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史著作在美國獲大獎——「雄安新區」千年前的故事

前一天，這裡還遍布紅色或藍色屋頂的平房，主幹道兩側數量最多的是農機商店，大片的農田包圍著低矮的縣城。成為「新區」之後，這裡熱鬧起來，車水馬龍，房價飛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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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與雄州的環境歷史劇

記者 | 玄增星

編輯 | 秦珍子

今年的愚人節，張玲差點以為自己被開了「玩笑」。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4月1日，憑藉第一本著作《河流、平原、政權：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1048－1128》，美國波士頓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張玲被美國環境史學會授予2017年度最佳環境史圖書獎。

接過證書前，已經在美國工作、學習了十幾年的張玲還在擔心誤讀獲獎通知。該學會是美國環境史研究領域最權威、資深的學術組織，成立40年來，第一次把大獎頒給以非西方歷史為研究對象的著作。亞洲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那個木質、帶有金屬邊框的證書上。

▎ 張玲

幾乎在同一時間，張玲手機上彈出一條新聞。

4月的波士頓依然寒冷，關於這條新聞的討論達到沸點——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等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被設立為繼深圳和上海浦東後的又一國家級新區，「雄安新區」橫空出世。

「可能全中國99.9％的人都沒有想到這個決定的出台。」這其中也包括張玲，這位長期研究北宋時期河北地區的女學者，反覆看著那條新聞消息。在她剛剛獲獎的書中，有好幾處都提到了千年之前的雄縣，也就是北宋時期的雄州。

她發現，自己對研究對象千年之後境況的了解，似乎還不夠深刻。

一夜之間，天翻地覆

以2017年4月1日為界，雄縣在一夜之間徹底告別了過去。

前一天，這裡還遍布紅色或藍色屋頂的平房，主幹道兩側數量最多的是農機商店，大片的農田包圍著低矮的縣城。成為「新區」之後，這裡熱鬧起來，車水馬龍，房價飛漲。

翻看著這些消息，張玲想起了北宋時的雄州。這個地方並非第一次經歷如此突如其來的巨變。只是千年前的那一次，帶來的不是勃勃的生機，而是摧毀與衰敗。

北宋時期1048年，原本與當時河北平原的邊界線幾乎平行的黃河，突然在如今的河南濮陽東昌湖決口，隨後像一匹失去控制的野馬，衝進了河北平原。洶湧的洪水沿著平原的腹地一路向北，蔓延到了雄州與霸州連片的湖泊，然後在天津匯入渤海。

同樣在一夜之間，黃河與雄州，這兩個原本相隔200多公里的地理單元，以一種猝不及防的姿態相遇了。

▎河北平原地區黃河河道變遷及洪水方向示意圖（1048～1128年間）

對於張玲來說，這個環境現象「非常具有戲劇性」。這種構想在後來也成了她著作的標題：北宋中國的一出環境戲劇。

洪水淹沒了村莊和農田，整個河北至少有20％的居民失去了生命。八到九成難民離開故土，卻死於漫長的遷徙旅途，堆積的屍體在道路上蔓延了500公里以上。

此後一年間，暴烈的洪水讓三個季度的農作物顆粒無收。史料記載，飢餓的人們甚至父子相殘。1108年，黃河再次奪漳河河道北流，洪水將整個巨鹿縣城陷沒，直到1918年，巨鹿縣大旱，民眾在掘井的時候才重新發現了深埋於黃土之下的巨鹿古城。

實際上，出生、成長於浙江小城的張玲18歲到北京上大學的時候，這才在火車上第一次見到黃河。

「過黃河了！」父親搖醒她。她望向窗外，看見「整個天地都是黃色」，這才意識到，「北方到了」。4年前，她為了考察第一次走到黃河邊，那也是她唯一一次近距離感受這片土地。

對近現代環境史研究來說，地表上或許還能找到過去兩百年來留下的痕迹。而對於研究1000年前黃河流域的學者而言，不必在當代進行實地考察。但張玲覺得，「必須要去黃河邊走，必須感受那裡的溫度、泥沙，必須在精神上和情感上跟那片河流、土地有深入的接觸。」

跟千年前發生巨變時一樣，那也是一個夏天。然而眼前已經全然是另一幅景象。

「現代科技手段已經把黃河控制在相對平穩的狀態中，大部分水流在上游和中游被截留，並在寧夏、甘肅等地被引導、分輸利用掉了。」張玲說。行至下游時，黃河引發野獸般狂暴災難的可能性已經被大大降低。

在鄭州的黃河岸邊，她看到不同層次的泥沙淤積成深深淺淺的黃色，岸邊老百姓的漁船載滿觀光客，小餐館裡冒著熱騰騰的蒸汽。黃河的水流非常緩慢，河道舒緩地向遠處延展。

80年的相遇，近千年的迴響

對雄州來說，那場與黃河持續了80年的相遇，形成了綿延近千年的影響。如今不少湖泊濕地，還是當年留存的。

雄安新區往東北100多公里，就是首都北京。在千年前的北宋，如今的北京被稱為「南京」，是遼的五大都城之一。北宋建立後，宋遼雙方對峙於河北平原中部地區，流經雄州的拒馬河成為雙方在此地區的界河。雄州位於界河之南僅30里之遙，是北宋在河北的邊防重鎮。

在與黃河相遇之前，雄州已經擁有大量「塘泊」，即由溝渠、堤堰等設施連接的湖泊群、草澤地和一些水田構成的水域網路。這是北宋為了抵禦遼兵的入侵，利用河北地區地勢低洼、河湖密布的地形大量興修的。這樣一來，不僅能阻滯契丹騎兵，還能減少沿邊戍守兵士，節約軍費開支。另外，在塘泊中種植水稻，用兵士屯田，還能夠補給部隊軍糧，減少後勤補給的壓力。

自那以後，雄州「城南陂塘數十里」。據估計，北宋塘泊防線東西長達 400多公里，總面積達1萬多平方公里，包括如今的白洋淀。包拯曾出任過河北都轉運使，認為雄州「州城至北界只三十里，路徑平坦，絕無蔽障之所」，邊防安全「全籍塘水為固」。

「黃河的突然介入，短期內為這些塘泊帶來大量水源，使其整體面積變大，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北宋的邊防。」張玲說，「長期來看，黃河攜帶的大量泥沙加速了塘泊淤積和枯竭，並帶來了無盡的惡果。」

洪水在平坦的河北平原上任意衝撞，水流無法隨地勢排走，土地日益鹽漬化。包括雄州在內，無數的湖泊與池塘被淤塞，甚至一個城市都「埋在了黃河的泥沙之下」。淤泥很快就變得貧瘠，史料記載，河北平原曾經肥沃的土地都變成了沙地。

張玲在書中寫道：「水土流失隨之而來，不僅使得土地沙化成為嚴重的環境問題，也使得這一問題成為河北自11世紀直至現代的一個特徵。」

1194年，宋代官員為了抵禦金人對開封的攻擊，將黃河人為改道向南。那條被遺棄的河道則留在北方，成了沙源。起風時，沙塵暴會肆虐整片華北地區。幾個世紀後，一位朝鮮使者的記錄中還提及這裡「白沙平鋪，一望無際。曠野無草，五穀不生，人煙鮮少」。從那時至今，華北地區遭受沙塵暴的困擾，已經長達9個世紀。

以至於千年以來，這片土地上的農業、經濟活動、人口增長，都放慢了腳步。

未必只有人，才是歷史的主角

復興的機遇以另一種突如其來的方式降臨在華北大地。

看到雄安新區設立的新聞後，張玲的第一個念頭是「北京太大了」。

「雄安新區的設立，很大程度上是用來吸納北京無法承受的城市功能。」她覺得這個決定「似乎帶有一些無可避免的色彩」。

作為一位環境史學者，她立即開始想像，「城市化未必帶來好的後果。急速的、不加限制的城市化進程，可能會帶來資源的劇烈競爭，會給當地自然環境生態系統突然帶來巨大的壓力。如何吸納大量湧入的外來人口？如何解決當地的水資源利用、水污染處理問題？如何協調不同社會群體對各類資源的競爭？」

在她的研究中，已經有無數案例能夠證明：人類造成的環境惡化是長期而緩慢的，並非在短期內肉眼可見。「後果可能要等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在我們的子孫後代生活的環境中表現出來，而在我們的有生之年，那種存在於未來的可怕常常會被忽視，並且超乎想像和認知。」

在北宋的167年里，黃河中下游地區發生水患共計89次，大約每兩年發生一次。張玲介紹，當時抵禦水患的技術手段十分有限，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使用木材、泥土、石塊建造大壩。為了加固大壩，當地居民伐光了附近山陵中的樹木和灌木，大量泥沙被風吹到附近的河流，成為黃河濃重顏色的一部分。

北宋中期時，陝北一帶已經很難找到成材的樹木。麟州修固城池時，竟只能拿百姓家一扇門板代替，且再也找不出第二扇可以替換。太行山「失去了它的松樹林，變得光禿禿的」。

「辛苦砍樹的那一代人，根本想像不到自己的子孫會在肆虐的洪水中失去生命。」張玲說。

根據張玲的研究，北宋政府甚至會誘導黃河往某個方向改道，因為那裡被認為是邊緣性地區，對國家政權的核心利益危害要小一些。

「黃河與河北地區的環境問題就像一個黑洞。」張玲在書中寫道，北宋政權渴望馴服黃河，從而為國家和人民構建一個溫良的自然環境。這些努力被不斷吸入這個「黑洞」，卻造成生態系統的退化和人類社會的災難。

這種對政權強力改造自然環境的描述，是她此次獲獎的理由。美國環境史學會對她著作的評語是「一次關於政權的慾望、局限，以及自然變化無常的激動人心的研究」。

「人只是巨大世界中的一小部分，有時未必是主角。」張玲說，「歷史不光是由人創造的，而是人與物、自然之間交流形成的，這也是環境史強調的世界觀，它擴大了歷史的定義。」

在哈佛大學做博士後期間，張玲開始從一個「只關注個人和群體」的傳統歷史學者，轉而研究環境史。這是一個需要跨學科研究的學術領域，她開始從頭學習水文學、地質學、土壤學、生物學。

這個經常被外國人稱為「中國娃娃」的小個子女性愛聽爵士樂和嘻哈，寫書時會喝上一杯紅酒。「環境史研究需要多元，人也一樣。」對她來說，「吸取各個元素的長處，理解不同」才是最重要的。

「歷史學家的工作不是預測未來，不能把歷史的狀態直觀、直接地套用在現實狀態。」張玲說，「環境史就是要讓人重新改變看待世界的方式。某種程度上，經濟發展不是唯一的主導，個人的發展不是終極目的。明白了這一點，也許從現在開始，世界就能作出改變。」

獲獎已經快3個月了，那個隆重地鑲著邊框的證書依舊被她隨手扔在一邊，「重要的永遠是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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