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如何創造，如何改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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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少數的學者主張，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在19世紀才產生，包括俄國貴族中分離出來具備獨立批判意識的一批文人，以及該世紀末，因德雷福斯案挺身而出，不畏強權和民粹狂暴的左拉等作家。

當然，如果將知識分子界定為知識的發現者、生產者和傳播者，僅就歐洲來說，發源時間恐怕就要大大提前。在中世紀中後期，以及整個近代（15-18世紀），許多學者、作家都驕傲的將自己看作是「文人共和國」的公民，表達了他們超越國界的群體歸屬感。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劍橋大學文化史榮休教授彼得·伯克長期致力於研究西方史學思想和歐洲文化史，他在《知識社會史（上卷）：從古登堡到狄德羅》一書中指出，12世紀時，歐洲在修道院之外就出現了相對獨立的知識階層，也有了知識女性，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才女」。儘管如此，中世紀中後期的歐洲知識階層，仍主要限於教士、醫生、律師等群體。

中世紀末期，印刷術的引進和改良拓寬了知識階層，16世紀的威尼斯、巴黎、倫敦等歐洲城市，開始出現受過人文主義教育的作家階層，他們以筆為生，撰寫了主題多樣、品種繁多的作品。新的作家階層除了寫作之外，部分人服務於神職機構，也有不少人受雇為城邦統治者、貴族的秘書。到了17世紀，知識的生產和傳播促成了更為明晰的社會分化，德國大力創建近代式的大學，後來英國也大力效仿，意味著學者工作不必再像過去那樣首先考慮教會的限制，學術研究的空間更大，相比過去也更加開放。再往後，18世紀，歐洲許多都市開始效仿英國皇家科學院，設立獨立的科學院、研究院，學術界由此開始建構自己的行業秩序。彼得·伯克概括說，雖然學術界仍存在分化和衝突，但18世紀以來的知識階層的群體認同感越來越強，則是不爭的事實。

這之後，隨著工業化、都市化的浪潮，城市人口激增，新聞媒體大量湧現，知識分子群體中開始加入了新聞工作者，而其他類別的知識分子也可以通過大眾媒體發聲。《知識社會史（上卷）：從古登堡到狄德羅》書中也提到了，在中世紀同期的伊斯蘭世界，穆斯林學者階層也相當發達；而在中國，文人、士紳等知識階層形成的時間更早，地位也更加顯赫，中國古代的行政體制很早就擺脫了貴族壟斷，這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確實形成了有利於知識生產和傳播的環境（古代中國平民識字率也長期領先於歐洲）。

《知識社會史（上卷）：從古登堡到狄德羅》是一本十分傑出的知識社會學與知識史作品。彼得·伯克經過長期研究，在掌握中世紀以來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知識生產、傳播的詳細資料後寫成此書。這本書關注中世紀末期到近代晚期，歐洲的知識生產群體、機構的形成，作為知識傳播最重要方式的教育的開展形式的演化，知識的分布、分類，不同時期之中教會和國家如何調控知識生產與傳播，各時期銷售知識的市場與出版界以及知識的消費者如何與知識開展互動。這本書可以幫助讀者理解我們現在輕而易舉可以獲得的人文和科學知識，是在怎樣一個漫長的歷史時期，經過長期反覆的博弈與探索才得以獲得基本生產與傳播的條件。

中世紀終結後，如前所述，近代初期，歐洲很多國家和各城市都分布著學校、學會、學院等生產知識的機構。但正如17世紀英國大科學家培根所說，這些團體跟教會相似，也有不少規則和習俗都不利於知識的發展。學術圈自那時起對於創新及其提出者、倡議者都帶有很強的敵意，當然考慮到歐洲各地當時趕時髦式的大量創設學術機構，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新學術機構不可避免也會為創新和所謂的異端思想留下空間。到了18世紀，啟蒙運動興起，學術界「越來越認識到更加系統地、專業地、實用地和協同性地搜索知識」，而產業革命為自然科學領域的革新帶來刺激，咖啡館和沙龍則提供了有助於湧現新思想的公共空間。

中世紀的歐洲版圖，從知識生產、分布的角度來看，呈現出許多個孤立的節點並存的形態。這並不利於知識被發現後的保存、傳播、詳述。印刷術發明後，豐富了各地的圖書館，而交通設施的便利化推動了圖書貿易逐漸走入繁榮。有趣的是，文化繁榮跟經濟繁榮一樣，在很長一段時期內，都必然呈現從分散分布到中心化的趨勢。特別是當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態在歐洲漸趨成型，各國首都和經濟中心城市已經意識到，信息和知識的極端重要性，無論是王室還是共和制的執政者，都非常重視對學術生產、圖書貿易等有關知識創造和傳播的資助。而在工業革命後，隨著更多人口流入城市，更為精密的社會分工開始呈現，城市本身產出的信息和知識變得更多，《知識社會史（上卷）：從古登堡到狄德羅》書中也提到，在城市中，知識的收集、核校、編輯、翻譯、評論、批判、綜合、摘要和分類都按照工業運作的邏輯實現了專業化，這當然有利於知識產量的增多。

知識生產數量的增多，必然會推動分類標準的細化，會促使原有學科、領域進一步細分；而這又更新了教育體系特別是大學教育。以大學課程為例，中世紀末期，歐洲早期就設立的一些大陸開設的課程，與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相差無幾，但到了近代，已經有了更為規範的分科，例如，自然哲學就被分為物理學、植物學、自然史、化學等獨立學科。學科數量的增多，直接帶來的變化還包括，促成了新式的百科全書編纂。

中世紀末期以後的幾百年，知識生產和傳播很快就演變為了規模驚人的專門產業，這首先是因為知識有益於財富創造。為了進一步提高獨創知識的社會和商業價值，威尼斯人1474年就頒布了第一步專利法。但即便有專利法和其他方面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知識探測也同樣顯得有利可圖，尤其是17世紀之後，貿易和工業發展有利於國力增強，這成為歐洲各國的共識，進一步刺激了國家與國家、城市與城市之間的情報刺探，除了軍事情報之外，主要探測各類技術機密及商業信息。

知識生產和傳播在近代歐洲創造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圖書產業。專業書商和出版商嘗試用豐厚獎金，鼓勵甚至誘導著名作家、有名氣的其他作者圍繞潛在的市場需求進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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