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躍進：周秦漢唐經典的形成與詮釋

宋刻本

眾所周知，周秦漢唐是中華文化經典產生的最重要時期，也是中華古籍傳播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鈔本時代」。對於這一歷史時期經典文本的研究，目前似乎處於瓶頸狀態，如何前行，令人困惑。可喜的是，國內有很多優秀的青年學者，在繼承傳統研究方法的基礎上，同時借鑒海內外學術研究的經驗，揚長避短，力辟蹊徑，力圖從更高的層面上對這一時段的文學進行深入的探索。我想，這種求真務實、轉益多師的學術品格，別具重要意義。

孫少華、徐建委兩位同志，就是這樣的優秀青年學者。他們以周秦漢唐文學作為自己研究的主要內容和方向，努力科研，積極撰寫文章，博觀約取，深思熟慮，合作完成了《從文獻到文本》一書的撰寫，其副標題為：先唐經典文本的抄撰與流變。顧名思義，作者把唐代以前的文本文獻作為考察對象，涉及先唐經典、文本文獻及鈔本傳承等重要的理論問題與實踐問題。

如何界定、評價先唐經典，這是見仁見智的老話題，向無定論。中國學問源於《詩》《書》《禮》《樂》《易》《春秋》等所謂「六經」，漢代稱為「六藝」。《樂經》不傳，古文經學家以為《樂經》實有，因秦火而亡，今文經學家則認為沒有《樂經》，《詩》《禮》之中已包含有樂，只有「五經」。東漢時，「五經」以外，增加《孝經》和《論語》，合為「七經」。隋煬帝以「明經」科取士，唐承隋制，規定《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同《周易》《尚書》《詩經》一起，並為「九經」。唐文宗開成二年(837)，在「九經」基礎上又增加了《論語》《孝經》《爾雅》三書，稱「十二經」，並將十二部經書全部刻石，史稱「開成石經」。宋代為抬高《孟子》地位，朱熹作《孟子集注》，並列入經書，於是儒家經典遂有了「十三經」。這是儒家的基本經典，也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典籍。當然，也有以「五經」為基礎而擴展增加者。如初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收錄漢魏六朝二百餘家對《周易》《尚書》《毛詩》等十四部經典的釋詞、注音等資料。所論「經典」，還包括《爾雅》《老子》《莊子》等。清代著名學者段玉裁《十經齋記》(《經韻樓集》卷九)又益之以《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說文解字》《九章算經》《周髀算經》等，以為「二十一經」。無論如何劃分，都以「五經」為基始。

現代學者的劃分，又有所不同。黃侃認為真正可以稱為經典的只有八部，即《毛詩》《周禮》《左傳》《史記》《漢書》《文選》《說文解字》《爾雅》。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在杭州大學讀碩士研究生時，姜亮夫先生教導我們要終身研讀十二部經典，即：《詩經》《尚書》《周禮》《禮記》《周易》《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老子》《莊子》《楚辭》。這個書目以「五經」為核心，輔之以「三禮」、「三傳」。「三禮」中較為難讀的《儀禮》沒有被列入。從中國文學史的角度看，我認為還應當加上《文選》。

從《從文獻到文本——先唐經典文本的抄撰與流變》的論述範圍看，作者心目中的經典，含義則更為寬泛，還應該包括諸子如《淮南子》《呂氏春秋》一類的典籍，是廣義的經典範疇。另外，作者還討論了先唐的文本文獻問題。這與今天所說的文獻，不僅包括書面材料，還包括聲頻、視頻等技術手段記錄人類知識的一切載體多有不同，而與《論語》所說「文獻不足征也」的「文獻」含義相近，是指記錄的各類知識的圖書與典章。這類文獻數量很多，內容很雜，後來便衍生出一門學問，叫文獻學。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認為：「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他又說：「我們所提倡的國學，十有九屬於這個範圍。」在這裡，文獻與經典便發生了關係。我的理解，孫少華、徐建委兩位同志所說的先唐文本文獻，大約近於梁啟超劃定的範圍，是狹義文獻，並特指先唐文獻，也就是早期鈔本時代的文本文獻。

近年來，「鈔本文獻」「刻本典籍」「文本演變」等問題，備受海內外古典學界關注。按照後現代理論，鈔本時代的經典，存在著程度不同的疊加現象。流傳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獻，有的是單一資料來源，也有的是早期多重資料來源，存在大量異文，具有不確定性。今天所看到的眾多版本，很難說哪種本子是定本，哪種本子有後人疊加進去的內容。不同性質的文本本身，已經成為文學史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閱讀這些文本文獻，很可能就會出現言人人殊的情況。據此，海外一些學者得出這樣的結論：先唐經典的穩定性是不存在的。

但是，問題遠不是預設的那樣簡單。

如果從殷商文字開始算起，傳統文獻流傳至今已有三千多年。漢代以來，佞古思潮長期居於主導地位，認為現存早期文獻都是老祖宗說的，老祖宗寫的，老祖宗傳下來的。《莊子·天運篇》提到的「六經」就是今天看到的「五經」。宋元以後，人們疑古改經，直至清初，很多經典與史料才重新得到系統的整理。以閻若璩為代表的一批重要學者發現，像《尚書》這樣的早期文獻，其中有很多記載相互矛盾，有必要進行釐清，甚至對文獻本身也提出質疑。19世紀末，疑古思潮甚囂塵上，與此前的疑古之風遙相呼應。俄國漢學家王西里(V.P.Vasiliev，1818-1900)《中國文學史綱要》(1880年出版，2013年聖彼得堡國立孔子學院中俄文對照再版，第330頁)認為，除《詩經》《春秋》外，現存先秦典籍多數是漢代產物，甚至更晚。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提出十二種辨偽方法，也將先秦以來流傳的很多典籍列為偽托之作。類似這樣的觀點，左右了學術界近一個世紀。

最近三十多年，地不藏寶。隨著出土文獻的不斷增多，越來越多的材料證明，中國早期文本文獻的傳承相當複雜，梁啟超提出的辨偽方法，大多數站不住腳。而且，更重要的是，現在所有出土文獻，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學術史的面貌。近百年來出土的甲骨文，更能證明司馬遷所見史料具有可靠性。這充分說明，中國早期文獻確有其穩定性的品質。

當然，這只是中國早期文獻的一種形態，其不確定性、可疑性因素依然大量存在。譬如司馬遷《史記》的記載就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場面的描述更像小說。甚至可以這樣說，早期的歷史文獻，更像是歷史小說。這也容易理解，因為中國古代早期文獻，始於口耳傳播，經過世世代代的漫長流傳，最後才被寫定。在這個流傳過程中，口傳文獻信息不斷被累積、刪改、演變，最終形成文本文獻。如《漢書》中的《哀帝紀》《天文志》《五行志》均記載有流傳於漢代的「訛言行詔籌」，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五行志》說：「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稿或稾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發徒踐，或夜折關，或逾牆入，或乘車騎賓士，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載體、文字、解讀、影響不斷變化，說明一個文本文獻，從口頭傳播，到最後定型，在這個過程中，製造者、接受者、傳播者、闡釋者各不相同，所產生的文本內容也就頗多差異。

出現這種情形，至少有主客觀兩重因素。從客觀上說，早期的歷史，口耳相傳。歷史主幹為經，較為粗略；後人闡釋為傳，注重細節。到後來，經傳合流，便形成歷史。司馬遷就是根據這些經與傳，勾畫出中國三千年的發展歷史。從主觀上說，任何歷史都是由人來書寫的。有了人，便有了不同的思想。面對同一歷史材料，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處理。平民歷史學家寫歷史是一種寫法，官方歷史學家又是另外一種寫法。不論是誰，站在不同的立場，對於史料就有不同的取捨，甚至是有意的遮蔽。這種現象，無處不在。文化不高的劉邦、相貌一般的朱元璋，都被歷史學家描繪成龍顏「隆準而龍顏」或「姿貌雄傑，奇骨貫頂」。至於他們的劣跡，則略而不記。秦漢對於歷史著述、諸子言論的控制非常嚴密，像《史記》這樣還算比較公允的史書，東漢初年的漢明帝仍詔問班固，批評司馬遷「微文刺譏」，東漢末年的王允也視其為「謗書」，禁止其流傳。蔡邕在江南看到王充《論衡》中記載了很多六國以來的歷史故事，嘆為異書。事實上，王充從班彪處看到過一些漢代原始文獻，包括《史記》，這裡有線索可考，而博學如蔡邕，在進入高層之前則未必有這樣的閱讀條件。站在今天的立場來推想，從戰國末年列國的分分合合，到楚漢八年的血腥紛爭，在這樣的一段時期里，不知發生過多少動天地、泣鬼神的歷史故事！可惜，只有一部被劉邦認可的《楚漢春秋》(陸賈著)殘存於世，其精華部分被《史記》收錄，而其他不計其數的歷史文獻則煙消雲散，以致後世沒有產生一部類似《三國演義》那樣的歷史小說，來描繪這段跌宕起伏的宏闊歷史，真是遺憾！顯然，這是統治集團有意控制和選擇的結果。魏晉以後，當權者對於民間的掌控已力不從心，所以才會有三國故事在民間廣為流傳，箭垛式的人物亦越來越豐滿，以三國故事為背景的講唱文學逐漸成熟，最終推出了《三國演義》這樣的歷史小說。從此，歷史與小說分道揚鑣。歷史儼然以公正、真實相標榜，但在實際的敘述中，如前所述，由於立場的不同，對於材料的取捨便大不同，結論可能大相徑庭。甚至在同一敘述者的著作中，也常常會有前後矛盾的記載。歷史著述中的這些有意無意的錯誤，可以說是隨處可見。無意的錯誤可以理解，由於聞見有限，根據一些主觀臆測充實歷史文本，很可能會與史實相違背。而有意的錯誤更是不在少數。魯迅在《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之餘》中說：「清朝的考據家有人說過，『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妄行校改。我以為這之後，則清人纂修《四庫全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變亂舊式，刪改原文；今人標點古書而古書亡，因為他們亂點一通，佛頭著糞：這是古書的水火兵蟲以外的三大厄。」清代顧千里就主張「不校之校」，認為中國的典籍，毀就毀在歷次的校勘整理上，校一次錯一次，逐漸失卻原貌。

由此看來，中國早期文獻的抄撰與流傳過程非常複雜。其穩定性與可信度的矛盾無處不在。余嘉錫《古書通例》對此有客觀的分析，要言不煩，很有說服力。他告訴我們，對於歷史的理解，不能根據局部細節否定整體，也不能因相信整體而忽視細節問題，凡事都要具體分析。這應當成為我們對待中國早期文獻所應持守的基本原則。

孫少華、徐建委二位同志在撰寫《從文獻到文本——先唐經典文本的抄撰與流變》中，努力恪守這一原則。全書緊緊圍繞先唐文獻的歧異與文本形成等核心問題，從先唐經典與文本文獻入手，或宏觀考察，或微觀分析，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理論問題。

首先，作者充分注意到先唐經典與文本文獻的「歷史性」與「時代性」問題。作者指出，閱讀先唐文獻，必須深入考察其產生的文化、歷史、思想淵源，同時又要注意其所處時代的學術、社會、政治需要，避免將文本文獻研究簡單化與程式化，只是把它作為一個超越時空的文本而忽略其演變的細節。作者認真比對了《淮南子·主術》與《呂氏春秋》兩書所引的相同文獻，認為編纂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所處的地域、時代，以及編纂古書的目的、文本性質等不同，決定了文本文獻中的文字表述、文本風格的差異。漢代人的「閱讀習慣」「閱讀思維」使得他們在整理先秦文獻的時候，既有對先秦文獻的較多改變，也有可能完整保留，一定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其次，作者通過大量的實證分析，指出了先唐經典與文本文獻流傳過程的複雜性與多系統性。文本文獻是多層次、多系統的工程，其經典化也有一個複雜的演變過程。《文選》所收左思《蜀都賦》，李善注引揚雄《蜀都賦》加以充實印證，讀者可以接觸到正文與注文兩種文本，突破了單一選本的閱讀限制，為讀者提供了一個選本、注文以及二者重新組合而成的新的文本文獻，拓展了讀者的思考空間，從而有可能改變讀者最初局限於選本正文而產生的誤讀，起到「糾偏」的作用。其結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選本的原貌與編者的最初設想。這就是早期文本文獻選本與注本的特殊作用。這個問題很有趣，值得繼續探討。

最後，為了印證上述兩點認識，作者廣泛考察了秦漢以來流傳的「公共素材」，用以說明這些材料是如何改變歷史敘述的。作者選擇了兩個重要節點展開自己的論述。第一個節點是兩漢之際。西漢後期的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先秦典籍，編纂《別錄》與《七略》，東漢初年的班固在劉向、劉歆父子成果基礎上編修而成《漢書·藝文志》。漢代對文獻的整理，在客觀上將先秦學術文化框架定於一尊，後世很難超越。這是大一統的中華文化的第一次系統整理的結果。第二個節點是唐宋之際。我曾經在《鈔本時代的經典研究問題》一文中說過：在中華文化史上，唐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時期。中國早期經典文獻，大多定型於這個時期。學術界普遍認為，唐代咸通九年印製《金剛經》，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標誌性事件。此前，學術界一直在努力推進儒家經典化進程，包括編纂「五經正義」、校刻「開成石經」，但是傳播終究有限。隨著宋代刻書事業的發達，文化經典走進千家萬戶，經典化工作也相應地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從文本到文獻——先唐經典文本的抄撰與流變》以國家圖書館藏宋刊《毛詩詁訓傳》為底本，仔細勘對《毛詩正義》註疏中的三百多條異文，深入考察了宋人是如何將這些異文整齊劃一，最終完成經典化的定型工作的。不僅如此，本書作者還以《晉書》為例，重點討論了這部唐代文本的獨特風格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作用於歷代讀者的閱讀想像之中，形成後來關於魏晉時代的「整體歷史形象」。這些，都是讓人很感興趣的話題，很有可能會改變我們在以往閱讀中固化下來的觀念，甚至改變文學史敘事的僵化格局。

其實，中國古代學術還有一個重要節點，就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以來形成的學術傳統，它與前兩個節點共同構成了中國學術的三大傳統。周秦漢唐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要嘗試解決20世紀學術傳統帶來的各種問題。在具體的研究工作中，要做到視野廣闊，上及先秦兩漢，下至唐宋明清，甚至到近現代，而不能僅僅局限於周秦漢唐。這是一個更大的課題。

原文出處：復旦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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