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之術：漢高祖劉邦和唐太宗李世民的論功行賞

歷史上，但凡是昏君，往往都是些賞罰不明的主兒。像秦二世胡亥，該賞的不賞，該罰的不罰，結果弄得江山不保，被逼而死。所以，歷史上有作為的帝王，都十分注意儘可能做到賞罰分明。

要做到賞罰分明，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特別是對一些剛剛建立起來的王朝來說，更是如此。因為剛剛建立的王朝，往往有一大批幫助帝王打江山的文臣武將。這些人或能謀善斷，或能征善戰，對王朝的建立都有功勞。此時，帝王要對他們進行論功行賞，而且還要讓他們沒有太大的意見，就要頗費一番思量了。

如果各位曾看過胡軍版的電視劇《朱元璋》，應該對裡面的一個場景記憶尤深：朱元璋奪取天下後，為了論功行賞，把所有功臣的名字分別寫在一張張小紙條上，分成三等排序。但這個次序也不好排，於是朱元璋便自己一個人躲到後宮，日夜面對這一大堆功臣的名字，斟酌再斟酌、調整再調整、排序再排序，整整三日三夜，最終才排定封賞的次序。

朱元璋之所以費盡心思來排序，就是因為論功行賞太難了。這倒不是說朱元璋捨不得封賞，而是因為這個封賞的次序既要能服眾，還要考慮對將來的影響。

當然了，上述所說，只是電視劇里的一個橋段，不足為憑。那麼，在真實歷史中，有為的帝王們又是如何進行論功行賞的呢？

說起論功行賞，我們就不能不提漢高祖劉邦。劉邦之所以能夠從一個小小的亭長起家，最終坐擁天下，在很大程度上靠得是他手底下的那些文臣武將。所以，劉邦坐上龍椅後，就不能不對這些文臣武將進行論功行賞。

但由於人數太多，且各有功勞，所以封賞還未開始，論功便出現了難題，「群臣爭功，歲余功不決」。特別是在確定誰是第一功臣的問題上，爭議更大。在當時，多數臣子認為，「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而劉邦卻認為蕭何功勞最大，應該排第一。群臣不解，要劉邦說明理由。

劉邦於是問群臣：「諸位懂得打獵嗎？」群臣回答說：「懂得打獵。」劉邦又問：「知道獵狗嗎？」群臣又齊聲回答：「知道。」

劉邦點點頭，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

意思是說：打獵時，追咬獵物的是獵狗，但發現獵物蹤跡，指出獵物所在的是獵人。而今大家僅能捉到獵物而已，功勞就像獵狗。而蕭何的作用，卻是發現獵物蹤跡，指明獵取目標，功勞如同獵人。再說諸位只是個人追隨我，多的也不過一家兩三個人。而蕭何讓自己本族裡的幾十人都來隨我打天下，功勞是不能忘懷的。」

群臣聞言，都不敢再言語了。於是劉邦把蕭何排在功勞簿上的第一位，特恩許他帶劍穿鞋上殿，上朝時可以不按禮儀小步快走。

無獨有偶，玄武門事變之後，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也進行了論功行賞。

待陳叔達在宮殿之下唱名公布後，李世民對群臣說：「朕分等級排列你們的功勞賞賜，如有不當之處，可以各自申明。」

於是各位將領紛紛爭功，議論不休，淮安王李神通甚至還揮拳打傷了前來勸解的李道宗，怒氣沖沖地說：「我在關西起兵，首先響應義旗，而房玄齡、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筆，功勞卻在我之上，我不服。」

李神通是李世民的叔父，資深位高，與李世民的關係向來比較親近，李世民降所有宗室郡王為縣公時，只有李神通的爵位保持不變。但在此時，李世民卻絲毫不給情面，說：

「叔父雖然首先響應義旗舉兵，卻也是自謀擺脫災禍。等到竇建德侵吞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次糾集余部，叔父丟兵棄甲，望風脫逃。房玄齡等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論功行賞，功勞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親，朕對您確實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濫與有功之臣同等封賞。」

眾位將領見李世民不循私情，連李神通的情面都不給，沒有讓他得到非分的賞賜，於是都不敢再多言，只好默認了。

不過，這些人仍然心有怨言。所以房玄齡後來對李世民說：秦王府（李世民曾是秦王）的舊僚屬未能陞官的，皆滿腹怨言道：「我等跟隨侍奉陛下身邊，也有許多年了，現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東宮、齊王府僚屬的後面。」

李世民回答說：「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

意思就是說：君主大公無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與你們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設官吏定職守都是為了百姓，理應選擇賢才加以任用，怎麼能以新人舊人來做為選拔人才的先後順序呢？如果新人賢能，故舊不才，怎麼可以放棄新人而只取故舊呢！現在你們不論其是否賢能而只是怨聲不斷，這豈是為政之道？

尉遲敬德後來居功自傲、觸犯律法，李世民警告尉遲敬德說：「我以前在讀《漢書》時，見漢高祖時，有功將領很少有保全性命的，常對漢高祖心懷不滿，因而想引以為鑒，有意保護功臣，不使其子孫斷絕。但你卻經常居功自傲，觸犯法律。我今天才明白，漢初大將韓信和彭越等人，受戮被殺，家破人亡，並非是漢高祖的過失。國家大事，只有賞罰兩種。非分之恩，不可兼行，你要自珍自愛，免得將來後悔。」

國家大事，只有賞罰兩種。這話說得對極了，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賞罰分明，這是為人主、為人君的必備素養。無論是劉邦的論功行賞，還是李世民的論功行賞，都不以個人主觀好惡、親疏為標準，而是以功勞大小，賢能與否為標準。這，恰恰是劉邦與李世民之所以成功的最主要的帝王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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