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宜戰俘營：揭露二戰日軍東南亞戰俘營全貌

本文摘自[英]海沃斯：《日本遠東戰爭罪行叢書：樟宜戰俘營1942~1945》，重慶出版社2015年出版。

英文版序

這本書講述的是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在新加坡樟宜戰俘營的親身經歷，他們被日軍從1942年囚禁到1945年。我從孩提時代就對日軍囚禁的英國和澳大利亞戰俘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我個人角度來說，我既不認識任何一個前日軍戰俘，我家裡人也沒有給我講述過任何關於他們的故事來增加我的興趣。我對於這個課題的興趣完全是因為觀看了很多二戰影片引起來的。關於戰俘的最著名的二戰影片是《桂河大橋》和《大逃亡》。這些電影可以說是我研究戰俘問題的起點，隨著我學識的增長，我開始就戰俘問題進行專門的研究，我寫了一系列的關於二戰戰俘的文章，在此之後，又從更加學術化的角度來解讀這些戰俘的經歷。我對這個課題的迷戀引發了我的幾個思考。日本人對待戰俘是不是也像德國人那樣，非常殘酷？這兩者的殘酷程度可以簡單類比嗎？他們誰更殘酷？這兩者有必要對比嗎？能不能對比？從這些違背人道法則的暴行，我們能夠反思什麼？那些被殘酷對待的戰俘們會留下怎樣的心靈創傷（我特指二戰中的戰俘）？從很多方面來說，這些問題是很難說得清楚的，簡單地將日本的暴行和德國的暴行相比是不科學的。各方面的事實表明，對於盟軍戰俘而言，他們更多人寧願做德國人的戰俘，也不做日本人的戰俘。成為德國人的戰俘比成為日本人的戰俘要幸運得多。

我發現「樟宜戰俘營」是很偶然的，而且當時剛開始閱讀關於它的文字的時候是非常震驚的，我是在詹姆斯·克拉維爾不朽的小說《國王老鼠》中發現它的，克拉維爾描述了淪為日軍戰俘的經歷。從1945年開始，關於樟宜戰俘營的各種猜想和人們的一些模式化的認識就開始流傳開來了，這些猜想和模式化的認識並沒有太多原始的事實依據。人們習慣上喜歡將德國戰俘營中盟軍戰俘的遭遇搬到囚禁在樟宜戰俘營的盟軍戰俘身上，事實上，德國戰俘營的條件和樟宜戰俘營的條件完全不同。關於樟宜戰俘營的史料中，目前還沒有發現翔實的關於日本看守對待戰俘的態度以及日本看守和戰俘的關係的可信證據，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在日本人對待戰俘的態度及日本看守和戰俘的關係這兩個問題上，比之德國戰俘營，有天壤之別。雖然同為法西斯國家，但是日本對待戰俘的野蠻和殘酷程度遠遠超越德國。

在樟宜戰俘營中的戰俘有很多獨特的經歷，這些經歷在其他盟軍戰俘身上是沒有的。這本書就是試圖說明樟宜戰俘營的這些獨特性，只是試圖說明，並不是給出最終答案，筆者希望拋磚引玉，提出問題，希望有更多的學者來關注這個課題，深化這個課題。1942年2月，在新加坡投降的盟軍官兵對於日本管理戰俘的政策有什麼反應，這個問題也需要進一步細化。樟宜戰俘營中的戰俘們在日本看守底下到底過著怎樣的生活，這個問題也需要更多的細節性材料來說明。

從根本上來說，我寫作本書的目的在於提供一個不同的範本，或者說是一個不同的視角，便於讀者認識落入日軍手中的盟軍戰俘的悲慘命運。他們的悲慘命運，不是可以套用德國戰俘營的經驗就可以體驗的。這本書也將證明，西方國家對於日本人手中的盟軍戰俘的遭遇的認識是不夠全面和科學的，甚至是錯誤的，套用德國戰俘營的經驗是不對的，不足以認識到日本戰俘營的殘酷，德國人對待戰俘的殘酷性和日本人對待戰俘的殘酷性不在一個層次上。有些人認為盟軍戰俘在日本戰俘營中僅僅是作為苦力，這一情況在樟宜戰俘營中也已經發生，但是戰俘的悲慘遭遇不是可以用苦力就可以形容的。樟宜戰俘營的戰俘雖然被迫經常對日本人卑躬屈膝，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倒下，也沒有被日本人擊垮，這一點應該載入二戰戰俘史，樟宜戰俘營中的盟軍戰俘在氣節上的傑出表現，可以作為盟軍戰俘的代表，這兩點也許就是樟宜戰俘營中的戰俘與別的法西斯國家戰俘營中的戰俘不一樣的地方。在樟宜戰俘營中的戰俘還有一點獨特的體驗，那就是他們參與了緬泰死亡鐵路的修建，他們經歷了駭人聽聞的惡劣環境的嚴酷考驗。本書也將簡單地討論一下日本看守和盟軍戰俘的相互關係，分析一下樟宜戰俘營的權力結構。我這樣做，也算是為馬來亞戰役和新加坡淪陷的歷史提供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個新的維度吧。

我從事這個課題研究，欠了很多人情債。如果沒有英國皇家軍事學院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這個項目的，該學院給我提供了一個三年的獎學金。諾斯科特基金會給我提供了長時間都留在澳大利亞從事研究的機會，並讓我有時間對馬來西亞以及新加坡的樟宜戰俘營進行充分的考察。我實地考察和研究的時間，的確是夠長的了。我要向我的博導耶魯大學的喬伊·溫特教授和劍橋大學的史蒂芬·拉吉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謝。我也要對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漢克·尼爾森教授表示感謝，感謝他的建議和鼓勵。大英帝國戰爭博物館和澳大利亞戰爭紀念館的朋友們也對我的工作給予了無私的幫助。同樣，我也要向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的老師和朋友們表示感謝，朋友們給予我太多的鼓勵，由於寫作博士論文的壓力極大，如果沒有我的朋友們的鼓勵和支持，我很可能徒耗時間、分散精力。我最要感謝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阿拉娜，我的母親羅娜和我的嬸嬸多麗絲，她們給我無限關愛和支持，並且從未改變，貫穿了我的整個博士生生涯以及拙作準備付梓的漫長時段。我也要感謝我親愛的女兒愛麗絲，她還太小，還不能體驗玩具的樂趣。上帝把她賜予我。如果沒有她，我的人生將變得貧乏。我要將這本書獻給他們。我在寫作本書的過程中發現，我雖然經受了嚴格的學術訓練，但是我很難做到不偏不倚，雖然我可以用學術化的語言來表達我的觀點，但是讀者還是可以在字裡行間讀出我對殘暴日軍的憎惡，這種感情流露也許在學術著作中是不合適的；我在書中留下了不少的評論性的文字，這樣做也顯得不夠專業。儘管如此，我必須表達這樣一個態度：對於樟宜戰俘營中很多勇敢的英國戰俘、澳大利亞戰俘、印度戰俘和海峽殖民地的華人戰俘——他們曾英勇地守衛了馬來亞和新加坡，他們的投降並不意味著戰爭對於他們已經結束，而是意味著他們更加偉大的鬥爭的開始——他們要與飢餓、疾病作鬥爭，要與日本看守加諸在他們身上的不平等作鬥爭，要與日本看守對他們的漠不關心作鬥爭，要與日本看守隨時隨地的殘酷虐待和肆意殺戮作鬥爭。他們有很多人長眠在戰俘營中以及緬泰死亡鐵路的工地上。但是他們都是勇士！

樟宜（Changi）位處新加坡東部，由樟宜角、樟宜機場和西樟宜三部分組成

中文版序

在描述日本二戰暴行的書籍中，《樟宜戰俘營》是一本很特殊的作品。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942年新加坡淪陷，有4萬多名英、美、澳、荷蘭及印度戰俘被日軍俘虜，關押在新加坡樟宜基地，他們在這裡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歲月。從1942年2月到10月，相比較其他地區的日軍戰俘營，這些俘虜受到了日本人的「優待」。到次年，經過兩次遷移，這裡的戰俘只剩下5000餘人，其他3/4以上的盟軍戰俘均被日本人押往緬甸修建緬北鐵路，在那裡，他們遭到了非人的待遇，而留在樟宜戰俘營內的盟軍戰俘卻一直過著比較平穩的生活。他們「無憂無慮的生活看起來出人意料的好」，自稱為「享受新鮮的空氣、和平以及大海」，還可以在俘虜營中隨便閑逛，喝咖啡並組織演出。日本軍方也沒有對他們進行虐待和強制勞役，甚至還允許他們向家鄉和親人發出聯繫的明信片。但是有一點必須指出，日本人還是完全將他們當作戰俘來看待的，主要表現在食品和藥品的供應上，對他們進行了限制。日本人還使用印度偽軍對他們實行看管，並要求他們從事機場建設等一些基礎工作。對於敢於逃跑的盟軍戰俘，日本人毫不猶豫地將其處決。這就是這本書給讀者描述的有關樟宜戰俘營的基本狀況。

1944年5月，隨著盟軍的勝利反攻，日軍將樟宜戰俘營的盟軍官兵全部遷往樟宜監獄，進行了最後一段時間的囚禁，使他們經歷了最艱難的一段時期。面對情況的改變，盟軍戰俘內部也有了分化，但是在情況變得更嚴重之前，日本投降了，戰俘們因此得以僥倖生還。

在被關押期間，對戰俘們唯一的巨大恐懼就是他們聽說被押往緬甸的戰俘在修建鐵路的過程中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大多數戰俘被虐待至死，能夠回到新加坡集中營，已經是他們瀕死前最大的期望。

總結日軍樟宜戰俘營的歷史，我們發現，它在中國和南洋整個被日軍佔領地區內，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以及朝鮮、菲律賓、泰國、緬甸等地區，都是一個極其特殊的例子。在上述這些地區內的日軍看管下的盟軍戰俘營內，都發生了令人髮指的虐待戰俘和非人道酷刑、勞役、虐待、飢餓甚至於用戰俘作人體實驗等慘無人道的行為，其中最著名的如泰緬鐵路建設和「巴丹死亡行軍」，還有在中國東北的盟軍戰俘營內數不清的日軍暴行。

為什麼日軍在新加坡樟宜戰俘營里會一改他們殘暴無恥的行徑，基本上對於盟軍戰俘採取自我管理的方式，只要他們不逃跑，就不加干涉，變得那樣的「仁慈」？雖然日方的檔案資料我們無從查詢，但細細想來，應該歸納出以下幾點原因：

其一，日本對西方進行虛偽宣傳工作的需要，使他們不得不做出一些假象來在盟軍戰俘中換取口碑，偽造出皇軍「仁慈」的假象，為自己臉上貼金。

其二，日軍自以為在攻佔新加坡戰役中已經大獲全勝，取得了他們所需要的「臉面」，所以在戰勝之餘，對盟軍戰俘給予了一定的優待，而使他們在寂寞和舒適的條件下對自己的戰敗經過有一個痛苦的反省，這也是一種精神的「虐待」。從盟軍戰俘的筆記與回憶中來看，存在這樣的一種情況。

樟宜戰俘營

其三，日軍對於英美盟軍戰俘和印度戰俘之間採取了不同對待的離間政策，他們組織了印度錫克族戰俘武裝來看管其他盟軍戰俘，並要求盟軍戰俘向這些印度兵敬禮，實際上是在討好印度人，離間他們和原來的殖民者的關係，由此把日本人打扮成為「東亞的解放者」的角色。

最典型而能說明日本人本質的情況就是，在新加坡，他們對華人和對歐洲人採取了完全不同的屠殺政策，就在樟宜戰俘營附近還發生過日軍對華人的大屠殺，為英美戰俘親眼所見。日本人在各地的戰俘營和監獄中對中國人都採取了法西斯主義的大屠殺和殘暴的虐待政策，毫不留情，行為殘忍，燒殺搶奸無所不為，我們很難找到一個或者可以說幾乎沒有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或者南洋各地優待中國人的例子，甚至在南洋其他地方日本人對英美戰俘也採取了極端殘忍的虐待政策，相比之下新加坡樟宜戰俘營的所謂優待盟軍戰俘已經成為一個奇怪而突兀的事例。

總之，新加坡戰俘營在歷史上是一個特殊的例證，它不能代表日軍在二戰中在遵守國際公法方面的基本表現，也不能反映日軍的本質，它只不過是日本軍隊偽作仁慈對外宣傳進行欺騙國際輿論的一個工具。這一事例不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我們不能以樟宜戰俘營的歷史來證明日軍在二戰中的對待俘虜的表現，並得出日軍遵守國際公法的結論，相反，我們從樟宜戰俘營派往緬甸修築「死亡鐵路」的勞工團的悲慘歷史和遭遇可以看出日本人對待新加坡戰俘依舊是採取了不人道的手段。

這本書的價值就是讓人們看到二戰時期日本軍隊對待戰俘虛偽的另一面，並經過全面的分析研究，更加認清日本法西斯的本質。

編輯：桂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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