英語，背誦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這個專業剛好符合我過去幾年的學習經歷。

所以我就報了名，去了上海，經過初試、複試、面試，三輪下來，最後終於考上。

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5月份開始，初試就考了兩天，四門課。我每次考試都幾乎是考場里第一個做完，之後我就把試卷反覆檢查，最後一個交卷，特別仔細和慎重。

當時的筆試談不上太難。我現在想起來也是機緣巧合，有一道題目問漢語的四聲對於音樂有什麼意義。我剛好對音樂文學比較熱愛，因此就寫道漢語四聲是音樂的基礎，引用了古文「長言之不足則歌之舞之」，分析了抑揚頓挫、語氣對於音樂的影響。

我的整個青春期一直在瘋狂學習。所以當高考的閘門一打開，我的知識積累就噴薄而出，先是在考試場上證明了我自己，再是在音樂學院實現了我自己。

考入大學讓我知道了自己的無知

我在音樂學院度過了快樂又痛苦的五年。快樂在於我抵達了夢想的上層建築。

其實我的一生都帶有很明顯的小城印記，見識不廣，上大學之前我從來沒有見過天安門、大會堂、長城、頤和園。這些地方對我來說都是傳奇，是我夢寐以求的地方。在那個年代，去不了這些地方主要是經濟原因。去一趟北京二十幾塊錢的火車票，相當於我中學畢業加入劇團後的工資。

我剛來北京時，周圍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新鮮、極具誘惑力的，這種狀態持續了五年，也就是我的整個大學時代。

音樂學院為我打開了我在泰興歌劇團時夢想學習但求知無門的知識寶庫。我在去音樂學院之前，就讀過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但是去了音樂學院之後，才知道歌德有那麼多作品，有那麼大影響，很多詩歌都被世界著名音樂家譜成了世界名曲。

那個時候，會覺得自己越讀書越無知。我覺得這是我人生中極為寶貴、極為神奇的一段時期。

回想起來，高考入學帶給我最大的好處就是知道了自己的無知，這種感覺一直延續到今天，就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不上大學我不會理解這句話。在大學的五年，所見的那些人、那些老師，都是我在鄉下讀書時傳說中的人物。很多同學的父母、甚至同學本身，已經是音樂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我來到了一個星光燦爛的地方，覺得自己無比歡樂。

但另一方面，痛苦源於自己的土氣，是真的土。與那些音樂世家的同學相比，我覺得自己差得很遠。

比如說，去音樂學院之前我都沒有碰過鋼琴，去了音樂學院之後我才第一次接觸到鋼琴。

在泰興小城，我是著名的才子，但到了音樂學院，我突然發現自己在音樂素質、學識閱歷、以及個人素質上，都有很多不足。

那時我感到很孤獨。當時家鄉的朋友大部分在江蘇讀書，我的兒時玩伴也大部分去了南京讀大學，在北京的朋友大多在其他院校就讀。孤獨感在綻放的青春年華映襯之下，格外慘烈。

急劇變化的時代，以及隨之而來迅速迭代的人生命運，都讓這種孤獨感與日俱增。

我在音樂學院最好的一個朋友突然自費留學，去美國了，一去不復返。有人忽然獲得了大獎，登上了耀眼的榮譽之巔。大四時候，譚盾榮獲國際作曲大獎這樣的新聞，對於全中國人民來說極為振奮人心，但當時，對於音樂學院的同學卻是一種巨大的刺激。

回首看，夾雜著興奮與孤獨的音樂學院生活，依然是我這一生中最有收穫、最寶貴、最豐富的時光。

一個人的成功主要依靠綜合素質

在音樂學院時，我不僅學習了音樂專業課，還把當時學校圖書館中所有的文學藏書都看了一通。當時我一天看一本。

我很喜歡英語課、古典文學課，也特別喜歡聽講座，還觀看了大量的音樂會、畫展、話劇、啞劇，因為當時有不少世界級的大師來到我們學校。這種人文熏陶打開了我的眼界，讓我每天都生活在啟蒙之中，如痴如醉。它所給予我的遠遠不止豐富的精神世界，還有步入社會之後所需的過硬的綜合能力。

一個人的綜合素質包括人際關係的能力，商業意識，組織能力，溝通、談判的能力，個人魅力等，這些都和專業基本無關，主要來自於一個人的人文修養。

你需要有人文「功底」，知道如何能讓你的文字、語言不空洞乏味、言之無味；還需要有人文「意識」，能夠捕捉到新鮮的思想，時代的需求；也需要人文「關懷」，能捕捉到人性心靈深處的微波、漣漪，把它變成滔天巨浪，推著我們走到遠方。

今天有人會抱怨自己的專業不理想，但實際上對專業的抱怨是自設囹圄，一個人的成功主要依靠綜合素質。專業當然是敲門磚，在我從音樂學院畢業的時候，幫我敲開了北大團委的大門。但專業的功能就是一個敲門磚，僅此而已，真正能攻克人生種種挑戰的金剛鑽還是綜合素質。

很多著名投資家，是學歷史、政治、新聞出身的，比如紅杉資本主席邁克爾·莫瑞茲、矽谷天使投資第一人羅恩·康威。

我是學音樂的，後來卻加入了新東方做留學諮詢，新東方上市後轉型成了投資人。

如果你問我，學音樂出身投資項目會不會太感性？那我會說，如果我是學金融的，我可能在投資時會想要從創業者那裡多要兩個點的股權。但我更在乎的是，我所做的事業是不是能幫助到年輕人、受到他們的喜愛。

與青年創業者們建立起亦師亦友的深厚情誼，這價值多少？我覺得無價。很多創業者，願意找我投資，這使我感到至高無上的責任。我和創業者之間，有著一種先天的共鳴與認同。

有時我回想當年，如果高考沒考上，我今天也許會成為當地一名傑出的鄉村企業家，當然也會為社會做出傑出貢獻，孝敬我的父母，但肯定就不是今天這樣的狀態了。我要用一生感激高考。

現在，每天醒過來看到書架上堆得滿滿卻鮮有時間閱讀的圖書，我都會有個小小的念頭：什麼時候如果我能休假一年，那我會選擇重溫大學時光，讓自己淹沒在書的海洋里。

【同題問答】

1

新京報：當年的高考，你有什麼遺憾嗎？

徐小平：我覺得當時的高考是一次完美的高考，沒有什麼遺憾。印象最深的是，當時面試的老師，來了十幾個，都是音樂學院的。每一個老師對我來說，都是傳說中的人物，他們的氣質、風度、微笑，都讓我倍感親切，我夢想跟他們一起學習，我想成為他們那樣的人。這些參與招生的老師，後來都成了我的任課老師。越跟他們學習，就越覺得他們值得尊敬、值得追隨。他們每個人對中國音樂事業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重要貢獻，而他們的人格風範，也對我產生了獲益終身的影響。

2

新京報：你高考時有座右銘嗎？

徐小平：對當時的我們來說，高考來了，我們的座右銘就是「去考，爭取考上」。

【高考關鍵詞】

高考時間改為6月

1979年，高考時間定為7月7日至9日，除1983年高考時間為7月15日至17日以外，一直到2002年，高考時間都固定在每年的7月7日至9日。

2001年11月，教育部宣布，從2003年開始，高考時間由實行了多年的7月改成6月。這樣的變動，原因與天氣有關。

高考時間安排在7月的決定，社會各界一直存在爭議。其主要意見是：7月份天氣炎熱，對考生考試、老師閱卷、家長照顧考生等方面都有不利因素。而且，在我國南方許多省份，7月洪澇和颱風頻發。

為此，教育部就高考改期一事進行調查研究工作。中國氣象局向教育部提供了1995年到2000年期間逐年6月10日到20日、7月5日到15日全國31個省會級城市的最高氣溫、最低氣溫、平均氣溫、平均降水量和颱風的發生頻率等相關氣象信息。教育部在進行信息比對、反覆論證的基礎上認定，將高考時間改在每年的6月較為適宜。

新京報記者 劉素宏 實習生 崔晨楓

編輯：王曉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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