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幾時有》：從歷史的偏旁照見

1941年12月25日傍晚，時任香港總督楊慕琦乘天星小輪，到半島酒店代表英國政府簽署投降書，放棄了對日寇的抵抗。此前，楊本人甚至丘吉爾都一度表明「決無投降之可能」，但港英政府的英兵和印籍英兵總共不過萬餘人，根本無法抵抗日軍的海陸空三線進攻，投降只是遲早的問題。

投降當天正是聖誕節，由於空襲導致停電，投降書的簽署不得不在昏暗的燭光下進行。歷史給這天留下的標註，是「黑色聖誕節」。從這一天開始，「3年零八個月」的香港日佔時期內，再難被明月照見。

彼時的香港局面複雜。名義上在英國政府治下，但作為投降方，港英政府已將香港防務和臨時治理全部交給日寇，楊慕琦本人則沒有他的前任羅富國那麼幸運，投降後直接淪為戰俘；國民黨軍統勢力在香港盤踞，杜月笙從上海移居香港主持大局，香港本土黑幫多有依附；時局混亂之下，香港本土黑幫不損反壯，多因逃難之青壯遊民為謀一口飯食不惜沉淪，黑幫之間各有利益，各有所宗；共產黨領導下的東江縱隊在暗中救援和轉移民主進步人士以及文藝精英，也需藉助黑幫力量。一時蜂擁進入香港避難的難民，在這個局面下，很難求得生路，據統計，戰前香港人口（含難民）約有200萬之數，日本投降後，只有60萬人幸運存活。

這樣的人口消亡，不是大面積、持久的大戰役導致的損耗，而是零星的、散片式的鬥爭形成，物質奇缺導致的因飢餓而死亡，比及內地來，儘管少了很多，但也是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維多利亞港像一個巨大的人口吞噬機，明月隱退，香港這段暗黑歷史時期下的所有秘密，它是最直接的見證者和旁觀者。

反觀內地抗日主戰場的局面，香港或許還要算好一些。人口的急劇減少，概因接二連三的大會戰所致。從1931年的7月7日開始，中國人民據此實際已經經過了十年多的艱難抗戰，民族的苦難、家園的破損、自我身心的煎熬比及香港人有過之而無不及。14年抗戰的時間長度，三倍多於香港的「3年零八個月」，所以，在整部中國人民的抗戰史中，香港確乎顯得有一些「微不足道」。

由是，我們似乎也能理解，國內抗戰片量多而質高者少，而香港的抗戰片，呈現出量少質高者也少的「雙絕」局面。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明月幾時有》的出現，首先在題材上就讓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經由許鞍華的文藝腔調和畫面，我們看到：香港人的抗戰，不完全有民族性的因素，更多是家園的和自我的因素，他們以一種原住民對抗入侵者的姿態，以期贏得原有的生存環境。這一點，有一點像前幾年台灣拍的一個抗日電影《賽德克·巴雷》，後者的原住民組織能力當然更強烈，更具鬥爭實力。從賽德克·巴雷身上，約略可以看到劉黑仔的影子，他們可以不管黨派之間的抗日分歧，只是要奪回自我的權利。所以，家國情懷在方姑母親、劉黑仔乃至方姑身上體現得並不深刻。兩種抗戰模式，其實就是兩種不同的形態——儘管它鬥爭的對象都是日寇，但這種微妙的差異，恰是觀察《明月幾時有》和國內抗日題材電影之間表達方式和觀感差異的最佳入口。

因此，《明月幾時有》在題材定性上，首先是要講述香港這段歷史，然後才是大的抗日歷史，它只是在歷史時間點和大的場域上，屬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一個微小但不能或缺的部分。這種宏觀與微觀的歷史擺位，也決定了許鞍華本人，更願意花精力去照顧原住民在那個歷史時期下的準確心理和生存狀態，而把大的歷史背景處理在這樣的細節之外。所以，從物理以及歷史時空距離上來看，內地和香港不同的抗日模式，決定了這部電影很難獲得內地觀眾的理解和叫好。而香港的原住民，或許會有「深契我心」的感嘆。

許鞍華的堅持，其實是有感於這一代香港人的堅持。

從這個偏旁進入，《明月何時有》的故事、鏡頭、語言、表演等等，都有了被理解的空間——即便他並不叫好，即便他們並不算是偉大的抗日英雄。香港的這段暗黑歷史，作家馬家輝在他的長篇小說《龍頭鳳尾》里，會有比較深刻而細膩的展現。如果有一天被拍成電影，或許可以和《明月幾時有》一起，被作為觀察香港這段歷史的兩個代表之作。

難得的，是久石讓的配樂，我能隱約從中聽出他的尊重和歉疚——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聽出來了這樣的感覺。

寫完這篇不算影評的文字，六月初八的一輪半月正當頭朗照。明月此時有，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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