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廬山會議鑄成彭德懷冤案的原因是什麼

來源 / 環球網

作者 / 王玉貴 胡政勃

本文摘自《黨史縱覽》2005年10期，原題：廬山會議鑄成彭德懷冤案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彭德懷

許多相關的論著都曾指出：毛澤東和彭德懷兩人在歷史上矛盾較大，相互間的成見很深，有很多歷史上的疙瘩沒有解開。黃克誠回憶說：毛澤東和彭德懷在歷史上「因為某些觀點的分歧和性格的差異，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形成頗深的成見。」毛澤東曾開玩笑似的對彭德懷說過：「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毛澤東在1959年4月中央政治局(上海)會議上也說過：「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志，他是恨死我了；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跟彭德懷同志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師哲在回憶錄中也說：歷史上毛澤東與彭德懷誤會很深。毛澤東對彭在七大上的檢討很不滿意，曾說過：「他承認錯誤的態度十分勉強！也難說他是心悅誠服的。」又說：「此人剛愎自用，目空一切。」師哲由此認為1959年的廬山會議，「如果不是彭總，也不是那種硬性方式，可能結局會不同於此。」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上則提到關嚮應在死前曾流著淚說：「彭總，你不要反對毛主席，鬧派別。我是快死的人了」。

那麼，毛澤東與彭德懷在歷史上究竟有些什麼誤會和糾葛呢？

具體而言，彭德懷歷史上幾件事，使毛澤東難以釋懷。首先是袁文才、王佐事件。1930年2月中旬，在毛澤東等率領紅四軍向贛南進軍時，留守井岡山的彭德懷誤信讒言，釀成了「袁文才、王佐事件」，給湘贛邊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井岡山也從此落入國民黨之手，直到1950年人民解放軍南下才獲得解放。為此，彭德懷被批評是犯了流寇主義、不要根據地的錯誤。

其次是長征途中的會理風波。遵義會議後，重獲軍權的毛澤東為擺脫敵人的重重包圍，指揮中央紅軍與敵人進行了頻繁的戰鬥和大踏步的迴旋轉移。紅軍中一些指戰員極端疲憊，又對中央戰略意圖不明，產生了埋怨情緒。當時擔任紅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給中央軍委寫信，說毛澤東指揮軍隊作戰不行，應解除其軍事指揮權，讓彭德懷指揮中央紅軍。

在隨後召開的會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在嚴厲批評林彪的同時，又指責彭德懷說：「林彪的信就是由你鼓動起來的。」儘管彭德懷曾嚴正聲明：「這封信，事先我不知道」，並還批評林彪此舉不妥，但彭德懷對此事抱著日久自然明的態度，未對毛澤東做過多的解釋。再次，就是抗戰中的幾次爭論了，特別是關於彭德懷親自組織領導的百團大戰。毛澤東認為彭德懷此舉在組織程序上有違黨指揮槍的原則，獨斷專行，更為嚴重的是，這種和敵人拼實力的做法，不僅過早地暴露了自己的力量，從而在客觀上引來了敵人的瘋狂報復，而且也違反了自己所始終堅決主張的持久戰和游擊戰的戰略戰術思想。為此，毛澤東在百團大戰結束後的一個時期內主持起草的一些電報和黨內文件中，都曾有針對性地重申了他的一貫主張。

1941年6月9日，中共中央發布指示，要求各部隊注意「隱蔽自己保存實力」，避免「單純的軍事鬥爭」和「表面上的尖銳對立政策」，反對「一切只著眼到一時的痛快拚命鬥爭，而不知轉彎的辦法」。11月7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指出在今後一個階段中，我之方針應當是「熬時間的長期戰爭、分散的游擊戰爭，採取一切鬥爭形式(從最激烈的武裝鬥爭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兩面派的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省與保存自己的實力(武裝實力與民眾實力)，以待有利時機。」針對蘇德戰爭爆發後，黨內外一些人要求打大戰的壓力，毛澤東一再強調：我們的方針仍然是與敵進行無時間的不冒險的亦不消極的熬時間的游擊戰爭。相反，「假若不顧一切犧牲來動作，有使我們被打坍，不能長期堅持根據地的可能，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毛澤東再次強調：八路軍的任務只能是「積蓄力量，鞏固內部」，「休養兵力，恢復元氣」，「對敵偽以政治攻勢為主，以游擊戰爭為輔」，「熬過今明兩年」，才可能爭取大一些的作戰行動。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講到百團大戰一事時指出：「當時打大戰觀念轉不過來，本應該分散發動群眾的。」並批評彭看不到抗戰時期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複雜性。同時指責彭「黨性、組織觀念、紀律觀念差」。

第四，在朝鮮戰爭、高饒事件中的分歧及在彭主持軍委工作期間的矛盾。在朝鮮戰爭期間特別是第四、五次戰役中，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指揮不甚滿意。兩人的爭論雖非原則性的，但卻是日後矛盾公開化的潛在因素。

在高饒事件中，彭起初與許多領導人一樣，對高崗的陰謀活動缺乏應有的警惕，嗅覺不靈，還在不少場合有意識地講了不少好話。歷史已經證明，彭德懷這樣做並無個人目的，也沒有搞過什麼不正當的陰謀活動。但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卻認為彭陷得很深，「高饒聯盟」應改為「彭高聯盟」。

在主持軍委工作期間，彭給毛澤東所留下的不好印象主要有如下幾件事情：首先，彭幾次違背毛澤東的意願提出辭去國防部長一職。彭這樣做主要出於以下幾個方面的考慮：一是身體不好，很難承受軍委繁重的工作負擔；二是一直在軍隊工作，實戰經驗多而理論知識少，想讓賢；三是想脫離軍隊，從事經濟建設，以適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而在毛澤東看來，彭德懷此舉是不尊重他的決定，甚至是個人名位思想在作怪。毛澤東曾對彭德懷說：「給你個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嗎？」其次，在軍隊建設上，毛澤東對彭德懷比較重視正規化、現代化，相對輕視革命化的做法也有意見；第三，在工作方法上，毛澤東認為彭在搞封鎖，既少請示彙報，也不寫信，更不面談。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在當時的認識水平下，全黨一致地認為，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歷次鬥爭中都站在正確路線的一面，幾乎就是正確領導的化身。彭德懷跟毛澤東「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不服從毛澤東的領導，就不僅僅是個個人感情的問題了。因此，廬山會議認定彭德懷參加中共，不是入黨，而是搭夥、入股，複雜的歷史糾葛是鑄成彭德懷錯案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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