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宋皇室不聽高人勸貧血漢民族

漢民族何時整體喪失了血性？答案須從「最富有的大宋王朝」那裡尋找。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觀之，北宋亦可謂超級經濟大國。

宋史《元豐九域記》錄入：北宋的都城東京（現在的河南開封），總人口不下200萬，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大城市」。

因為古代中國不可能有國內生產總值（GDP）統計，以及與世界經濟總量等等的換算，所以,這些經濟數據無法從宋史中直接查詢。現代一些經濟學者根據《元豐九域記》等宋代史料記載的當時金銀價格、鑄幣等情況，進行過大致換算，得出令人咂舌的結果：宋朝經濟最頂盛的時候佔世界經濟總量百分之八十。中國以不足世界15%的人口，創造了80%世界財富的經濟奇蹟。

如果上述經濟總量記錄屬實，哪怕是一半屬實，那麼這個中原國家亦配得上「世界第一經濟大國」的稱號。而關於中國的東京曾是世界最大城市這一說，鄰國日本倒是提供了考證。日本首都原為京都，江戶時代遷都江戶，後明治維新時將江戶更名為「東京」，這或可歸納為艷羨宋都的「東方大都情結」，此情結亦可佐證當時中國東京不啻於中世紀的「世界都城」。

《清明上河圖》描繪的東京繁華景象千年後仍讓世人驚嘆不已。查驗歷史資料，這幅畫卷還真不是畫家張擇端憑想像力而粉墨的，它基本上是「寫實之作」。雖然當時北宋之中國已近末世（徽宗統治期），但夕陽亦顯無限好。《清明上河圖》是宋中國經濟成就驕人的絕唱，北宋幾乎造就了中國世俗社會的「終極盛世」。

世界對華夏艷羨不已的時代，隋唐開頭，兩宋置頂。大唐有錢，而不怎麼大的宋卻明顯更有錢，可謂中國最闊綽的朝代。宋神宗時期，中國國庫鑄幣一年即達500萬貫，是唐朝開元盛世的近20倍。

國內經濟和國際貿易的繁榮使得宋擁有了巨額資本，北宋創造過1.6億兩貫的財政新高，即便偏安的南宋，國家財政總收入也曾達到1億兩白銀，經濟總量位居世界前列。

一個GDP上億兩白銀的經濟大國，對世界而言，簡直是「天上人間」。按理說，這樣的大國，應該超越大唐，引得「八方來賀」。

然而，宋中國的「國際地位」卻是一塌糊塗——不是「八方來賀」，而是「八方來攻」。「經濟大國」被三個「敵國」部落包圍——西夏党項，北遼契丹，還有東北的「後起之秀」金國女真。這三國，比起宋來，很窮甚至很小，但卻敢主動攻宋。

宋朝皇帝是怎麼應對侵略者的？破財免災，用金錢換和平。

無論勝負結果如何，不管從屬關係有別，宋對塞外國「一視同仁」，都送銀子，「用金錢換和平」的道路一直走到黑。他們有自己的小九九——花小錢辦大事。對「弟弟」契丹遼國，在取得勝勢的情況下，宋真宗還痛快地答應每年給10萬兩歲幣銀，就是因為10萬兩歲幣銀占不到北宋年財政收入的1%，的確是個「小意思」。

然而，一味算經濟賬的宋皇們留下一個致命遺患——精神虛弱。經濟損失不大，精神損失不小。他們的金錢外交等於向周邊鄰國發出「精神示弱」的信號——不管誰來打我，無論你輸你贏，最後都是我掏錢「交朋友」。如此，對周邊國家而言，攻宋是個光賺不賠的買賣，何樂而不為？

因為只算經濟賬不算精神賬，所以兩宋中國漢民族出現了精神斷層，乃至雖然到處送錢，但還是在周邊小國面前都抬不起頭。自宋起，「國富民弱不禁打」成為外敵普遍的「中國印象記」，也成為他們一再喜歡對中國下手的主要原因。這些好戰近鄰，就是希望通過戰勝中國，一舉成為「世界暴發戶」。

對於宋代漢民族精神衰弱的原因，當時早就有高人看出端倪。

宋朝有個著名政論家叫葉適，他指出漢民族「失血」的病因就一條：君權過於集中。他在著述《始論》中說：「權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上獨專操制之勞，而其下獲富貴之逸。」

葉適認為，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利於治內卻失之於御外。全國在朝廷的嚴密控制下，莫談武事。全國軍隊只聽命於君主，國民又手無寸鐵，只得「坐視胡虜長驅深入」。

葉適進而指出，要改變這種局面，中央必須實施分權，給與地方自治權。如是才能各自對國家負起責任，「民此民也，事此事也。」

可以說，作為當局者，葉適沒有迷，他的話基本切中要害。任何一個民族，如果想要打造強國，應該「內柔外剛」——固外者宜堅，安內者宜柔。但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往往反其道而為之，結果外患頻仍，國恥不絕。同樣一個漢民族，之所以唐強宋弱，就是因為唐朝「二元制」對內寬鬆，對外強硬。而兩宋卻是「內緊外松」。全國上下談武色變，焉有不衰之理？

葉適雖向趙宋天子提出了策議，但最後還是無濟於事。因為趙宋天子打的是小算盤，堅持「防內不防外」，以金錢土地換和平，求得政權苟安。

而苟安的政權，是不會久安的。宋以放棄北方為代價，苟延殘喘了152年，耗死了女真金國，但是更強勁的外敵——蒙古帝國崛起了。這個外敵之強悍與貪婪前所未有，他們不僅要中原，而且執意南下拿下整個中國，在蒙古帝國的鐵騎下，苟安而保守的南宋終被吞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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